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某年某月某日某課的Book Critique,覺得總有一天會讓某路人有某點作用,順便貼上來給大家評閱。

因為,我地都發砲個囉。

樂天 字

書籍: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

導言

吳德榮《香港歷史:殖民統治下的國家與社會》一書嘗試從不同方面描畫英殖時香港政治社會關係,試圖回應回歸以後學界以致主流論述都流行的好些觀點:有人會認為香港的成功有賴政府政策得宜,使香港從「荒地變成國際大都會」;亦有人認為香港成功,中國的因素密不可分。[1] 對於政治社會關係又理解作兩方面:其一,殖民政府是一個「行政主權」(Administrative State),與社會保持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以自由放任經濟與不干預主義治港;其二,又論殖民政府的統治穩定是基於政府與商界合作良好,多少蘊含著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與劉兆佳「低度整合的社會經濟系統」的邏輯。[2]

作者們認為以上說法過於片面,港英時期的政治社會關係其實非常複雜,不少現象、政策結果都是被不同的社會持分者與政府互動所構造。作者們試圖從早年殖民地管治、政社、社經關係的歷史、實證資料反駁以上論述,道出港英時期的政治社會關係應該是多個單位交易、壓迫、妥協的結果。本文嘗試分開三部份,分析本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以上論述,並論其侷限。

早年的殖民地關係

第二、三、四章分別論及早年殖民地的政策,彼此都希望帶出打從英殖開始政治社會便是不可割裂。第二章裡面,John M. Carrol論及華人對英殖建立的貢獻;第三章許寶強談到華人作為英人與土著的仲介人角色;第四章Christopher Munn則分析早年的司法系統,並非今天所想的公正、獨立。

三篇都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早年英殖的政策對後來的影響,這些證據有助我們理解香港政治社會誠非割裂的兩個系統。如果政府真的是不干預,而社會又真的能靠家庭網絡解決所需的話,當時便沒有賣辦階級的冒起,既服膺於英殖利益辦事,又與英商互相支持,透過市場獲利。[3] 英殖更不會透過容許賣辦階級經營鴉片、賭博的商業然後獲利。反之,以上都是社會力量互動的現象。法制方面更暴露了早年英殖的民族歧視、對華人進行密切監察的統治,這都與我們今天理解的香港大相逕庭。此外,金耀基理解行政吸納政治在港英初期是不存在的,但文中華商被英殖吸納,則可顯出吸納政治的端倪能始於早年的統治。[4]

文中雖然歸結到早年殖民地的成功,託賴於仲介華商與港英政府締造出來的利益交換結構。然而,要充分了解結構是如何被建立起來,需要有足夠的個體(Agent)納入分析框架才能清楚當中圖像。[5] 要分析早年英殖的政治社會關係,三篇文章似乎都只流於華人-政府的二元討論。雖然偶爾牽涉歐洲人與華人在司法上的差別對待,或是清政府賦予名譽給華商仲介人,結果令英殖不悅等等,始終未能夠將當時的政治社會關係描畫得整全。余認為,英商、時任港督,英政府本身亦同樣重要。例如港督中砵甸乍反對鴉片的態度,重視倫敦利益多於英商的管治策略;戴維斯(John Davis)好中國文化、對大清律例保持寬容態度等等,都影響施政,從而構成影響政社關係的因素。[6]

再者,究竟華人影響力是否如文中所述如此重要?雖然文章都講及華人作為英殖建立的重要性,以及其買辦階級的角色。可是,他們的政治力量亦少。[7]雖然文中的Loo Aqui、Tam Achoy收受英利、建立文武廟,做地區領袖可見某些英殖下的華人買辦階級非常風光,但他們做事很可能多受英殖、外國人制肘,多於如文中的描述得那麼大自主性。他們只要進行一些有違英國利益的勾當,如前述的接受清政府名譽,立刻便引來英殖的不信任。加上當時法制上對華人的歧視,令華商是否得到如此大的尊重成疑。要證明華商的重要性,則有必要論及華商的重要性與自主性。

政治社會關係

第五、六章則主要論及二十世紀開始英殖的政治社會關係。對於主流論述,則從另一角度論破。第五章趙永佳、孔誥烽主要論及地主與農民的衝突,英殖如何有意識地對鄉議局進行干預,以及左翼團體幫助新移民農戶如何抗爭失敗等。第六章趙永佳、呂大樂則講述社會運動的發展如何改變政治機會與結構。

第五章回應了「行政吸納政治」的不完整性。金耀基的理論中雖提及的吸納邏輯是把政治精英吸納,構成共識性政府。[8] 但文中可見,港英政府不是什麼精英都可以被吸納進去,反之,基於利益,他們會選擇性地吸納鄉議局的支持建制份子(荃灣幫),協助打擊反對派(元朗幫)。[9] 此外,作者亦回應了間接管治並非正確描述,殖民地可以透過直接手段,對新界進行種種直接管治。[10]

第六章則透過分析社會運動,道出政府的政策其實多少由67年逐漸冒起的社會運動所影響而來,甚至可以說社會的個體才是帶動政治社會關係的主角。不單質疑政治社會分割論,亦同時反駁上文的政府政策得宜說。

以上兩種事例亦顯示到一個頗值得探討的課題,在兩件事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積極與被動的一面。面對將行政體系引入新界土地,政府扮演得非常主動,致力分解抗爭因素,又引入蔬菜統營處及魚農處,對新界土地、種植進行規管。但在回應本土意識牽起的運動,則顯出被動的一面。在集體行動的理論中,我們會理解價值觀的爭取比利益爭取協商空間更少。[11] 套用在以上事例,前者可被理解成利益的爭奪,後者則可被理解為價值觀的爭取。(如反貪污、爭取中文地位等) 但結果卻剛剛相反,前者卻被政府壓制,後者卻多少令政府構成壓力,推動改革。這是否代表殖民地的核心價值就只有收地、發展、利益?民間爭取價值反而有更大的協商空間?這也是可以值得探討的問題。

然而,第六章的分析似乎忽視了宏觀因素。如果我們將意識形態納入宏觀因素的話,則文中對於意識形態對社會運動的影響並無太多著墨。[12]文中雖言到中國因素如何影響九龍暴動、六七暴動,但這些集體行動多少是由國民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驅使。即使學運其時論及民族主義也分為國粹派、社會派,這些意識形態多少主導了他們的核心價值、要爭取的價值,文中所只論及民族主義如何塑造身分政治,則沒有對意識形態作出分類。令分析論述(Discourse)造成侷限。

而作者似乎亦過於強調學運的領導性。第六章中論及學生運動是作為本土運動的先鋒(Vanguard),在反貪污捉葛柏、中文運動帶領著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13] 不過學運是否如此的神聖化呢?以列寧式的以先鋒隊概念理解集體行動的領導模式,已被結構主義者批評缺乏考慮客觀環境。[14] 若果沒有當時的民族思潮、社會的客觀環境(本土一代開始成長等),便不能構成有利學運發展的環境。而論述、社會結構的變更,亦使到70年代後的社運由不同分子參與,不再如中所說的以學運作主導,如公屋居民運動。

政商關係

最後三章處理的是政商關係,在第七章,吳德榮試圖解釋香港的製造業如何被忽視,源於政府對自由貿易的堅持,蔡幸強在第八章強調意識形態,財政司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角色,最後李劍明闡述了香港中小企的特別結構,源於政府的放任、短視政策。

這幾篇旨在說明香港奉行「放任經濟」、「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荒謬。放任經濟的前提,是讓不同持分者都能夠透過市場機制自由貿易,可是在第七章裡面證明,政府的決策一直被英商主導,只想成為自由港,華商戰前戰後雖使製造業得到長足發展,殖民地大概置之不理,英、加國政府更嚐限制港的鞋類入口。[15]。第八章說及貨幣兌換制度,其實是為了維持英磅價值,顯出殖民地以利為先的本質。第九章說出中小企「游擊」式結構難以作長遠發展,從而帶出了殖民地政府的政策雖然以利為先,但其短視、缺乏經驗的決策,反而使其利益受到損害。

第八章裡面論到,工業家在香港的經濟發展當中,鮮有敢於對抗這種短視、不利工業發展的結構,可是事實上,香港的工業抗爭是此起不斷的,周奕便曾羅列出香港左派多次參與過的工運,當中論及1954年電車的勞資糾紛,其實是左派工會與得到港英支持的電車資方衝突的事例,及後1957年的海軍船塢時件,同樣在挑戰英殖的政策。[16] 故此,工業家並不如作者所說只有1967年的暴動才算是出現對抗的。

此外,究竟香港的經濟政策是有計畫還是沒有計畫?第八章似乎蘊含著有計畫的訊息,因為政府的決策被英商主導,多少帶有一種由英商帶動角色。可是,就七、九張所見事實並非如此,若果英殖的經濟政策真的是有計畫的話,便不會因為短視地覺得英國五十年代棄殖後才發現發展工業的重要,繼而才發展工業。[17] 再者,若果有妥善的長遠計畫,中小企的結構便不會被殖民地的短視概念、缺乏人才科技發展的環境,塑造一種「游擊式」結構,難以進行人才培訓、長線計畫,這亦使香港工業難以持續。[18] 製造業在八十年代中以後,最終完全萎縮及外遷。[19]

總結

本書給予了一個整全的框架,在三部份分別批評了導言中所言到的論述。且亦大致描畫了香港政府與社會之間存在的微妙互動關係,通過利益交換、合作、收拼等,締造出香港的政治社會關係。然分由不同作者所纂,且篇幅有限,難以對議題作詳盡討論,則少不免有所闕漏。

參考資料

 

Chan , Ming K. “Reviews” The China Journal, 47(January, 2002), pp. 209-211

 

Fireman, Bruce & Gamson,William.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John McCarthy & Mayer Zald,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Cambridge: Wirthrop Publisher Inc., 1974)

Lau Siu-kai, “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 the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Hong Kong”, CUHK Social Research Centre Occasional paper no. 74,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8

Marsh, David & G. Stoker,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2.)

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epper, Suzanne.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Plymouth, U.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Skocpol, Theda. “Explain Social Revolutions: Alternatives to existing Theories”, in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2002)。

吳德榮,”經濟干預與不干預:港台兩地統治策略比較”《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二期,九八年秋季,頁1-16。

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1] 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

[2] 作者於原文雖沒有直言源於兩人的觀點,但講述以上觀點時,其注釋則引用金、劉二人的理論,而後文亦多評論兩位學者的理論。Ibid., p. 3

[3] 有關家庭網絡解決問題的論述,源於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詳見 Lau Siu-kai, “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 the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Hong Kong”, CUHK Social Research Centre Occasional paper no. 74,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8

[4] 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1。

[5] 政治學中的結構-個體論爭(Structure-agency Debate)正是希望探討結構與個體的互動關係,若果要了解個體如何進行結構化(Structuration)過程,構成現存的結構的話,納入足夠的個體作分析是必要的。詳見 Marsh, David & G. Stoker,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2.), pp. 271-291

[6] Suzanne Pepper,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Plymouth, U.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p. 42

[7] Ngo Tak-wing, op cit., p. 39

[8] 金耀基,前引書,頁28-30。

[9] Ngo Tak-wing, op cit., pp. 81-85

[10] Ibid., pp. 74-79

[11] Bruce Fireman & William Gamson,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John McCarthy & Mayer Zald,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Cambridge: Wirthrop Publisher Inc., 1974)

[12] Ming K. Chan , “Reviews” The China Journal, 47(January, 2002), pp. 209-211

[13] Ngo Tak-wing, op cit., p. 107

[14] Theda Skocpol, “Explain Social Revolutions: Alternatives to existing Theories”, in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46

[15] Ngo Tak-wing, op cit., p. 126

[16]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2002),頁109-118。

[17] Ngo Tak-wing, op cit., pp. 146-150

[18] Ibid., pp. 153-156

[19] 吳德榮,”經濟干預與不干預:港台兩地統治策略比較”《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十二期,九八年秋季,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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