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選爭議源於錯誤解讀

 

Wilson Chan

隨著政府提議以新的替補安排嘗試「堵塞」下一次「五區公投」,社會各界均對是次建議大感興趣,繼有馬嶽認為《輸者替補 曠古絕今》、沈旭暉假設《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蔡子強那《對著高牆說話 – 研究選舉制度學者的氣餒和無奈》、張志剛在6月7日指出《新替補機制討論不要先入為主》及6月9日《對替補制的一些補充》,以及楊志強認為《依次替補是對「公投」的懲罰機制》,在在反映了社會大眾對新機制未有公識。政府於下星期將舉行諮詢會,希望吸納意見。簡單重組支持一方的論點有三︰第一,立法會補選的單議席單票制不能配合原選舉比例代表制的原則;第二,新的替補機制能把最多選民支持的「候選人」代替離任者;第三,新的替補機制能杜絕私相授受等多個問題,所以是一個最可取的制度。然而,對於這個「舉世無雙」的替補安排,筆者不敢苟同,甚至反映了政府及有人連最基本的選舉理念也(故意)不懂。

誤讀一︰選舉的真正意義

政府及某些人士大抵都是「數口好」的人或是「先知」,他們皆能準確地讀出選民的心聲︰百份之十七的投票率,便即代表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不同意公投;投票一方面投予心目中的政黨名單,另一方面也投給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名單,更重要的是政府知道哪些人是因為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而投票,從而得出「其所屬的名單不會取得相同程度的支持」,故不能假設「辭任議員已動用的得票可以再用作為他所屬名單的得票」(詳見政府予立會文件的13段(a))。這些有如「先知」般的推論,實在了筆者嘆為觀止。選舉的真意,是讓選民有一個發聲的機會,透過選票指示出誰人代表自己領導政府,或是立法機關發聲,本質上本已不可與大學聯招類比,而選民投票與否,如何投票,我們只可透過已知的事實作解釋。以去屆立法會選舉為例,政府如何知道港島區投公民黨名單的人是因為支持陳淑莊還是俞若薇,還是支持整個公民黨?同樣地在九龍東,政府如何知道投在工聯會名單的人是支持黃國健還是陳婉嫻,還是支持整個工聯會?我不知道,我們只可知道按現行的選舉制度,這些名單分別獲得兩個及一個議席。

按上述的「先知」邏輯,我們可否因為2008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從而指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市民反對立會投票,繼而得出我們可以取消立法會選舉的結論?這自是強詞奪理之說,投票率不高,我們只可以解釋為市民不太熱中投票,借用合約法的名句︰「沈默並不等於答允(silence does not constitute acceptance)」,而不能 – 更不應強賦新辭為「反對這個制度」,但諷刺地這是「先知」邏輯下的對確論證。所以,假如我們尊重選舉制度但又不想舉行補選,單以選民已知的意願出發,我們只能賦予維持那張有人辭職名單的兩個議席 – 即同名單替補,任何違反上述設定的人,我們可視之為「扭曲選民真意」。

誤讀二︰比例代表制的真正意義

當然,我們看似不應以舊制度來評論新的制度,正如馬嶽及蔡子強的著作均有指出,選民會對新的制度作來回應,以個人理性方法參與修改過後的選舉制度。然而,既然有的選舉制度仍是源用比例代表制,那我們當由比例代表制出發,看看新制度是否符合比例代表制的精神。不同的選舉研究著作均指出,比例代表制的精神,在於取得議席的數目當與獲得選票佔總投票的百分比相約,以紓緩單議席單票制下出現的「超額獲得 / 喪失議席」的情況。這個概念,在香港使用的「最大餘額法」(Largest Remainder)及其他國家常用的「最大平均法」(Greatest Average)均無差異,分別只在於換算「名單」應得的議席數目,當中並不包含決定哪個人得到多少票的概念。要表達這個概念,在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下我們會選用開放式名單(opened ballot),即選民可按自己的喜好決定獲得議席的順位,但也只局限於同一張名單而非跨名單操作。筆者才疏學淺,縱觀已知的比例代表制制度,並無一個國家及地區以「一筆勾銷」的理論處理候選人的選票。新的替補機制是假設選票是候選人的個人財產,是以他的離去當帶走他的選票,然而這根本就是單議席單票制的概念!新的替補機制從本質上是以單議席單票制的原則運作,這點其實政府也承認,因為政府舉出的最接近例子 – 澳洲塔斯曼尼亞的選舉制度正是排序複選制(Alternative Voting)。

事實上,排序複選制並非比例代表制,它只是單議席單票制下的變種,目的是透過不斷按選民排序的票數轉移,最終找到一個得票過半數的候選人而已。這個選舉制度的運作特點,在於選民需要在投票時列出自己對不同候選人的排序,好讓政府知道假如我的第一位被淘汰了,我的票該轉移到哪一個人身上,這是一個清楚的投票指示,並非今天這個封閉名單的比例代表例可比擬,更遑論是子虛烏有的「順位替補制」。假如政府硬是要進行「順位替補制」,那在「正選」時應作出相應的改革,容許選民指示那一張名單或候選人是我心目中的WAITING LIST第一,而非強說那位是「選民」認可的「第一候補」。然而,這種被友人喻為PRAV(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alternative voting)的選舉制度在操作層面極為複雜,政治效果由難以估計,甚至可能有違比例代表制原意的選舉制度,是否適用還須多加研究,而絕非可一蹴而至的改革。假如要以比例代表制為依歸,我們只可源用同名單替補;假如真的要決定誰人替補,還是舉行一場選舉更為直接。

誤讀三︰外國例子的真正意義

最後,政府及其他人嘗試確立香港要走自己的路,外國例子在香港絕不適用。對筆者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一方面政府在找不到的外國例子支持這個新制便說外國國情不同,另一廂有人由以美國總統例子來引證這並非剝削選舉權,選民自會決定云云。這些自打嘴巴的說法,引證了筆者曾提出「國際視野工具化」的香港特殊現象。這種工具化的概念如下︰(一)不求甚解,例如不知道美國副總統的概念是「順序替補制」的替代方案;(二)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例子是要支持時便強說這是國際大趨勢,例子是高鐵的興建或數碼港的建立,無事則指國情不同不能類比,例子如是次新替補制度。外國例子的意義,在於前車可鑑,知來者之可追。在選舉的問題上,外國的研究及實踐遠比本地為多。把新制放入不同的框架下測試,更有助我們了解制度潛在的問題。當然,我們不寄望香港會像印度一樣視刺殺為風尚,也不願特區立法會如波蘭的官方考察團身遇空難,更不希望如舊日台灣及阿富汗等地黑金滿佈,但上述情況既非該國天生「剌客 / 空難/ 黑金DNA」而生,亦非無中生有至人猿襲地球,卻一致地反映新制不同的弊病,那麼我們還應該有錯下去的勇氣嗎?

當然,實事求事是香港人的美德,外國也好,中國也好,也只是一個賺錢工具 – 香港人從來關心的,只有「搵食」與「搵唔到食」。故此,由於這篇文章搵唔到食的關係,故只供傳閱,不會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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