新成立的文化局真的能搞好古蹟保育嗎？

Anthony Li

根據傳媒的說法，將來新文化局將有四大政策任務，包括處理現時民政局的西九項目和文藝撥款、管理圖書館和博物館、古蹟保育和接收「創意香港辦公室」。長久已來，古蹟保育在香港的政策議程上得不到重視。只是於2007年政府為回應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爭議而成立了發展局，讓政府在經濟發展同時考慮古蹟保育的面向。在現時漫天風火的香港，新的文化局到底能否搞好古蹟保育？

新文化局對古蹟保育有弊有利

古蹟需要土地才能避免拆卸的危機，而由於近年香港大幅減少填海造地，一時間沒有替代土地來源，令土地資源嚴重稀缺。在房屋和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下，土地分配跟保育分開不同政策局處理，古蹟保育如何能對抗龐大的房屋及經濟利益將成一個很大的疑問[1]。需知道每一個局有其核心利益和議程，局與局之間的合作一直已來都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死守現時的政府架構也不見得好，因為這些年發展局對古蹟保育的承擔很大程度是基於長官意志多於架構本身[2]，發展局的架構本身其實是以經濟發展為基調的。下任長官是否「好打得」，是否有志拯救香港的古蹟是個重要問題。

現時政府在保育一座古蹟時經常會問：古蹟在活化後能帶來多少經濟利益？過程中政府能否投入最少，回報最高？對於「公眾享用」的原則很多時候只是一個美麗的花瓶，徒有外表。這個問題不但在政府早期以招標形式進行的保育計劃中見到（例如尖沙咀舊水警總部，現在的「１８８１」），政府後來推出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也沒有改變。雖然該計劃列明只可由非謀利團體管理活化後的古蹟，但古蹟的空間被分配後成為該團體的私人空間，公眾只能有限度在管理者安排的時間內使用古蹟。例如，營運團體可能定時舉辦公眾導賞團，帶領公眾參觀。導賞團的內容則由營運團體決定。問題是，由團體舉辦的公眾參與節目跟政府的要求或公眾的期望不一定相同。筆者最近曾經參加一個由一間大學舉辦的公眾導賞團，它透過活化計劃得到一座古蹟，最後把一座家族大宅活化為中醫診所。雖然作為公眾的我希望借這個機會了解一下這座古蹟的歷史故事，但是那個大約20分鐘的導賞團裡，除了有5分鐘簡單介紹一下那些碩果僅存的歷史文物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表揚該大學如何巧手地修復那座古蹟，而現在又如何變成了不同的中醫部門，為區內市民提供合理價錢的診症服務。老實說，那樣的導賞團跟電視的廣告雜誌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說穿了，就是因為活化計劃也鼓勵非謀利團體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而社企的本質也是以自負營虧作為第一考慮。結果就是連堂堂大學也要利用導賞團好好宣傳自己，建立客戶群。更可況一些不用政府注資復修，以辦酒店或藝術學校賺錢的「非謀利團體」？要問的是，到底當初為何要保育古蹟？

現時香港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只有具建築特色和年代久遠的建築物才可成為「古蹟」。然而，古蹟的內涵更包括建築物承載的本土歷史故事，只有當這些故事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古蹟的空間成為市民日常自由享用的公共空間，古蹟保育才對我們香港人有著意義。因此，雖然天星／皇后碼頭只建成不夠50年歷史，也沒有精緻的外牆雕刻，它卻成為了香港2007年保育運動的轉捩點，政府也自此正式把古蹟保育納為重要政策之一。然而，發展局在平衡發展和保育的利益下，最終把活化後的古蹟變成團體的生財工具，忽略了古蹟保育的公共性及其與市民生活的連繫。

當香港成立文化局之後，這個情況有可能改變。文化局的最大好處是把以前分散在不同政策局的文化政策範疇歸於同一政策局內。這不但顯示了新一屆政府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承擔，也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文化發展的政令更有系統地執行。當然，正如一些評論者所言，政府部門的聚合散離本身不一定帶來預期的政策效果，這可從特區政府一些經驗可見[3]。但是古蹟保育作為文化局的政策範疇之一，當一座古蹟得到保留並由文化局處理時，作為文化局長有政策義務以人文的角度思考如何利用古蹟保育協助香港文化發展，理直氣壯地免除過多的經濟考慮，將古蹟的空間還給市民享用。

近年世界各地也興起文化旅遊，很多政府於是積極投入古蹟保育，讓古蹟成為旅客的消費品和空間。另一方面，全球化下在地古蹟的獨特性也為世界不同的城市提供一個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機會。香港近年的古蹟保育明顯地朝向這些方向走（例如精品酒店和「保育中環」的方案）。問題是，最終古蹟被誰所用？是有極高消費能力的旅客，還是只為打造虛幻的「亞洲國際都會」的政府？如果把古蹟保育變成旅客和政府的空間，忽略了市民對公共空間和民間藝術空間的需要，是本末倒置的。希望新的文化局不要依循舊有政策，繼續以商業原則看待古蹟。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文化局長的意願。

新文化局是中宣部？

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文化局最終會否成為「中宣部」，並利用古蹟保育推動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被故意淡化，紀念97年的金紫荊廣場由本來平平無奇的空地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慶典廣場，新政權的權力圖騰，各地遊客必到之處[4]。另一方面，97年後新增的法定古蹟中，紀念香港跟現代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法定古蹟至少增加3處，分別是紀念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沙頭角葉定仕故居和元朗下白泥55號碉堡及紀念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活動的達德書院（屯門何福堂會所馬禮遜樓）。將來文化局選擇保育什麼古蹟時，到底會否根據香港人的意願，保留代表香港獨特歷史的古蹟，還是迎合內地大中華想像的古蹟？將是我們需要細心留意的事。

一句到尾，如果新文化局能夠無條件地將活化後的古蹟還給市民享用的話，此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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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經濟日報》，「專家憂文物保育倒退」，2012年5月9日

[2] 『發展局局長最近在一個訪問中表示：「發展局在過去四至五年的工作是平衡發展與保育，而自己的心裏更是偏向保育。」』於吳永順，「消失中的發展局？」，《星島日報》，2012年5月5日

[3] 邵力競，「重組所為何事敏行毋忘深思」，《信報》，2012年5月2日

[4] See Teather, Elizabeth K. and Chow, Chun-shing (2009) ‘Identity and Place: the testament of designated heritag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9: 2, 93 — 115

強勢管治的根源 ——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李祖喬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原文刊於明報，21-4-2012)

 

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

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

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

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

新加坡獨立於60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不少研究指，60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

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70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

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

二•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 vs. 中國特區

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

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

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

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滙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况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700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着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

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

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迹，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

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

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

誰來限制 租金的權力不對等

區諾軒 民主黨南區區議員、左翼21成員

(原文刊於明報，18-4-2012)

上周談及小商戶的成本壓力在於租金，但租金問題，一時很難說清。前天在《信報》讀到雷鼎鳴教授的一篇文章，論證功利可導致公義，其中比喻，恰恰有助說明租金問題。

雷教授用阿信屋作例子：假設他們發善心，「益街坊」地出售低於市場價格的商品，其他商戶便可能因為承受不了競爭而倒閉，而阿信屋本身亦無法承受人客 愈來愈多，無法繼續維持低價。他希望論證凡是有人定價低於市場價格，會導致不理想的結果，反而每人功利地參與市場競爭，價格怎樣定，商戶便怎樣賣，最後供 應者與需求者得到的成果才最好，也就是所謂邊際生產力。

在上述例子，供應者是商戶，需求者是市民。市民固然有選擇權，如果供應者自己「作反」，不跟市場定價，供應者應得的便失衡。但如果把這條公式重套，供應者是領匯，需求者是小商戶，然後你跟那班剛剛被領匯加了一倍租的沙田小商戶說：放心，領匯如果不按市場邏輯定價，自得天譴，就算你們付不起，你們有離開的權力，找過別處續租吧。

1970年代曾實施私樓租管

想必無人敢涼薄至此。我們知道事實是，領匯每年淨賺數十億，而看到旺角書店開到八九樓，香港其實已經沒有小商戶的營商空間，根本沒有選擇。供求、需求權力並非完全對等的，當我們的營商空間被商場壟斷，他們可隨喜歡估算價格，引入連鎖店，趕走小商戶。

我想起1970年代香港曾實施私樓租金管制，我不敢說商舖租管一定可行，但我相信市場非萬能，除了政府介入，我想不到怎樣解決權力的失衡。

社會主義的道德信念: 《社會主義，有何不可?》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文: 基斯

(原發表於左翼21，本文文句稍有修改。)

2011年不論對香港還是對世界而言都動盪不安的一年，人們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都在不斷滋長，看看佔領華爾街運動席捲全球，就可知對現有體制的反抗引來了多少的共鳴。可是，我們不滿、我們反抗，但我們不滿甚麼? 我們想推翻甚麼? 在全球的佔領運動中主張反資本主義的左翼參與者，往往都引來這些質問。我們對資本主義不滿，自然是因為這個體制是一個不正義、不公平的體制。但為甚麼資本主義是不正義不公平的呢? 左翼提倡的社會主義是甚麼? 那為何比資本主義更公平正義? 我想，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拷問著每一個左翼心靈的問題，也是推進抗爭運動所亟需有一個解答的問題。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反抗和不滿情緒高漲，只是令這些拷問更形迫切。

2009年身故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傑拉德. 柯亨 (G. A. Cohen) 臨終前的一本小書《社會主義，有何不可?》 (Why Not Socialism?)，正是回答這些問題的一次有趣的嘗試。

如果社會就如露營……

在這本小書中，柯亨有兩大野心: 他不僅要指出反對資本主義而支持社會主義背後的道德信念是甚麼; 他還要指出，這些道德信念其實根本就是我們大部分人所深深相信的。因此其實我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有甚麼好，又或者不認同社會主義的好處。我們也許是因為現實政治的扞格令我們覺得難以改變而氣餒，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由充足的社會研究支持和發展相應社會制度來推動我們的理想，但我們不是反對社會主義本身，反之社會主義的理論正是建基於我們深深認同的道德信念。

柯亨要我們設想: 我們是一大班要好的朋友，一起到郊外去露營。我們之中，有人帶營帳，有人帶煮食爐，亦有人帶了飲品食物。很自然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共用，或至少，我們一定會認為用「自由市場」來分配使用是荒謬的。我們不會說: 你先給我三支汽水，你才可以睡我的營帳三小時; 我們更不會覺得討價還價是件好事: 要是我發現只有我才懂得捉魚，於是把每次為大家捉魚的叫價由四支汽水抬到五支再抬到六支，你們不會覺得我是營商有道，你們只會覺得我貪得無厭，而且自私。要是我事實上只是因為天生手腳敏捷，其實捉魚對我來說毫不費力，甚至還是一種享受，你們更會覺得: 你憑甚麼拿多一點? 你不是在付出而是在享受，為何還要求我們多給你一些?

柯亨認為，這個簡單的思想實驗說明了我們有好些根深柢固的道德信念: 我們會認同一個人得到多少應該和他付出多少勞力成比例，而和他的性別膚色、他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他的天賦才華不相干，惟一決定一個人公平地得到多少財富的只有個人選擇: 你選擇付出多少時間勞動，你得到的就有多少。這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若合乎節，柯亨也稱這個我們深信的公平原則為「社會主義式機會平等」(socialist equality of opportunity)。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卻恰恰是從根本上違反公平原則: 一個人得到多少財富，取決於他在市場的議價能力，而一個人的議價能力，又取決於他本身已有多少的財富，或在於碰巧他的才能在市場上有多少人需求，這些都和他的選擇和付出多少無關，因此任何因這些因素而達成的財富分配都是不公平的。

同時，相比討價還價的市場交易，其實我們更認同一種互相體諒大家的需要而在分配資源上互相合作配合的互助 (reciprocity) 方式。柯亨稱這種反市場的信念為社群原則 (principle of community)。討價還價把和自己交易的對方視作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工具，而市場制度卻正是逼迫人鼓勵人視交易者為工具而不是一個人。柯亨指，我們在露營實驗的選擇，其實就是說明了出於友愛的互相幫助互相配合—而不是市場—才是我們理想的社會合作方式。

知易行難?

問題是，為什麼在現實世界，我們卻反過來認同那些和我們深信的公平信念和社群信念相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內核: 私有產權和市場 (註1)?  柯亨認為，那是因為市場的確是一個有效調動資源的制度，而且能大規模地組織我們的社會生產，因此儘管那是一個運用和放大人們的「貪婪和恐懼」(Greed and fear)的制度，我們至少得接受它行之有效。我們固然沒有理由相信市場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我們就不會覺得在露營時應用市場分配是最有效的分配物品的方式，但我們卻未能設計到出一個應用人的互愛和公平信念來分配的制度。

柯亨這本小書的一大問題是把社會變遷的問題過於簡化。誠如一篇書評所言，在這本小書中，柯亨只是空談理念，並以為我們可以憑空設計一個公平的制度，而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引以自豪的具體在地政治經濟分析卻付之厥如，恰恰是犯了馬克思和恩格思所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Utopian socialist)的錯誤 (註2)。

但柯亨的分析另一方面卻又是合時的: 我們需要一個對資本主義的清晰簡潔的從根本上的道德批判。要問改變甚麼，又或者要問我們要如何去改變的前提，正是我們都認同現況是不好的，並同時對現況有甚麼不好達成共識，然後我們才有合作抗爭的基礎和動力、才有研究新制度的方向與起點; 而釐清資本主義的不道德的地方，則是凝聚這共識的前提 (註3)。我們為什麼反對資本主義?　因為那是不公平、而且使人相食的制度。而公平及互愛才是我們的社會理想，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註1: 嚴格而言是反對生產資料也就是資本的絕對的私有產權，即無限制的資本累積，以及在這個脈絡之下對交易不加以限制的市場制度。社會主義應容忍多大程度和怎樣的產權和市場制度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問題，因為即使馬克思本人也不會反對一些個人物品的私有，這些在本文難以探討，但社會主義應盡量減少產權和市場對分配的重要性，則是必然。

註2: 見 Alasdair Maclntyre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Ethics, Vol. 120, No. 2 (January 2010), pp. 391-395

註3: 我得強調: 這不是凝聚共識的全部。當然要凝聚共識還得做好其他大量而重要的政治工作，但得另寫一文來談了。這裡不贅。

傑拉德. 柯亨 (Gerald Allan Cohen)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家，生於加拿大蒙待利爾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都是活躍的社會主義者，他也自少信奉馬克思主義。及後到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分析哲學和道德及政治哲學，畢業後任教於倫敦的大學書院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一九八五年起出任牛津大學社會及政治理論講座教授 (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於二零零九年去世。其成名作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在書中他用分析哲學方法重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被視為八九十年代興起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 (Analytical Marxism) 的奠基之作。及後興趣轉往政治哲學，為社會主義作道德辯護，其中尤以對放任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及John Rawls 的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的批評最為著名，著名作品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1995),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 are so rich?(2000) 以及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