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都議會選舉

近日家門前豎立了一塊牌，本月１２日將舉行東京都議會選舉。身處的選區是北多摩第四選區，將會選出兩名代表。在麻生太郎解散議會猶豫不決之際，此戰將會是眾議院選舉的一場前哨戰。

東京都議會的選舉結果，對於各大黨衡量支持度有指示作用。根據學者的研究，日本的城鄉投票行為有著顯著分別，鄉間因著受惠於自民黨的分肥政治，以及受較強威權文化影響，通常選民會傾向支持長期執政的自民黨。然而在市區為主的東京都，選民並沒有傾向支持某一政黨，他們對於自民黨長期執政所 造成的問題抱有不滿，故票數多支持在野的民主黨，然而在具人氣的小泉上場時，他們又會因小泉的強勢轉而支持小泉。故此是次選舉的票數多寡，將指導著未來眾議院的選舉結果。

況且，麻生太郎近日日本郵政西川善文社長的進退問題而令內閣大臣鳩山邦夫辭任，其內閣支持率已是暴跌不止。自民黨內人心惶惶，擔心在眾議院選舉中落敗。為了止血，外界均猜測麻生將會儘快解散國會。在社會氣氛對自民黨不利的情況下，是次選舉，不但影響著麻生太郎何時解散議會，更是日本能否進行政權交替的預兆。

選區分析

日本的都議會選舉奉行小選區的多議席單票制（SNTV），個別選區為單議席單票制。在這裡，三名候選人選兩名代表，換言之，候選人無需追求最高得票，其制度邏輯是只要能夠在選區內拿到一定的當選票數，就可以穩袋議席。做法通常是在區內的某一社群建立堅實的地區網絡，其網絡有足夠票數當選，即告捷。故此，後援會的組織力量與在地區的社會人脈關係強弱，將會是勝敗的重要元素。

選區包括了東久留米市及清瀬市兩區。就本人於此區一年的居住經驗來看，兩市俱為一老化社區。有時在市役所溫習時，碰到地區政府為街坊搞的歌唱班、生態旅遊，參加者都以老人為主。教會的參加者，亦以老人居首。

其次是四十世代的家庭單位，這些家庭單位多已有子女。由於兩地的地價不高，區內消費相對於市中心便宜，我猜測本區居民的收入亦不會很高。而區內來往市區的的路線以西武池袋鐵路為主，巴士服務亦有限，想到達其他多摩地區，相當不便，故此交通問題應有改善空間。基於區內以老人、中年家庭為主，老人保障問題，家庭、子女福利問題，將會是受選民關注的議題。

選舉策略

今次選舉，有三名代表參選。是代表自民黨的野島善司，民主黨的山下太郎及日本共產黨的畠山まこと。

根據上一屆的選舉結果，本區投票率為42.65％，相若於整體的投票率。本人的粗略觀察是，東京都老人居住較多的地區，投票率相對較高，而如渋谷等區的投票率則只有30%左右。老人、較上年紀的家庭主婦應是投票的大多數。

上一屆同樣有自民、民主、共產三黨候選人參選。當時山下太郎取得首席，得票38%；自民黨的野島善司首次參選，敬陪末席，得票33%，而當時代表共產黨的篠原重信則落選，是餘下26％的選票擁有者。

野島善司是次為二次參選，他居住在東久留米市。（正正在本人的學生宿舍後面不遠處）從野島善司的網頁所見，除了介紹了他在議會的政策工作外，其主張幾乎是口號式。然而，他在區內的宣傳海報、選舉工程是做得最多的。他主要透過與當區年輕的自民黨議員木原誠二在車站進行宣傳。

在日本這種難以匯聚選民的社區建設、地緣構造來看，車站應是候選人站台不二之選。然而從數名留學生得到的回應，很多都只是注意到木原誠二是何等高、英俊，又能否將票數過給光頭的野島呢？從Poster的張貼內容變化，更見詭異。最近新聞報導舛添要一大有機會成為下任自民黨總裁，Poster就立刻變成木原與舛添的合照，本來的野島拍檔都立刻不見了。

山下太郎是民主黨主要派閥菅直人的秘書，他年青。老實說，居住一年，我從來沒有見過民主黨的山下太郎在區內張貼任何海報。雖然問過區內長住的人說在別的地方有看到，但顯然東久留米市並非他重點工作的地區。雖然他跟共產黨同樣支持反對清瀬病院移転，但他沒有派政綱，網頁還是爛的。可是，他卻是上屆得票最高的贏家，這只有兩個可能，一，他憑政黨效應，即獨立選民對自民黨的反對票而當選；二，他的主要地盤在清瀬市，市內勢力，足夠讓他得到足夠支持，而那些地區我從來沒有到過。故此，票王能夠容許某地區完全沒有宣傳，他的選舉策略應多靠後援會的街坊組織票當選，而對於一個當選了兩屆、取得首席的議員來說，有如此的組織力並不出奇。

畠山まこと本是清瀬市議會（與都議會不同，再下一級的議會）的議員，是次參選，應為乘市議會的勝勢，進軍都議會。三名候選人當中，就數畠山まこと的政策與選民溝通功夫做得最為具體，他反對石原慎太郎的病院縮減政策，主張存續清瀬的小児病院，與該黨眾議院連續三屆落選的候選人池田真理子多次在東久留米站台。本人猜測他們頻頻於東久留米市站台，是因為在清瀬市已有一定力量，而山下太郎在清瀬市力量又堅穩，故寧願到東久留米市開拓票源，最少是增加知名度。然而，觀其市議會的當選結果，23名候選人22名當選，他排第21。而就本人對其助選團的觀察，每次都是那幾位伯伯婆婆，令人質疑其後援會有多大能力。

結論

這種選舉，最後講求的亦應只是街坊的支持度多寡而已。一套名為《選舉》的紀錄片曾經描述了一名日本的市議會的候選人當選的過程，他原本對政治毫無認知，期間只是不斷對街坊說自己的名字，然後就當選了。如果不是這樣的邏輯的話，山下太郎又是用何種方法當選呢？

這裡的選舉結果，在後援會勢強，及社會氣氛傾向反對自民黨下，應為山下太郎繼續高票勝出。而剩下的議席，應由野島與畠山於得票比率33-26%左右決勝負。但是，野島仍是被看高一線，畠山勝出有他的難度，畢竟支持的基盤較少。

畢竟這裏不是香港，香港尚且估不到，這裡都是老吹而已。所以都係別認真就好。

日本交流生

區諾軒

社民連正在改變……

編按：關於這篇文章的後續討論，請留意本文的comment.

讀者不要驚訝，社民連至今本色不改，行動依舊。正在改變的，是香港的群眾政治。

筆者自零三年七一以來，風雨不改，連年上街，呼叫「反對廿三」、「還政於民」、「董建躡下台」、「改善民生」等等口號，無一不是主辦單位帶領的「官腔」。然而，今年七一遊行，筆者站在軒尼詩道，每當聽見持咪者高呼「曾蔭權」時，群眾回應一致，「仆街」之聲絡繹不絕；有政黨製作彷「粗口」、諧「粗口」的口號，如「整理個制」，雖說是要特首改善問責「制」，但聽者必覺擺明是咒罵「頂你個肺」；穿上「扮代表、曾不該」和「曾蔭權你真不該」T-shirt的人散佈人海，風頭更蓋過了單純一句「曾蔭權不代表我」。如此種種玩粗口諧音的宣洩方式，實前所未有，可說是社民連三子在立會的言行，正在為群眾運動加上新香料 ( add spice)。

筆者無意對這種玩弄文字之術施加道德判斷，畢竟如何判斷一句粗口和粗口對當今小朋友的負面影響實在存有太多爭議之處。然而筆者想指出，社民連雖然表裏皆和主流民主派不和，但前者在議會的語言實而為不少泛民議員所取法，可謂對社民連議會言語抗爭的一個肯定。黃毓民自任代議士起，貫徹「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本色，十月已大罵回應問題始終如一的林瑞麟為「人肉錄音機」，隨後泛民議員多次引用此語諷罵林氏，甚至轉移對象，以此攻擊其他精於遊園之術的官員；社民連三子在立會大叫「仆街」，雖為曾鈺成所禁用，但深諳國語的黃毓民巧運諧音，以「不該」痛斥政府，既使官員無奈，也為支持者所稱道。至今在不少網路和政治宣傳上，「不該」一詞，已成為形容曾蔭權的基調；甚至不少不齒社民連的立會議員，在發言中亦會一時亢奮，責難政府「不該」，或認為是大快人心之舉。

常高呼被邊緣化的「社民連語言」竟為主流泛民所採用，可說是一次巧妙的政治契合；民眾在遊行中，以刺激的言語伴以溫和的腳步，一方面是暢快的宣洩，另一方面則是民眾運動激進化的先兆。在中央掌管港政、建制派壟斷議會、普選遙遙無期的客觀現實下，香港的政治空間明廣實狹，市民縱可年年上街表達不滿，但政府每次也僅是行禮如儀般發新聞稿，講幾句八股了事；泛民每每只懂得把握著每年一日八個小時在港島的香港人，對遊行後繼續長期爭取民主的戰略、組織動員、甚至推動民間力量的決心卻未見明朗。香港人面對兩大被動的政治力量，愈覺有呼吸之難。為求有所突破，無疑有機會走上一個比現時較為大膽激進的抗爭行動。早前有網民在FACEBOOK發起七月二日請假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至今所知已有二百人在政總門前通宵靜坐，要求和曾蔭權對話，甚至衝擊政府鐵馬，可謂創七一群眾運動之先河。

社民連強調「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他們的確成功改變（或更好說提高）了香港群眾的政治意識和主流政治文化。數千人在遊行隊伍中同時大喊一句「仆街」，相信只是一個開始。曾蔭權要是想爭回一點尊嚴，避免重蹈董建華腳痛之覆轍，方法只有一個：送上一個真真正正的雙普選政改方案，否則民眾繼續抑壓在政治鳥籠之內，打破以往框框，「走得更激」是早晚之事。

ERIC LAI

續談六四

還有一個關於六四很可愛的說法，那就是若然沒有學生聚集衝動幹傻事，根本沒有可能發生六四事件；天安門旁會有洗街車、貨車、單車、私家車駛過但斷不會是軍車坦克車。所以六四事件很複雜，不可只責怪政府。可愛程度有如說若然世界上沒有男人，避孕套的存在便相等於法國大餐。

但是這個說法有一點很是有趣，因為它提醒了我們，一直以來我們似乎只把焦點放在六月四號凌晨。好一點的，會把焦點延伸至胡耀邦逝世引來一大群悼念者的四月。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未能被解釋：「為什麼學生會這麼狂熱討論參與國事？ 即連香港學生也沒有那份狂熱。」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問題重要性等如零。不過，如果沒有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可難以給六四定調，因為我們還「沒有弄清事實真相，不夠客觀」— 很多覺得六四難教的老師都是這樣埋怨的。

社會學家趙鼎新曾透過空間分析北京學生政治參與的激情。他指四月胡胡耀邦逝世時，同到天安門的政法、清華、北大等大學生大都是宿友。他們常在宿舍討論國家大事，因此可以說他們的政治動員力量已蘊釀了一段時間。而四月到天安門遊行的路線刻意繞過不同宿舍，在朋輩影響下，很快便聚了一堆人上街去。

是什麼原因令學生對政治的興趣那麼濃以致不斷在狹小的宿舍中討論？這可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若然我們說中國大陸是一個言論自由欠奉的地方，同時香港這個地方說明了要令政治冷感的學生忽然沸騰起來可不是易事，那份政治熱情便愈顯珍貴。

那要問究竟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回事。

查建英編的【八十年代】頁背的形容有這樣一句：「八十年代，人人都有激情，什麼激情呢，不是一般激情，是繼往開來的激情。」另外還有一句：「八十年代的高潮始於文化大革命。」這裡說的高潮可以從查建英訪談阿城的一段話略見端倪。「可在八十年代，這些人文知識份子也好，藝術家也好，實際上在話語權上是很中心很主流的。比如電視劇【河殤】」，那口氣多雄壯呵！李澤厚【美的歷程】當年是大暢銷書。再比如劉再復，據說那時候他一演講，講文體性啊二重性啊，就有上萬人去聽。你想那恨不得都是現在歌星出場的架式。朦朧詩人也有大批的追星族。」我知道什麼是「性」，對文體性二重性倒一曉不通，更不明白那上萬旁聽生是如何對這兩個外星詞語產生興趣。而在wikipedia打上了「河殤」，就會看到這句：「該片播出之後，除了在思想較為激進的青年學生中受到廣泛歡迎之外，更一度得到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領導層的賞識，在中央電視台曾兩度重播，片集在校園引起「河殤熱」，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八十年代與文革的關連，在查建英與阿城的訪談中，有這樣的提及：八十年代是一個「表現期」，各種思潮的蘊釀其實貫穿整個七十年代，比如下鄉知青當中，各種交流相當活躍。另一位受訪者北島下為此了個註腳。他說更深的潛流是各種不同文化沙龍的出現。交換書籍把這些沙龍串在一起，當時流行的詞叫「跑書」。而地下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另一種關連可體現在八十年代的特徵。「它還是集體主義生活沿襲下來的這麼一種形態。所以當時提的問題不太個人化，都挺大的，考慮的都是有關民族的，國家命運的大事。」查建英如是說。

當時政府政制如不推波助瀾，還處於史太林模式每天上演恐怖劇的話，多大的激情也只會停留於蘊釀階段。一個不能不提的轉捩點就是文革末期鄧小平上台的一幕。當時毛的繼任人華國鋒在政治風格與個人外表方面，都極力模仿他的前任以顯示他繼任的合法性。為了得到權力，鄧小平用的策略就是淡化神化了的一人領導，打倒個人崇拜。要做到這點，就得利用群眾對文革以及毛時代批判的言論壓力。在鄧以及其盟友的明顯支持下，年輕的不同政見者十分活躍。著名的西單民主牆應運而生。1976年他們發起備受尊崇的「四五運動」，1978年初以大字報的形式再次出現於北京。1978年下半年，他們在北京市中心街道上多次舉行集會，內容除了批判，更有要求清除還在政治局中「毛主義者」，要求人權、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政治體制，響應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雖然在1979年，政府開始鎮壓這類民主訴求，並拘捕魏京生等人仕，但仍無礙打倒國家舵手個人崇拜的趨向。這個趨向在共和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特別是三峽工程，可見端倪。毛時代「朕即國家」說一就一的景象不復再，更多的時候國家舵手要做的是求共識。在這漸趨開放的脈絡下，到了1986年春季，鄧時代仍出現一個政治上相對寬鬆、思想上相對活躍、強調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時期。1986年11月，全國人大更通過了關於進行基層人大代表民主選舉的法律以對鄧提倡的「政治改革」作具體回應。這個回應引來了上海五萬名學生抗議，要求改善民主選舉質素。後來政府又再鎮壓拘捕。但到了1988年6月，河殤在中央電視台面世。這套電視劇相當大膽，它多次提到1919年，但對1949年卻不置一詞。除讚揚周恩來、鄧小平以及趙紫陽的「對外開放」外，河殤完全不提共產黨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國歷史。而後來這套電視就如上文所說令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簡括而言，文革蘊養的反思思潮，加上了政府的助瀾，促成了學生的政治熱情。

這篇文章做的事情是試圖勾劃出六四的脈絡(context)。有人可能會說，有需要扯得這樣遠來看六四嗎？有。除非我們能大聲肯定的說六四是偶一而發的意外，是學生突然有一天覺得食早餐太過沉悶想搞搞新意思絕食去，是解放軍坦克意外地經過天安門意外地遇上交通失事撞死了人，不然，我們定調六四之前，還該看學生的激情何來，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把目光放遠至八十年代來看六四，會發現如果沒有x就沒有y是一個荒謬的簡化說法。若然說如果學生不搞民運就不會有六四，是不是同樣也可以說如果偉大的鄧公不搞開放不說什麼社會主義民主上台之初不鼓動學生，就不會有學生民主運動？有人或會說，真天真，政府說的從來就說說就算，學生也太天真認真了。這種說法更為過癮，學生因為天真地信了謊言而賠了命，錯竟還是在學生身上，原來天真是死罪。自信自己客觀理性地定調六四的人，不妨想想自己有沒有簡化了事情，有沒有窄化了自己的視野。那些願意集體自殺的信徒就是因為信了教主簡化了的世界觀。

目光放遠至少有兩個意味。第一個意味在於歷史的可塑性。目光放遠的過程就如掘洞，掘得愈深發現愈多；因而聚焦六月四日那一日凌晨與聚焦八十年代來看八九民運所得出的判斷，結論因而定調可以很不同。前者會好像很有道理的把政府學生二分並跟你說解放軍也有死人，「客觀」點吧；後者會令人發現政府在民主運動中原來並不能置身事外。第二個意味在於正是因為歷史具有可塑性，不如1+1=2的算式黑白分明，我們更要把目光放遠，不要簡化六四至學生軍人各有死傷所以大家都有錯，要分清大事大非，即千錯萬錯也不如用坦克招待學生錯，然後在六四事件上爭取話語權；不只接收關於六四的定調，也要表達我們對六四的定調。這就是我們要記著六四的原因，不致於人民網在「歷史上的今天」六月四日漏掉了天安門事件我們也覺並無不妥。

延伸閱讀

80年代訪談錄 查建英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和國史, 莫里斯邁斯納
Lampton, “Water Politics”
Zhao, Ding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493-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