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真正的地產政治

(本文刪節版見於2010年4月28日《明報》論壇版)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在3月10日於明報撰寫<香港的地產政治>一文,指香港近來因樓價而出現的社會爭議,是因為香港的土地制度和社會福利掛勾: 一方面香港土地稀缺,因為市場供求「自然」地價會高; 另一方面政府亦依賴賣地收入支持香港的低稅率和高福利,因此地價既不會也不能下降,社會要求降低樓價,政府其實左右為難。因此,他建議政府應復售居屋、酌量抽取地產稅,以平息紛爭。

張文所勾勒的大抵是香港主流對土地政策和公共財政的想像。但這卻是一個片面而失焦的迷思: 真正令地價高昂的既不是「自然」供求,令香港樓價高企的主因也遠遠不是地價或地少人多; 更重要的是,香港真正的地產政治的要害從來都不只是買樓問題。香港的大型「地產-金融」資本的制宰,才是我們社會面對最嚴峻的問題。

香港土地市場的現實

張教授將地價高問題推諉於市場,指是「供求規律」令樓價不斷上漲。這裡要害的問題是: 這是個怎樣的的市場? 現時,香港的地產業基本上是處於寡頭壟斷的狀態。這在勾地政策上就可見一斑: 現在的做法是政府公開勾地表,地產商可提出申請勾地並報出底價,如果出價符合政府市場估價,地皮才會公開拍賣或招標。

可是,勾地表內的大幅土地和可建面積需要大額投資,勢單力薄的小型地產商根本難以跟財力雄厚的大地產商競爭,土地資源漸漸落入少數大地產商中,樓價的起跌便完全由大地產商主宰。可見,正是政府在政策上積極「配合」土地資源壟斷,才讓大財團得以坐收厚利。大地產商對土地市場的壟斷就是這樣被制度性地不斷強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高地價對已經坐擁大量資本的大地產商根本毫無損傷,卻反成了競爭者的門檻。大地產商對物業市場因此形成了獨佔的形勢,於是地價高昂之餘樓價更高。事實上,正是各地熱錢流入(譬如內地客購買額占整個房地產市場的10%),投機活動熾盛,才是現時明明經濟低迷,天價樓卻出完一棟又一棟的主因。這些新建的屋苑其實不少都是空置而快速易手—也就是說,是一開始就打算炒賣的。

土地被大型資本寡頭霸佔、熱錢流動投機,整個樓市根本就是一個大資本家之間互相炒賣圖利的遊戲,這才是所謂土地的「供求」真象。敢問張教授這樣的情況「自然」到那裡去了? 這樣的市場又談何是合理的呢? 相比起那「地少」的迷思,只怕互相炒賣更能解釋我們高昂的樓價吧。

地產炒賣的社會成本

更重要的是,這些投機炒賣得到的財富是以對基層的壓迫為代價。市區重建就是好例子。現時的方式是市建局逐一收購舊樓單位統一業權,地產商負責重建,新樓建成後再與地產商分紅。市建局是根據地產商的財政實力和過往紀錄決定土地誰屬,財雄勢大的大地產商因此佔盡優勢。大地產商為了追求利潤,往往把位於都會區的舊社區及公共屋邨重建為高級住宅或消閒設施,使樓價倍增。這樣,大地產商尤如在市建局的協助之下收地。最近政府提出修訂舊樓強制拍賣門檻由九成業權降至八成,更明顯是為方便地產商鯨吞都會區土地資源,讓地產商透過把舊區市紳化﹑富貴化,牟取暴利。

於是,大地產商為求利潤威迫利誘,令人們修葺舊樓的誘因大減、成本大增,把本來的基層居民趕到社會的邊緣、拆散原有社區網絡; 更甚的是,一個又一個「再發展」的項目往往大幅提高當地的租金,小商戶支撐不住,日用品物價亦因貴租而飛漲,剝削的仍是小市民。甚麼是香港星斗市民的生活呢? 就是捱貴價日用品、薪金大部分都要供樓,輾轉間好好一份人工,又全落入了地產商之手。在這樣的情況下,由高地價政策所支撐的社會保障根本只是杯水車薪,我們社會的基層甚至中層的市民,都仍然不能免於剝削。這種寡頭的壓迫與剝削,才是我們面對真正的「地產政治」,香港社會真正的深層矛盾和張力。

除了剝削基層社區之外,地產帶動的炒風更加如吸血鬼般消耗我們的社會資源。地產炒風熾熱令社會炒股成風,人們都寧願把錢放進股市博取高回報,於是才十年就出了兩次經濟泡沫爆破和經濟衰退。大地產商的資金佔了股市幾近三成,他們本身就是股市的大玩家。而這十年以來,正如張教授指出,香港發展新產業的政策只屬「曇花一現」,幾近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基礎經濟建設。中藥港科學園以至西九最終都變成地產項目,我們的醫藥、科技、文化發展卻毫無寸進,這正是因為投放的資源轉個圈又回到了大地產商的口袋中。

正視香港的剝削政治

由此可見,張教授眼中以高地價支撐的所謂「類福利國」,現在已經完全脫離了現實。說穿了,香港的地產政治就是大資本家的剝削政治。因此,張教授復建居屋的建議不過是小修小補,香港要真正解決政治矛盾,需要的是限制大型資本(包括大地產商)壟斷,如對地產商的炒賣徵收懲罰性稅項,抑制樓價和炒風,以及訂立反壟斷法;同時也應盡快落實最低工資和集體談判權,保障工人和基層權益;另外,也應抽取更高的印花稅、標準稅,以至推行累進稅制,以進行社會再分配。

這一切都不能孤立地做,而需要一環扣一環,以打擊大型資本累積為目的。為的,是重新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分配框架,修正所謂的自由市場的分配的盲點,給回基層市民他們所應得的東西。這樣,港人才能有真正的生活尊嚴和自由。

文: 基斯、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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