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怎樣的社會情懷—請不要離題

(刊於 2010年2月18日《明報》世紀版,刊出題為《世紀.Debate﹕八十後看八十後——能否跳出主流框架討論?》,本文已就文詞略作修改。)

引言:沈旭暉教授日前發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批評呂大樂的分析方法過時,並拋出不少新理論方法,潛台詞是:呂大樂,你out啦,讓路給新人啦……那是把本來整個討論應該最核心的是非對錯公義問題,扭曲成代際的爭論,事實上還是跌入了主流世代論的想像框架。

在展開討論前,先談談我們對時事評論的理解。

評論人寫時評,為的是盡一己之力令人們加深對世界的理解,以至改變不公的現實。評論人把學院生產的知識和思想工具,對社會的爭議進行分析,提出批判,作用就是提供社會爭議的思想資源。大家參與評論,目的也在於釐清事實的對錯與公義。一篇篇的文章,正要指向事實與公義,這是時事評論的價值以至使命所在。

當然,時事評論不是潔白無瑕的辯論場。為取悅受眾用的筆法、學術權威、作者設定的議程,左右輿論焦點等權力操作,其實難免:因為誰能左右群眾,誰就更能左右事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講得更清楚: 在他看來,意識形態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當權者和受壓者都在爭逐話語權。知識份子以時評拆解權威,抵抗馴服,責無旁貸。儘管評論版就是戰場,評論人之間不免揮筆砍殺,但權力操作是手段,爭取公義才是目的。這,是我們批判的起點。

強調新舊  埋沒世代論危險

沈旭暉教授上週發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 >一文,批評呂大樂的分析方法過時,並拋出了不少新理論方法,潛台詞是:呂大樂,你out啦,讓路給新人啦。沈教授此時此刻發表如此學術味濃的文章,做法其實不脫葛蘭西的分析框架:呂大樂利用學者權威主導了輿論,大眾易因學者身份而輕信其社會分析,我現在就用學者的身份拆解你。他的拆解在最近兩天的明報已先後得到回應,包括哲學人民批評沈文對呂大樂明屈暗搶,失去了學者求真的應有倫理,亦包括呂大樂本人重新強調規範性的澄清。

可是我們認為,以上回應尚未看清沈教授撰文的策略:他根本看社論版就是赤裸的戰場,他只想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重溫沈教授的論點:他打造呂大樂為結構主義者,又指他缺乏忽視建構主義中規範秩序每刻改變的視角。還記得沈教授教國際政治時,曾說建構主義由社會學假借而來。以沈教授才識,不可能不知當代建構主義的普及者是Peter Berger等社會學家,Wendt只是將此學統引申到國際關係的分析而已。論著作發行先後,Wendt是8-90年代,Berger卻在60年代,談Wendt不談Berger,雖不敢論斷沈教授有意隱瞞,但亦足以令人懷疑有強調學術新舊對立的用意,亦有樹立其國際關係理論中心權威的可能。要解讀沈文,我們不能忽略其中的策略面向。

更重要的問題是,真正要爭論的重點是呂大樂強調不應衝擊的想法是對是錯,學派新舊之分根本毫不相關,這種以新舊學術框架對揚的拆解,其實根本沒有回應到呂大樂文中最需要回應的問題。

為了打破權威是否可以不理學術真誠當然可以討論。但我們認為,其實貫穿沈文那強調新舊世代的對立的意圖,才是整個論述最危險的地方。因為,那是把本來整個討論應該最核心的是非對錯公義問題,扭曲成代際的爭論,事實上還是跌入了主流世代論的想像框架。那其實是很荒謬的:為甚麼當下談論八十後,非要想像他們要取代上一代不可?為什麼要批評呂大樂,一定要以「新」的身份去批評「舊」? 這種說法的基本假設是,八十後人人都是爭上位的怪獸,因此我們要以新人打倒舊人,新想法取代舊想法;但不管是社運也好時評也好,問題從來不是上不上位新還是不新,而是公義的是非對錯呀。

仔細去看,八十後的訴求根本新不到哪裡去:談生活談發展理念,要求社會多元發展,早在天星皇后萌芽;一連串基層運動中也早在訴說社會不公,道出官商勾結的殖民體制如何使普羅大眾受苦了。機會主義者大抵對世代上位念茲在茲,但走出來行動,爭取社會公義的「八十後」不是,香港的不公也不是始於今天。我們自然同意時事評論有如論述戰場。但探求真理與否是個人操守問題,重要性還在其次; 把論述帶往危險處才是社會更需正視的問題。

喚醒政經意識 把階級分析帶進八十後討論

「八十後」「第四代」這些詞,都已被主流傳媒、主流官員、主流學者用作把現時的一波社會運動定性為「新人」和「舊人」的衝突。這表面上在借用《四代香港人》的框架理解問題,但事實上卻是用新舊人接班的問題,取代了一次又一次運動帶出的社會公義問題。但《四代》起初為什麼會受注目呢?其實不過是它用了「第二代人」這概念,勾勒了現在社會上佔據了大量政治經濟資源的當權者的上位之路,所突顯的是這班權貴對社會的制宰。香港所直面的其實是政治、經濟資源的高度集中,富商與政權勾結吃政治免費午餐,而政權則全面為資本服務的問題。簡而言之,描述香港為一個階級壟斷整個社會,更為貼切。

《四代》明明觸及的是政經問題,卻遭簡化成新舊世代差異,這才是當下論述的可怖。可不是嗎?普羅市民所面對的,正是生活營役勞碌、社會變得單元、貧富懸殊極劇,而最低工資依然受阻、地產商依然壟斷土地抬高地價使百物騰貴,基層生活愈加困苦、金融市場依然捲走和消耗了我們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領匯和種種大型基建依然一個又一個把社區網絡和社區經濟破壞。這一切其實於我們都很真實,我們都切實感受到箇中的困苦。而反高鐵運動,串連了政府遷拆菜園村的不公和功能組別表現出來的官商勾結,這些才是我們應該批判的目標。

政府的委託誰研究 也請不要離題

而這一切,都和你是甚麼後、是第幾代、能不能上位無關。自反高鐵以來,種種加諸抗爭者的如「青年」「八十後」「新」的標籤,其實也在迴避抗爭中最核心的公義、對錯、是非問題。呂大樂值得嘉許的是,他多次提出對香港的憂患;問題是他卻迴避闡述「第二代人」制宰社會公義與否的問題,大概這便是批評呂維護建制的人的理據。那請呂教授告訴我們,除了世代論,面對香港的階級壟斷,我們的出路應該是甚麼?應該如何改變?而沈教授在批評「呂老」之餘,又可否告訴我們,強調理論的「新」,到頭來有天或許會把舊的分析框架推翻,但打倒了舊世界,我們得到的,又是否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政府最後委託誰研究八十後,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但研究的內容有否切中要害,則是關乎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我們想說的是:「世代論」作為開啟討論的幌子,早已完成其歷史任務。讓我們從此放下新舊上位之爭,回到最在地的公義問題吧。這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也許遠比在時評裡揮筆砍殺拆解權威困難,但,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作者簡介:

區諾軒、李敏剛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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