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立的文化局真的能搞好古蹟保育嗎?

Anthony Li

根據傳媒的說法,將來新文化局將有四大政策任務,包括處理現時民政局的西九項目和文藝撥款、管理圖書館和博物館、古蹟保育和接收「創意香港辦公室」。長久已來,古蹟保育在香港的政策議程上得不到重視。只是於2007年政府為回應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爭議而成立了發展局,讓政府在經濟發展同時考慮古蹟保育的面向。在現時漫天風火的香港,新的文化局到底能否搞好古蹟保育?

新文化局對古蹟保育有弊有利

古蹟需要土地才能避免拆卸的危機,而由於近年香港大幅減少填海造地,一時間沒有替代土地來源,令土地資源嚴重稀缺。在房屋和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下,土地分配跟保育分開不同政策局處理,古蹟保育如何能對抗龐大的房屋及經濟利益將成一個很大的疑問[1]。需知道每一個局有其核心利益和議程,局與局之間的合作一直已來都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死守現時的政府架構也不見得好,因為這些年發展局對古蹟保育的承擔很大程度是基於長官意志多於架構本身[2],發展局的架構本身其實是以經濟發展為基調的。下任長官是否「好打得」,是否有志拯救香港的古蹟是個重要問題。

現時政府在保育一座古蹟時經常會問:古蹟在活化後能帶來多少經濟利益?過程中政府能否投入最少,回報最高?對於「公眾享用」的原則很多時候只是一個美麗的花瓶,徒有外表。這個問題不但在政府早期以招標形式進行的保育計劃中見到(例如尖沙咀舊水警總部,現在的「1881」),政府後來推出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也沒有改變。雖然該計劃列明只可由非謀利團體管理活化後的古蹟,但古蹟的空間被分配後成為該團體的私人空間,公眾只能有限度在管理者安排的時間內使用古蹟。例如,營運團體可能定時舉辦公眾導賞團,帶領公眾參觀。導賞團的內容則由營運團體決定。問題是,由團體舉辦的公眾參與節目跟政府的要求或公眾的期望不一定相同。筆者最近曾經參加一個由一間大學舉辦的公眾導賞團,它透過活化計劃得到一座古蹟,最後把一座家族大宅活化為中醫診所。雖然作為公眾的我希望借這個機會了解一下這座古蹟的歷史故事,但是那個大約20分鐘的導賞團裡,除了有5分鐘簡單介紹一下那些碩果僅存的歷史文物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表揚該大學如何巧手地修復那座古蹟,而現在又如何變成了不同的中醫部門,為區內市民提供合理價錢的診症服務。老實說,那樣的導賞團跟電視的廣告雜誌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說穿了,就是因為活化計劃也鼓勵非謀利團體以社會企業形式營運,而社企的本質也是以自負營虧作為第一考慮。結果就是連堂堂大學也要利用導賞團好好宣傳自己,建立客戶群。更可況一些不用政府注資復修,以辦酒店或藝術學校賺錢的「非謀利團體」?要問的是,到底當初為何要保育古蹟?

現時香港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只有具建築特色和年代久遠的建築物才可成為「古蹟」。然而,古蹟的內涵更包括建築物承載的本土歷史故事,只有當這些故事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古蹟的空間成為市民日常自由享用的公共空間,古蹟保育才對我們香港人有著意義。因此,雖然天星/皇后碼頭只建成不夠50年歷史,也沒有精緻的外牆雕刻,它卻成為了香港2007年保育運動的轉捩點,政府也自此正式把古蹟保育納為重要政策之一。然而,發展局在平衡發展和保育的利益下,最終把活化後的古蹟變成團體的生財工具,忽略了古蹟保育的公共性及其與市民生活的連繫。

當香港成立文化局之後,這個情況有可能改變。文化局的最大好處是把以前分散在不同政策局的文化政策範疇歸於同一政策局內。這不但顯示了新一屆政府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承擔,也提供一個良好的機會讓文化發展的政令更有系統地執行。當然,正如一些評論者所言,政府部門的聚合散離本身不一定帶來預期的政策效果,這可從特區政府一些經驗可見[3]。但是古蹟保育作為文化局的政策範疇之一,當一座古蹟得到保留並由文化局處理時,作為文化局長有政策義務以人文的角度思考如何利用古蹟保育協助香港文化發展,理直氣壯地免除過多的經濟考慮,將古蹟的空間還給市民享用。

近年世界各地也興起文化旅遊,很多政府於是積極投入古蹟保育,讓古蹟成為旅客的消費品和空間。另一方面,全球化下在地古蹟的獨特性也為世界不同的城市提供一個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機會。香港近年的古蹟保育明顯地朝向這些方向走(例如精品酒店和「保育中環」的方案)。問題是,最終古蹟被誰所用?是有極高消費能力的旅客,還是只為打造虛幻的「亞洲國際都會」的政府?如果把古蹟保育變成旅客和政府的空間,忽略了市民對公共空間和民間藝術空間的需要,是本末倒置的。希望新的文化局不要依循舊有政策,繼續以商業原則看待古蹟。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文化局長的意願。

新文化局是中宣部?

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文化局最終會否成為「中宣部」,並利用古蹟保育推動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被故意淡化,紀念97年的金紫荊廣場由本來平平無奇的空地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慶典廣場,新政權的權力圖騰,各地遊客必到之處[4]。另一方面,97年後新增的法定古蹟中,紀念香港跟現代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法定古蹟至少增加3處,分別是紀念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沙頭角葉定仕故居和元朗下白泥55號碉堡及紀念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活動的達德書院(屯門何福堂會所馬禮遜樓)。將來文化局選擇保育什麼古蹟時,到底會否根據香港人的意願,保留代表香港獨特歷史的古蹟,還是迎合內地大中華想像的古蹟?將是我們需要細心留意的事。

一句到尾,如果新文化局能夠無條件地將活化後的古蹟還給市民享用的話,此願足矣。


[1] 《香港經濟日報》,「專家憂文物保育倒退」,2012年5月9日

[2] 『發展局局長最近在一個訪問中表示:「發展局在過去四至五年的工作是平衡發展與保育,而自己的心裏更是偏向保育。」』於吳永順,「消失中的發展局?」,《星島日報》,2012年5月5日

[3] 邵力競,「重組所為何事敏行毋忘深思」,《信報》,2012年5月2日

[4] See Teather, Elizabeth K. and Chow, Chun-shing (2009) ‘Identity and Place: the testament of designated heritag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9: 2, 93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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