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性思辨到自由政治

 

(原文刊於9月5日明報 星期日生活版)

周保松教授繼去年出版《相遇》,今年在國內推出新作《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自由人》是認真厚重的學術專著,全書闡述、分析和辨正已故哈佛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開創的以公義為主軸的自由主義理論,嘗試勾勒自由主義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應如何組織、應對每個公民有什麼道德要求,以及為何我們希望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作者認為,建立自由平等政治,正是香港和中國改革應走的方向。

將《自由人》放在香港的脈絡,它其實對治香港社會轉型時期的政治失語和思考樽頸。

只要稍為留意香港的公共政策,便會發現其中的言辭空洞和邏輯混亂。例如政府分配大學撥款,便說為求令大學教育資源調配更靈活,更快適應社會需求,講求院校競爭、強調資源優化運用。辭藻華麗,但我們根本無從支持也無從反對。「社會需要」和「優化」具體指什麼?它們和政府引入的政策有什麼關係?官員並沒有具體的講法和分析,更不打算論證,以為言辭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政改起錨 語言暴力極致

我會說這是一種賣廣告式的話語結構。不管你是誰,不管人與人之間的生活如何千差萬別,它會用同一套說辭指出你的「需要」,還會用漂亮話裝得很體貼,但你知道其實他並不關注你的一切,只想你付鈔購買。由天星皇后到西九文化區,由高鐵到校園驗毒到政改,政府總當成商品推銷。一旦遇反對,就調動官僚程式或訴諸民粹敉平抵抗聲音。因此這些修辭其實是一種反公共理性討論的語言暴力。政改「起錨」是這種語言政治的極致,彷彿不接受政府方案的人就是「阻住地球轉」,但政府卻沒有提出任何具說服力的理由去支持其立場。

另方面,最能夠對抗民粹的似乎只有民粹。只要罵人的話夠痛快響亮,總能得到人們的喝采。於是,流風所及,連抗爭者都逐漸不要求大眾對自己的理念有何深刻認識。更糟的是,就是連鼓動者自己都不在乎自己說的內容,以為政治的全部價值只在罵得精彩。語言是思考的基石,當我們的政治話語中充滿了扼殺分析和討論的言辭,便不易思考現有制度的問題。這甚至令我們有種錯覺,以為政治不外乎官僚、煽動與攻訐,無從講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否道德,更難言什麼是理想社會。

探問尋求公正社會個人位置

所以,我們需要由視野、討論方式和語言全面重建有益的政治觀念。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重拾政治討論和政治行動的活力。《自由人》正是這樣的一部著作。何謂公正社會?為何要追求正義?《自由人》探問尋求公正社會過程中個人的位置。羅爾斯晚年主張自由的理念只規範社會體制,不干涉個人對自己生命的計劃。周保松認為這個轉向難以支持羅爾斯的政治設計,即一個強調政治平等和財富再分配的社會,因為那需要人們彼此視大家在社會上有同樣重要的地位,而那種正義感是需要制度培養的,也要令公民視之為自己美好人生的一部分,否則公民不會有動機去遵守。周保松在書中主張一種「厚實」的自由主義,認為建構公義的社會對社群中每一個人都有道德要求。譬如視社群之中我與他人之間存在一種深厚的關係,願意分擔彼此的命運,而非僅視社會為自利個人之間的互助工具。

這些主張並非無根之談。支撐其論證是這樣的一種視野﹕政治和社會體制的一切問題的根本關懷,是如何確保社會中不同的人都能分配到合理的社會資源過自主的人生,從而得到公民的認受。因此他說﹕「政治權力的運用,不是強權暴政……而是能夠公開地得到每個公民的合理接受,從而得到道德上的合理性」。其次,他也體認了社會制度的好壞,深深影響每個人得享的權利和資源,關係人一生的命運。

在設立了這判準之後,便能進一步討論什麼構成人的根本利益,怎樣的社會安排又可以確保每個人實踐自我時不致互相衝突。因此周保松下一步所做的,就是取證我們日常的道德實踐,尋求清晰描述我們希望社會制度保護的是如何的人生。討論就這樣不斷反覆取證、論證下去,直至導出公正社會的建構。

自由的三重關係

譬如說自由。在書中第三章,他指出自由其實牽涉一個三重關係﹕一個行動者,免於某些干涉,去做某一件事。因此我們其實有多種自由,一些關涉人的根本福祉,一些卻無關痛癢。交通燈阻礙我在路上橫衝直撞的自由,就和政府禁止我選擇信仰的自由毫不相同,而且再多的前者也比不上後者重要。我們又常說市場是自由的,但一個私有化了的公園,全都屬於一個大財主,卻不為其他人所用,社會的自由總量一定比公園公有的情下少(大浪西灣不就是現成例子嗎?)市場從來不能確保每個人得享最多和最大的自由。

支撐這種視野和討論方式的是力求清晰和邏輯嚴謹的用辭構句。空廢的政治修辭總喜歡把事情孤立、簡化地看,同時用上炫目卻含混不清的辭句。因為惟此當權者才能操縱我們的情感。讀周保松的書,讀者不會遇到這些問題。他總是將問題清楚界定,然後用清晰的語言,一步一步展開他的討論。惟其如此,我們的焦點才會集中到對真正問題的發掘,討論才會實在和有建設性。

文: 李敏剛

後記。

其實不是很滿意的文章。只是因為早前口輕輕答應老師寫書評,死線在近,才被迫交貨。我會說這其實是一篇「假書評」。前半篇講的是獨立成篇的,我亦滿意,老師的書卻其實不是談這個為主。因此這書評其實只能觸及原書價值的萬一。這亦是我不滿意的主要原因。

老師的書的最大價值,其實是給出了一個完整的對自由主義在學理上的澄清和辨護,並由此勾勒了一套自由主義的政治倫理,並指明了它的可取性。書中的後記 <行於所當行> 就很好地回應了馬克思主義和香港的經濟至上主義,其實是分別針對香港民間的左翼以及香港的建制和平民大眾的心理提出理論挑戰。社運理論家如馬國明和羅永生都有撰文批評自由主義思潮和羅爾斯 (還有網台的所謂「向左望」節目,當然水平太低不應和馬羅二人相提並論),馬國明更加是曲解了羅爾斯的理論,並認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會比自由主義更好。

本書的回應正是指出: 他們提出的都不是自由主義和羅爾斯思想的核心價值,香港的民眾所面對的不是「中自由主義的毒太深」,反之正是對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沒有深刻的體會。馬羅二人所謂的「社會主義哲學」,又或者拉康齊澤克甚麼的精神分析學派,其實都沒有好好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社會是怎樣的。他們都只是拋出一大埋炫目的名詞,批評辛辣,卻沒有講到我們應追求甚麼。以我所看,老師的書正是提出挑戰: 我對社會問題是這樣想的,我對人的理解、對人的根本利益的理解、對公正的理解是這樣的,因此我推出這樣一套制度。你們批評自由主義的,請提出比我更好的「社會主義政治哲學」,否則就不應輕視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帶來的思想和道德資源,也不應在批評社會時抽自由主義水,將其污名化。至少,也應視自由主義理論是對建制和主流的論述對抗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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