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民主還需實質內涵 ───讀Ethan Scheiner《Democracy Without Competition in Japan》

當下探討政改的文章，很多也是從策略的好壞、「誰出賣誰」而論，但如果沒有詳加分析政治制度改變後所造成的效果，我們又怎能找出當中的問題，為實現普選的路提供批判的方向呢？一直相信，談論民主實不應止於特首、立法會普選的層次，放眼外國，即使實行了民主制度的國家，同樣要面對制度不善所帶來的挑戰。

執政黨的優勢

這次介紹的書籍《Democracy Without Competition in Japan》，作者Ethan Scheiner便詳盡分析了日本的經驗。他的核心的關懷是：為甚麼日本實行民主達半世紀，自民黨仍可維持執政的地位？

固然今天的日本已實現政權交替，但政權交替並不代表問題消失。作者認為單論選舉制度的效果，並不足以解釋一黨獨大，他嘗試劃出一個惡性循環圖，指出政經關係才是確保執政黨獨大的起因：日本的財政奉行中央集權，有利執政黨以公職達成政治目的，小至提供就業機會，大至批出公共建設，使地區民心越來越穩。舉例說，當初大阪-東京新幹線建成後，政府多番考慮第二條新幹線的建造地點，時任首相的田中角榮最終執意興建上越新幹線，捨棄了東北部的經濟需要，原因便是上越是他的選區。如此類推，選民固然以選票報答，而執政黨亦繼續輸送利益，穩住已有票倉。

在野黨的積弱

如是者，在野黨既缺乏公職分配利益，更缺乏地區議席成為選舉時的樁腳，更難談與選民建立利益輸送關係，他們根本不在一條公平的起跑線上起跑。在鄉郊等貧窮地區，執政黨的利益隨時是維繫區內謀生本錢的來源，在野黨只能在城市依賴那些經濟獨立、支持意識形態的選票生存。

但更可惜，在野黨為了各自在政治市場分一杯羹，數十年來分裂不斷，以求謀取不同意識形態的選票，團結的在野黨從來沒有出現過。作者極力批評在野黨的愚昧：即使八十年代末自民黨總票數已無法取得過半，只能靠鄉郊的議席苟延殘喘，九三年更短暫出現政權交替，讓在野黨聯合執政，但他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種政經關係的禍害，將自民黨與鄉郊的利益交換關係根除，錯失改革日本政治體制的良機。自民黨很快便回復執政，又維持政權十多年。

正視民主制度的優劣

作者作結時援引E.E. Schattschneider的一句話：「如果政黨政治缺乏競爭，就等如遞奪了人民的權力一樣，這信條更在一切之上。」缺乏競爭性的選舉，就如同褫奪了選民選擇的可能。故此，有質素的民主制度，應容許一定程度的競爭性存在。競爭性不僅是特首選舉獲得足夠提名般簡單，更牽涉社會經濟整全的影響。

在香港，儘管我們連民主政制標準也尚未達到，但卻不代表我們便可忽略代議政制的想像。而社經的影響、選區的大小、行政立法權力的多寡，是否爭取普選時同樣需要考慮的問題？常常聽見個別黨派壟斷地區活動撥款，以蛇宴、旅行等利益籠絡街坊，又或是在一單位登記七、八名不同姓氏的選民，我們是否有必要看清這些現象，分析對實踐民主是好是壞？只有意識到當下政治制度的種種利弊，我們才有足夠彈藥，面對政改後局面所面對的挑戰。僅以此書，推介給大家。

默默堅持理想 用意不用力——關信基

（信報 20100514）

明天「五．一六」，是公投補選的決戰時刻。

與很多市民一樣，筆者對公民黨參與五區公投運動的舉動摸不着頭腦。一個 月前，有機會走訪該黨的精神領袖關信基，話題應該是太極悟人生，但終歸也離不開公投。短短兩三小時的交談後，發現，其實答 案或許很簡單，推動公投不過是為了追求理想；「一個地方冇咗理想，就唔應該存在落去；一個人冇咗理想，就唔應該活下去」；關信基說。

二〇〇 六年，關信基懷着一腔熱誠及理想走出校園，以學者身份參與創辦公民黨，正式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期望透過參與政治，幫助提升香港的政治 文明。在他眼中，政治一點也不骯髒、不可怕、不危險；相反，政治可以很高尚地解決地方政府的問題。卻偏偏香港是一個十分現 實的社會，政治人物最需要的是曝光、講求「sound bite」、擅玩公關手段，但這麼多年來，關信基就是保持低調，「我無資格做 一般的政治人物，香港的一般政治人物不講理想，講現實。」

社會上 很多人因而批評其不失學者色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只怪理想成分太高。關信基反駁：「梗係我啱，佢地錯啦！冇咗理想，你只係不斷再生 產一些舊的東西，不想進取，不行的。堅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誠然，華叔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就來得好感動；長毛對理想的堅 持來得好激昂；關信基的堅持，則好subtle。

一 黨存廢並不重要

關信基 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好忠誠的人，一直視教學為終生使命，現時依然很喜歡教書，鍾意做研究多過搞政黨。講完，竟也哈哈哈地開懷大笑。

「參與公投有利公民黨的長遠發展？」

「我們完全沒考慮過，公民黨隨時摺咗都冇問 題，組織政黨是為了推動香港的民主，如果推動唔到還要來幹嘛？如果今次公投使香港人明白什麼是真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的意義，即 使不成功，都已經播下了種子。到了明年、後年，公投運動或只不過係新方法其中一部分，最重要係有新思維、新人、新團體去參與這個民主 運動，扮演比政黨更重要的角色。所謂新民主運動的新，在於不要將個人、團體以及立法會看得這麼重要，公民社會才最重要。哪 一個黨的存廢有乜重要呀？！」

有一絲希望就要堅持

「但特首話政制問題需要社會共識。」

「那為何還寄望特首及立法會？成立公民黨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到，但 似乎亦很難，那不如交由全港市民，你們自己決定啦。這個運動完全不激進，可能社民連的口號比較激進。但如果不成事，是否就不做呢？香 港人太現實了，稍為動一下就說沒可能、沒結果，你看山西黃家嶺礦難事故、奧巴馬的醫改，即使是高難度都應該做。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堅 持。」

激發關 信基有這一份堅持的，是一宗小故事。六十年代初，他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讀書，二年級時，閱報得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一位女生 某天不幸遇上車禍昏迷，變成植物人。父母辭工不離不棄照顧女兒，並自資出書免費派給學生，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其後，他 們不惜千里迢迢到美國嘗試新藥，並堅拒讓女兒安樂死。關信基話，自己當時深受感動，於是主動接觸及捐款予這一家人，但每一次探訪都忍 不住哭出來。縱使關信基當時哭得多激動，但眼前的關信基在憶述這事件時，非常理性冷靜。

「這件 事對你有好大意義？」

「好感 謝這個家庭使我對人生有所認識，所以，我永遠不會係個悲觀的人，任何事情都有希望。好似公投咁，實失敗架咩？係咩？一定係咩？唔到最 後一個禮拜、唔到最後一日，你點知呀？民主實冇呀？你點知呀？」

第二件對關信基影響深遠的事情，則是「柏林 的一九六八，激進初體驗」，當時二十八歲仔，第一次見證所謂的激進學生運動，關信基直言：

「大開 眼界」，最記得的是左派學生火燒亞洲與非洲研究中心，當局出動消防車撲火；之後，左派學生又佔據漢學所，「這些只係例子，與現時的公 投做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

「咁你 有冇參與呀？」

「我係 咁理性溫和的關信基，點會參與呀？！」

「咁當 時的心情如何？」

「我想 不起來了，可以講肯定唔係討厭，否則唔會聽他們演講。我性格之一就係好冷靜，即使這麼激烈的場合，我都可以好冷靜不受場合影響。我估 計，當時可能都係這樣，就是想了解事情，抱着學習的心態。」

行動本身只是表達方式

但可以肯定的是，事件並無使關信基走向激進，反而引導他留意手法背後的 主張，「行動本身只是表達的方式，引起人注意的方式，否則冇人會注意他們的主張，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多注意人地的主張，例如校政 民主化等」。他最崇拜一位名為「Duschke（德文）」的學生領袖，事隔三十二年，已經忘了他是誰，只記得該人書不離身，一 有時間就看書，能言善辯，思想敏捷，演講時經常引經據典。

「咁你 有冇同佢交流？」

「梗係 冇啦。我算係咩嘢？！而且又係一個外國學生。」

可是， 誰會想到這位外國學生，關信基，日後成了香港政治學術界的權威？

關信基 一九四〇年生於澳門，童年回憶已洗刷得七七八八，在澳門讀書的日子最鐘意到白鴿巢公園後山的峭壁中看書，明明寫住「危險！請勿進 入」，但關信基一於少理，愛冒險，經常獨個兒坐在那裏看書、發白日夢。但永遠忘不了小時候過着自由自在猶如「無腳雀仔」的生活，皆 因當時父母經常因做藥材生意而四處奔走，將其交由一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家姐照顧。關信基形容，家姐「好淋」，「我追求自己的自由， 鍾意做乜就做乜，成日唔喺屋企，喺出面遊蕩、瞓覺、睇戲」。所謂「睇戲」，是隨便拉着一個大人的衫角就入場。

「咁都 得？」

「點解 唔得？嗰陣時，個個人都好友善，大家彼此間好信任。」

政治如太極相生相尅

退下教 學前線的關信基決不清閑，日程排得滿滿，但每天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耍太極，未至於耍得好叻但算唔錯。現實上，他卻非一個愛「耍太極」 的人。訪問當天，攝影師希望他即席示範太極拳，關信基二話不說，就在聯合書院政政系行政大樓旁的草地上準備，「總之你導演得啦，唔 使客氣」。但見其人出拳前收起笑臉，有時瞇上眼睛，站立數秒，然後「八段錦」、「達摩易筋經」、「金雞獨立」、「十字手」等，示範不 同的式子。

關信基 並介紹耍太極其中兩個重要口訣──「虛靈頂勁」，即排除心中所有雜念，去感覺身體每一個動作及氣息，從而達至放鬆的感覺；第二則要 「用意不用力」，即不要用盲力，慢慢這些口訣融滙成為其生活的態度。如何將太極精神融入生活？太極拳不僅可強身健體，而且日常生活中 每一個動作，簡單如走路時擺手、開門、擦牙等等，都會不知不覺間運用了太極的拳術，好處是可節省不少能量。

太極拳講求以柔制剛，關信基笑笑口說：「離 開咗課室，我其實好溫柔架」。他第一次接觸太極，是在一九五九年念大學的時候，隨意與班上一位同學仔鬧着玩，第一個學的式 子叫「左右攬雀尾」，學吓停吓，直至四五年前，柔靜太極拳研藝社在中大開班，他才開始真正有系統地耍太極至今。

關信基 又曾寫過政治矛盾與太極拳術，收錄於《拳以載道》其中一篇序言，認為社會應該認識政治有合作亦有衝突，正如太極圖中陰陽互相制衡，最 重要是認識衝突中的正面作用，「一個政體如果像太極圖，就是表示政治競爭、矛盾、衡突和反對也可以是好的」。

適逢香港的前宗主國剛剛改朝變代，雖然出現 懸浮國會的情況，但呈現世人眼前是一種可以有共識的政治文化。正如關信基在書中所言：「政治就像太極那樣，是個相生相剋的、朝 向圓滿的創造工程。英國人政治歷練比較到家，他們尊重政治反對，且把這文化制度化起來，透過憲法慣例、組織安排，讓反對黨有足夠空間 去監察政府，與政府競爭，甚至獲取機會執政。這種政治風度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可否透過勤練及體會太極有所得着呢？」

桃 李滿門 「學生好怕我」

在中大 執教了三十七年的關信基教授（中大人稱他為Dr. Kwan），今年七十歲了，是公認的政治學術界權威，年前退休，現時仍是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 講座教授，在中大留有半間辦公室。雖說是權威，但筆者不會用一個「惡」字來形容Dr. Kwan，反而覺得他頗為平易近人，不時開懷大笑，有 時甚至散發一種老頑童的感覺，筆者心中猜想他一定深受學生歡迎。不過，Dr. Kwan反指，自己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上堂時一絲不拘，「學 生都好怕我。」

有幾怕 呢？八十後的畢業生說，Dr. Kwan好好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家，「最緊要係唔hea，資料全面豐富」；但八十年代的學生馬嶽則 說，Dr. Kwan令人心生敬畏。事實上，Dr. Kwan桃李滿門，比較常評論時政的包括馬嶽、蔡子強、陳健民、陳祖為、張楚勇，以及成名 等等。

訪問當天，恰巧遇上Dr. Kwan口中的入室弟子，現時同在政治系任教的馬嶽，回想起昔日師生相處的時光，馬嶽坦言：「當時係喺震慄中度過」。有幾「震慄」？ 馬嶽眼中的Dr. Kwan，是一位不苟言笑、邏輯性極強、要求又嚴謹的老師。

首次接觸Dr. Kwan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馬嶽修讀Dr. Kwan的政治分析學，上堂時「好驚！」因為這位老師要求用字精準，「你講嘢要好準確，用 錯咗terms，佢會立即糾正你」。不過，這種謹慎態度對馬嶽影響甚深，以至他現在評論政事，都再三考量用字，「翌日睇番傳媒的寫 法，好容易就知道有冇寫錯，因為有啲字我一定唔會咁用」。

自教書 以來，馬嶽更加佩服Dr. Kwan，包括充足的備課工作；同一個課程，可以有三套不同教學系統，「兩套都難啦，更何況三套？我做佢 助教，以為睇過晒啲readings，點知，第二年，完全係另一套嘢。」

對於教 學，Dr. Kwan自言，會盡量減少學生的必修科，希望學生多選修其他學系的課程。他又特別鍾意上導修課，讓同學自由討論，「我非 迫不得已都唔會令學生唔合格，培育學生需要的是鼓勵而非懲罰，你俾佢唔合格就會冇晒學習動機，我只係對俾A有所吝嗇」。

敬佩是一回事，但對於今次公民黨參與五區公 投的決定，馬嶽大表反對，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馬嶽堅持，公投運動未在泛民主派中得到全面論證，就倉卒付諸落實，相 信很難有預期的結果。對此，Dr. Kwan直言，無所謂，強調學生有自己看法，「他們反對，唔係因為呢個運動本身激烈，他們比較重視結果，我 們重過程。結果當然都重要，我們亦好重視，但那不是唯一的。」

On Knowledge (2)

1. Today I heard about a book, namel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You may find it interesting.

On Knowledge

Regarding to the saying of “correctness”, “accuracy” of knowledge, what i want to ask is what i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Why do we need knowledge? What constitutes knowledge then?

They are questions worth thinking for several years or even longer.

Maybe can move a bit forward.

We need knowledge coz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Says we need scientific knowledge because we need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our life so as to achieve our identification of “happiness”, which is of course subject to definition.

How to cultivate the knowledge? by observation. Then formulate the rules by induction. Then based on that certain rules, we derive more rules, which is described as the process of deduction.

While observing, we are kind of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Here comes the problem. What’s that world? As said by the phrase, ” I think therefore I am”, which somehow implies that the world is just our mental product; or as another stream of hermeneustic saying that the world is objective and already there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human beings. We are just born to encounter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t least 2 conclusions up till here: 1. knowledge is by nature ontological, serving as a means for our needs; 2. while constituting knowledge, we do so first by observation, which implies there could be many possible ways as starting point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insight which could be induced here is we might be able to say that knowledge is thus constructive by nature. Hence, to aspire after knowledge is to know more about how it is constructed (here “construct” does not n necessarily carry the negative meaning) and thus to be able to be more vigorous but serious for creating new knowledge on top of that, enabling paradigm shift. That’s how civilization moves on.

Simply saying, to be vigorous about knowledge is the reason why we aspire after knowledge, I think.

學術與現實

社會科學的學生，或是社科本身，給人的印象是不食人間煙火，空有一腔熱誠，但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性質上與隱蔽青年差距不遠：大家都處於一角，望著不真實的東西失控地笑。理論太多不實際這項罪名加在頭上，合理嗎？臨界畢業，我在想。

新力量網絡有一個項目叫公共政策圓桌，它的簡介多少道出了象牙塔中的居民在現實社會中可以有什麼作為：

「每次公開論壇，我們會就政策特定範疇廣邀政府、業界專家、公民社會組織、學者、商界及基層人仕聚首一堂，進行直接對話。學者與專家為政策討論出理論框架，並引入外國經驗與研究作為借鑒，以提升政策的理論基礎，商界、專業界別及公民社會組織提出的意見與建議，為政策討論引入社會元素，而政府能即時回應，可以加強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問責性。」

似乎當我們記得社會的運作需要不同人仕分工合作的時候，象牙塔居民的價值才有意義。

在芬蘭的時候，巧合之下在當地的顧問公司面試。花了一星期去了解consultant是怎樣的一回事。Consultant主要是為顧客提供市場策略、管理上的建議。假設A快餐公司在一個國家內很有規模，擁有很多分店。突然有一個跨國飲食集團B進軍該國，並計劃在快餐業與A決一高下。Consultant便要對形勢好好分析，了解A與B的強弱處。面對令人目眩的資料，Consultant會用不同的分析框架著手，例如4P模型–指的是以公司開鋪的地方(Place)，貨品價格(Price)，貨品特色(Product)以及宣傳方式(Promotion)來分析兩間公司的實力。分析問題以後，再陳列建議。

社科的象民做的與consultant其實相距不遠，同樣會釐清問題，同樣會想建議方案，只不過兩者的目標不同：前者掘金為首要任務，後者則花時間構想如何可以建構一個人人可以happy共處的社會。

總是認為，但凡行為皆離不開這個方程式：行為=價值觀(ends)+實行方法(means)。舉個例，兩個男人有仇，他們心中對對方持的一種價值觀會是「他的五官的位置像倒轉了，是崎胎，令人看不順眼極厭惡」之類，實行「表現厭惡」的方法便隨之而來：可以是爆樽、親切地慰問他的母親、不與他談話、利用一切途徑包括facebook掀動友人發起杯葛行動。社科不論在釐清問題還是建議方案的階段，都會利用一些思考框架就ends與means進行分析。

比方說， 民主化。主觀而言，民主是個好東西，胡主席的智囊也是這樣說的。究竟它有什麼好？是因為它帶來的效果好，例如政府的認受性高了，施政會更為順暢？還是因為 政府的權力應該來自我們，這是我們生而有之的權利？千百年來，不同的哲人學者提出了不少對民主的看法，包括民主是什麼，以及它可貴的地方。這就是民主制價 值層面的討論。這種討論好像很虛無縹緲，什麼生而有之的權利，大有人會說這很不實際，總之政府健在，人人可以衣食不愁，那便足夠不必多談。換個問題，為什 麼我們說言論自由很重要？為什麼二十三條草議時，有五十萬人上街宣洩不滿；現在二十三條仍然讓葉劉成為眾矢之的？如果我們著緊言論自由，那即是說我們著緊 在政治制度下我們所佔的位置；也即是說我們每一個人本身有什麼價值或權利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需要我們討論繼而肯定。價值層的討論完了以後，大概的方向便能 確定，接著便要想如何實踐那個方向，當中包括什麼時候適宜推以及推行時該採用大爆炸的方式一夜變天還是層層遞進。對於民主化的實際推行，學者同樣有不同理 論作為思考框架，例如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就是嘗試探討社會的轉變模式繼而總結出什麼時候適合推行民主，用途與consultant的4P 模型相近，即在於提供方向，易於在複雜的問題上找到焦點。

討論並且解決社會問題，特別是當中牽涉的利益團體非常多的時候，需要的是分工合作。學者可以在討論方向上扮演角色，商界以業界專家則可以在指出實際存在的困難以及機遇，補充理論不足的地方。單靠學者當然不足以應付問題。

可是我 們依然有一種社科不實際很多餘的印象。也許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是一個重實利的地方，沒有銀，說什麼也等同於青山院友發表演說。因此現在解決社會問題，很多 人會認為攬括商家，業界專家參與決策已經足夠。例如保育問題，似乎現時的衡量準則是經濟發展有沒有受阻礙，什麼「本土意識」、「集體回憶」等同夢話。但是 主流意見沒有注意到這些詞彙的背後關係到一個城市–特別是我們稱香港為國際大都會—應該包含什元素，這正是學者可以大派用場的地方。就是這套香港人的生活智慧—掘金為先，令到學者與consultant的形象差天共地–雖然兩者的工作性質是一樣的。

美國民間智囊對本土政策研究做得很好，原因是美國公民不把學術當作花瓶。因此現在的本土的政策研究不受重視，我們不能單是指責政府放凡資源不多或是大學制度對研究的掣肘。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還是覺得學術不實際無用處？

亦風

象牙塔

初 讀政政，很迷惘。覺得讀的東西艱深難明，與現實很抽離。特別是政治哲學這一科，我們花很多時談概念，談理想；談正義，談自由；談民主，談平等。談的時候好 像很起勁愉快，但是回頭一想，卻又覺得這些道理有點不證自明，有點媽媽是女人的味道，有點文字遊戲的性質－利用文字築起一個理想國，然後樂在其中；若問， 如何把這理想國變得真實？聽到的答案多半是現實「邊有半斤八兩o甘理想？」

活在象牙塔的不真實，就有如說吹氣公仔Mary對著我笑，是因為有我相陪，樂得心花怒放。問題是，她沒給吹脹前，早已笑了。縱是如此，寫paper時還是挺起勁的，因為加footnote的感覺很過癮。

不覺，在政政已呆了三年時光。一直忘不了一年級上tuto時有人問過的一個問題－他問tutor：「你在政政三年，學了什麼？」Tutor遲疑了一會，才能回答。那一下遲疑，令我更有興趣知道為何世界上有那麼多人住在象牙塔，與文字玩遊戲。

日子有功，開始覺得象牙塔的產品不盡然是廢話一堆。人的行為大抵都是由兩部份構成：價值觀(ends)以及手段(means)。 比方說，我贊成政府任由窮人餓死不是罪過。因為自由萬歲，個人意志萬歲，政府要做的，是最低度的收稅以維持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應否從我口袋裡掏錢給窮 人，決定權應在我而不在政府。換句話說，政府收稅以接濟窮人是不公的，因為未經「我」的首肯。在例子中，個人意志大於一切是價值觀，低稅制是相應的手段。

顯 然，每種價值觀以及其手段總有可商榷的空間。象牙塔正正能提供一個五星級的家讓人埋首書卷，精細深入地理解分析不同的價值觀以及其倡議的方案。回應上例， 政治哲學中的社群主義會說，「我」的定義不只限於單獨的一個我，而應包括其他成員。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便有一份責任照顧貧者－如果我們喜歡說「我」是如此 重要。即使說「我」只能被理解為獨一無二的一個「我」，讀法律的或會說人有自然權（natural right），至少不應容許人餓死街頭。這些都是價值觀的不同解讀。若說手段，即使我們都同意政府推行福利制度，可商榷的空間依然存在，因為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芬蘭，香港，美國……

不能小看這種象牙塔式的理解。或許刻下會覺自身力量少得可憐，縱然知道這些也不會改變什麼。這很難說，因為每分每秒意外都在發生。一旦過程當中抱持了什麼立場，有了什麼理想，之後的路便可以很不同了。

若然覺得人生的意義用不著這麼複雜，不需要這麼偉大，只需簡簡單單賺錢養車養樓養女人養化骨龍，象牙塔依然有存在價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明天我釘蓋了，今天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儒家，佛教，古希臘，基督教各有自家的不朽說，很多象民都曾撰文思考當中的道理。讀讀它們，不會有什麼市場價值，但可以幫你想像你六十歲時的人生該當何如，從而調整自己的ends與means。

當然，我家在香港－一個講求實效實利的地方，因此平衡很重要：既要留意不同象民的作品，亦要留意自己的CV。若只沈迷象牙塔中，與隱敝青年其實沒多大分別。

記得當時那位tutor這樣回答：「我想，大概是思考方式有了改變。」聽來不著邊際輕不著地，其實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