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菜園村與五區總辭看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

五區總辭的大辯論令香港的政治討論出奇地熱鬧。自從社民連提出總辭的概念後,政治人物間固然是各有盤算互相過招,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實利的爭奪中刀光劍影; 知識界對總辭也是例必回應。學者如馬嶽、蔡子強、陳家洛、孔誥烽等都各有立場,網上對諸人的回應更見精彩,甚至不少年輕的政治系學生都加入戰團,討論總辭的得失與意義。一時間,討論似乎是前所未見的精彩,也是泛民內鮮有的策略大辯論。

菜園村的抗爭是應該載入香港社會運動史冊的一場運動。如果說天星、皇后事件對公共空間的爭取在大眾的理解之中不免落入歷史保育的陳舊概念之中,菜園村的抗爭則可算是理論和實踐都得充分成熟的真正的「新社會運動」。從理論上,在其一系列訴求、文宣和對政府的文件中,對生活空間的爭逐正式重構了整個知識體系,政治、經濟、文化的知識應用從空間的視角得到重構,而且能毫不抽象地結合到最具體的訴求和原因之上。這自然是脫胎自天星、皇后以降一系列和市區重建相關的抗爭,但理論上更完整。實踐上菜園村也是一個遠為少限制的空間,抗爭諸人和菜園村的村民一同生活一同抗爭互相教育,既有天星、皇后的影子,也遠為強韌多元。菜園村運動對網絡動員和宣傳的技巧也已經很成熟。

互相缺席的啟示

列舉這兩件近來的大事,是想指出甚麼呢? 我想,最值得玩味的並不只是兩件事件的本身,而是這件很大程度上時間上重疊、內容均充滿政治性的事件,竟然可以在公共討論中幾近完全毫不相干。明明抗爭和總辭討論就在同時發生,但卻互相消失在對方的討論之中。

菜園村的一班運動者暫不過問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尚且可以理解為分身不暇 (事實上同一班人也有文章回應總辭問題,只是沒有扣連到兩件事)。但我認為至少在五區總辭的討論之中,竟然沒有探討菜園村的運動,其實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爭取到普選之後,到底菜園村事件的發展,還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如果會,那我們在爭取的,到底是甚麼? 如果不會,又是在哪方面解決?

這其實涉及到的,就是一個民主的價值的問題。菜園村事件的基本矛盾,就是到底政府和經濟權貴,有沒有權利剝奪小市民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又有沒有權力抵抗一種高度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只要把視點放回最基本的個人生活之上,我們便不難發現,香港的城市生活模式其實是極有問題的。人人都要沒天沒地的長時間工作,欠缺閒暇,社會也嚴重的單元化,稍為不同於主流的生活模式,都沒有生存的經濟基礎,簡單來說就是「理想不能搵食」,但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會默認一種「理想不能搵食」的思維,而且接受、不去想改變? 進一步的追問是: 有一天民主來到了,如果我的生活依然如一,九成人的人生都和今天一樣,我們又爭取來幹甚麼?

和民主相關的議題還包括人民規劃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空間是我們最切身的事,但為什麼我們的城市的規劃權力,長時期都落在大地產上和各大地產商傾斜的技術官僚之中? 為什麼我們不能參與規劃自己的社區? 為什麼我樓下應有甚麼商舖,是由領匯而不是由我來決定? 為什麼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永遠要向政府和地產商讓步,由他們決定我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 但這些基層民主的討論,卻從來不曾出現在爭取普選的討論當中。甚至連最左翼宣稱權力歸於人民的社民連都不談。普選之後,我們可不可以爭取到這些最最基本的自由自主? 如果不能,領匯依然決定我的生活,技術官僚依然可以鏟平菜園村,爭取了普選,我又得到了甚麼?

「咩係民主o既意義? 不如問下……」

對!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泛民領袖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我們的是,有了民主,到底我們可以得到了甚麼,又有甚麼東西是好了。當我九成的生活都不因民主運動而改變的時候,我自然沒有動機參與九成的民主運動。得來的,就是民主運動彷彿完全淪為泛民議員們的遊戲,而與一般人無關—又或者至少,我們爭取民主,從來不是因為民主派的帶領,而是恰巧他們被認為是民主派,形勢上至少他們是我們的敵人的敵人,無可奈何之下的一面反對派的旗幟。

我不敢說我所說的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心理,但看著總辭討論和菜園村事件的互相缺席,則是具體而明確地顯示著政治菁英是如何地和社會運動脫節。談論五區總辭始終沒有落到民主的內容與意義之中,也就是沒有落到最具體的社會脈搏之中。

這是因為我們的公共討論中,從來沒有人把民主放到整個社會結構上理解。回顧歷史,成功的民主運動總是和人民所受到的壓迫扣連的。香港的民主運動卻沒有成功做到這一種扣連。我會認為這是同時在理論上和策略上的失敗。香港社會難道沒有存在著不公義和壓迫? 事實上基層一直都過著困苦的生活,但他們的困境和其社會改革的訴求卻從來沒有進入主流政治討論的場域,主流民主運動的領袖亦沒有主動作出扣連。

民主運動的領袖可能會反駁: 香港的社會其實很是富裕,而基層過的生活不止可以接受,而且只是少數; 出於有效的資源調配的思維,因此沒有把所以專注力投放在基層身上。且先不說到底上述講法有沒有他們沒有做好論述和教育工作的責任的成份。就算香港在過去的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真的舒緩的社會矛盾,但自金融海嘯之後,基層生活不特愈加困苦,社會亦事實上發生著階級的向下流動(註1),具體如領匯、菜園村事件都反映著市民愈來愈醒覺到自己的生活是如何的被大商家宰制和感到不滿。但我們的民主領袖,又有沒有把握社會的脈搏來把民主運動扣連到社會改革之上? 社會民生向度在總辭的討論中完全缺席,正正就展示著香港的民主旗幟,內容是如何貧乏。

有人也許會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把本來不相干的政治和民生議題混淆。兩者是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們不能如此過份要求民主的領袖。如果我上面的分析和質問仍然不能顯示出兩者的扣連,那麼,看看當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又如何?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早就在其三十年前的巨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就論證了自由主義和我們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關係密不可分。要確立一個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組成的自由民主社會,就有必要在社會政策上作出調整,令在社會中最不幸的一群得到最多的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支援。也就是說,政治自由的理論內部本身就擁有著要求社會改革的資源。我們未必同意羅爾斯的結論,但事實是不論是其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得提出民主制度在整個社會制度的框架下該如何建構,才能最好地確保人民擁有實質的自由和平等。(註2) 也就是說,社會改革從來都應該是民主運動—如果民主運動真的是為了人民的自由的話—的場域,不論在理論上還是歷史上都是。我們的民主領袖以至公共討論卻都沒有把社會改革的立場放入民主旗幟之內。

民主運動需要甚麼?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卻明顯是理論上和策略上雙雙的大失敗。因此,最明顯不過的是: 香港的民主運動若要突破現時支持者熱情減退的困局,就有必要重新整頓自己的論述,對社會局勢有更深的分析。這就涉及到民主派內部左/ 右派的整合。當然這似乎是不易的,尤其事實上香港的政黨都是面目模糊而欠缺對社會有獨立分析的派別,除去了民主議題,我們大抵不能分出民建聯和民主黨 (他們倒是自稱有九成政綱相同)、自由黨和公民黨的分別。而民主派內部的意識型態分歧,至少到現時為止筆者都看不到有整合成一個實質的綱領的可能。

但更可悲的是民主派領袖們都不見得有誠意討論。且先不說在這次五區總辭的爭論中完全沒有相關討論,即使是民間學者提出的意見,都不見得有動搖或改變到政黨領袖們的看法,那些看法可能甚至沒有進入過他們視線之內。對菜園村問題的完全無法回應只能反映他們完全和社會思潮的轉向脫節。如此下去,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只會日益擴大。其實去不去總辭可能從來都不是重點。問題是: 總辭和民主之後,又如何? 若回答不到這個問題,就算有十次輝煌漂亮總辭動員戰,都救不了民主派的民望,更救不到民主運動的未來,我想。

文: 基斯

註1: 其中最好和詳盡的分析是中大學生會七月發出的《告香港市民書》宣言。之後的兩篇回應文章都很有意思。宣言可見: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而文章則在: http://www.hkdeclaration.blogspot.com/ 可找到。

註2: 事實上,政治哲學近三十年來的討論早就超越了冷戰格局下佛利民、海耶克一派自由/ 極權的簡單對立,香港的人物對政治理論的掌握和世界脫節了三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的又一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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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從菜園村與五區總辭看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

  1. 你好!!今天的风是平的,我不住在海滨,所以不知道海浪静不静…,肯定的是~网絡不静…,有坏友PoWKilLeR的地方,就永有祝福相随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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