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道德信念: 《社會主義,有何不可?》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文: 基斯

(原發表於左翼21,本文文句稍有修改。)

2011年不論對香港還是對世界而言都動盪不安的一年,人們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都在不斷滋長,看看佔領華爾街運動席捲全球,就可知對現有體制的反抗引來了多少的共鳴。可是,我們不滿、我們反抗,但我們不滿甚麼? 我們想推翻甚麼? 在全球的佔領運動中主張反資本主義的左翼參與者,往往都引來這些質問。我們對資本主義不滿,自然是因為這個體制是一個不正義、不公平的體制。但為甚麼資本主義是不正義不公平的呢? 左翼提倡的社會主義是甚麼? 那為何比資本主義更公平正義? 我想,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拷問著每一個左翼心靈的問題,也是推進抗爭運動所亟需有一個解答的問題。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反抗和不滿情緒高漲,只是令這些拷問更形迫切。

2009年身故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傑拉德. 柯亨 (G. A. Cohen) 臨終前的一本小書《社會主義,有何不可?》 (Why Not Socialism?),正是回答這些問題的一次有趣的嘗試。

如果社會就如露營……

在這本小書中,柯亨有兩大野心: 他不僅要指出反對資本主義而支持社會主義背後的道德信念是甚麼; 他還要指出,這些道德信念其實根本就是我們大部分人所深深相信的。因此其實我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有甚麼好,又或者不認同社會主義的好處。我們也許是因為現實政治的扞格令我們覺得難以改變而氣餒,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由充足的社會研究支持和發展相應社會制度來推動我們的理想,但我們不是反對社會主義本身,反之社會主義的理論正是建基於我們深深認同的道德信念。

柯亨要我們設想: 我們是一大班要好的朋友,一起到郊外去露營。我們之中,有人帶營帳,有人帶煮食爐,亦有人帶了飲品食物。很自然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共用,或至少,我們一定會認為用「自由市場」來分配使用是荒謬的。我們不會說: 你先給我三支汽水,你才可以睡我的營帳三小時; 我們更不會覺得討價還價是件好事: 要是我發現只有我才懂得捉魚,於是把每次為大家捉魚的叫價由四支汽水抬到五支再抬到六支,你們不會覺得我是營商有道,你們只會覺得我貪得無厭,而且自私。要是我事實上只是因為天生手腳敏捷,其實捉魚對我來說毫不費力,甚至還是一種享受,你們更會覺得: 你憑甚麼拿多一點? 你不是在付出而是在享受,為何還要求我們多給你一些?

柯亨認為,這個簡單的思想實驗說明了我們有好些根深柢固的道德信念: 我們會認同一個人得到多少應該和他付出多少勞力成比例,而和他的性別膚色、他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他的天賦才華不相干,惟一決定一個人公平地得到多少財富的只有個人選擇: 你選擇付出多少時間勞動,你得到的就有多少。這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若合乎節,柯亨也稱這個我們深信的公平原則為「社會主義式機會平等」(socialist equality of opportunity)。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卻恰恰是從根本上違反公平原則: 一個人得到多少財富,取決於他在市場的議價能力,而一個人的議價能力,又取決於他本身已有多少的財富,或在於碰巧他的才能在市場上有多少人需求,這些都和他的選擇和付出多少無關,因此任何因這些因素而達成的財富分配都是不公平的。

同時,相比討價還價的市場交易,其實我們更認同一種互相體諒大家的需要而在分配資源上互相合作配合的互助 (reciprocity) 方式。柯亨稱這種反市場的信念為社群原則 (principle of community)。討價還價把和自己交易的對方視作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工具,而市場制度卻正是逼迫人鼓勵人視交易者為工具而不是一個人。柯亨指,我們在露營實驗的選擇,其實就是說明了出於友愛的互相幫助互相配合—而不是市場—才是我們理想的社會合作方式。

知易行難?

問題是,為什麼在現實世界,我們卻反過來認同那些和我們深信的公平信念和社群信念相反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內核: 私有產權和市場 (註1)?  柯亨認為,那是因為市場的確是一個有效調動資源的制度,而且能大規模地組織我們的社會生產,因此儘管那是一個運用和放大人們的「貪婪和恐懼」(Greed and fear)的制度,我們至少得接受它行之有效。我們固然沒有理由相信市場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我們就不會覺得在露營時應用市場分配是最有效的分配物品的方式,但我們卻未能設計到出一個應用人的互愛和公平信念來分配的制度。

柯亨這本小書的一大問題是把社會變遷的問題過於簡化。誠如一篇書評所言,在這本小書中,柯亨只是空談理念,並以為我們可以憑空設計一個公平的制度,而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引以自豪的具體在地政治經濟分析卻付之厥如,恰恰是犯了馬克思和恩格思所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Utopian socialist)的錯誤 (註2)。

但柯亨的分析另一方面卻又是合時的: 我們需要一個對資本主義的清晰簡潔的從根本上的道德批判。要問改變甚麼,又或者要問我們要如何去改變的前提,正是我們都認同現況是不好的,並同時對現況有甚麼不好達成共識,然後我們才有合作抗爭的基礎和動力、才有研究新制度的方向與起點; 而釐清資本主義的不道德的地方,則是凝聚這共識的前提 (註3)。我們為什麼反對資本主義? 因為那是不公平、而且使人相食的制度。而公平及互愛才是我們的社會理想,也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註1: 嚴格而言是反對生產資料也就是資本的絕對的私有產權,即無限制的資本累積,以及在這個脈絡之下對交易不加以限制的市場制度。社會主義應容忍多大程度和怎樣的產權和市場制度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問題,因為即使馬克思本人也不會反對一些個人物品的私有,這些在本文難以探討,但社會主義應盡量減少產權和市場對分配的重要性,則是必然。

註2: 見 Alasdair Maclntyre “G. A. Cohen, Why Not Socialism?”, Ethics, Vol. 120, No. 2 (January 2010), pp. 391-395

註3: 我得強調: 這不是凝聚共識的全部。當然要凝聚共識還得做好其他大量而重要的政治工作,但得另寫一文來談了。這裡不贅。

傑拉德. 柯亨 (Gerald Allan Cohen)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家,生於加拿大蒙待利爾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都是活躍的社會主義者,他也自少信奉馬克思主義。及後到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分析哲學和道德及政治哲學,畢業後任教於倫敦的大學書院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一九八五年起出任牛津大學社會及政治理論講座教授 (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於二零零九年去世。其成名作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在書中他用分析哲學方法重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被視為八九十年代興起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 (Analytical Marxism) 的奠基之作。及後興趣轉往政治哲學,為社會主義作道德辯護,其中尤以對放任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及John Rawls 的正義論 (A Theory of Justice)的批評最為著名,著名作品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1995),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 are so rich?(2000) 以及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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