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甚麼

(編按: 本文是中大學生會的一篇評論文章，得中大學生會同意轉載，原文見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html)

早前，政府公佈大學生申請公屋的比率連續三年上升。這立即引來社會上那些手執話語權的評論員炮轟，說社會花大量資源栽培出來的大學生，居然不思長進，努力賺錢置業，成家立室，自己沒志向沒本事，又不想跟父母同住，便走去跟基層市民爭奪公屋的居住權。他們一是要求奢侈，二是沒出息，為滿足一己私慾浪費社會資源，簡直無恥（註１）。社會大眾似乎亦接受了把大學生和基層二元對立起來的講法，批評前者貴為天之驕子，居然鑽法律空子，侵害後者的權益。

有事業有家庭有樓甚至可能有車的評論家們，就這樣站在審判者的高度，跳過對香港社會實況的考量，把大學生申請公屋化約為一撮年青人自己不濟事的問題。大學生是沒有話語權的一群，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精力去辯解。於是整件事的政治經濟脈絡、其背後的宏觀社會意義，都沒有好好地為公眾所討論，就被直接跳過，大家只留下大學生年青人沒出息的粗淺印象。

可是，問題根本就不是如此簡單。

如果我們把「公屋」「大學生」「基層」都放回香港具體的政治和經濟脈絡，一般人對它們的印象，只怕應大幅修改。我們不妨由一個問題開始：炮轟大學生的人們，他們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過的是一個怎樣的求學生活嗎？我們的社會不錯為教育放了很多錢，但這些錢都放到那兒去呢？對不起，這些錢咱們香港的學生似乎無福消受：學校用這筆錢來搶外地、內地尖子、為尖子起宿舍、打造國際排名、為排名而只知做外國人感興趣而和香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研究。特區政府不是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嗎？錢都用到大學爭國際排名上去了。以致不少學系仍然紛紛開辦質素沒有保證費用高昂一手交錢一手取證書的副學位和碩士課程來幫補開支，而大學生的學費和貸款也沒有得到絲毫的減免。

而現今的大學生也不再只是來自於社會的上層家庭，大學學費開支對大部分學生來說依然都是沉重負擔。大學生要借錢讀書──不論是向政府還是向銀行──的不在少數。可惜的是三年苦讀，出來面對卻是文憑貶值，大學生的薪金愈見被壓低，一出學堂，就要即時為還債搏殺。

誰不知道公屋排期要很久？現在就申請，正是大學生在為未來籌謀。畢業後他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要依賴家中接濟嗎？家中父母都已年老；要自己獨立生活嗎？不幸他們身處的香港卻是世界上樓價和租金最高的地方之一。即使苦苦工作，三十歲大抵都別指望儲到足以向地產商進貢首期的錢。除了申請公屋，他們還可以怎樣？他們申請公屋，想早早使供了自己讀書二十年的父母可以早日休息，少點負擔；想早早開始過自立的生活，又有甚麼錯？

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甚麼？說明了的是，香港的生活形態已被極為扭曲，事實上社會人大部分人都不能或需要付出極多，才能為自己找一個家、過自力更生的生活。這已成了香港人的普遍生活真相。大學和大學教育早已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變質，「大學生」這身份的意義也早己和一般人的浪漫想像相去甚遠。在如此的政治經濟格局下，大學生再沒有空間追求理想，大學教育亦只是職業訓練，而「大學生」的光環對青年在職場打滾的增值也並不多。結論是：香港的大學學位既沒有帶給他們才幹，也沒有為他們擴大優勢，而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還要為此付出高昂的費用。大學學位，對很多青年人來說，甚至已成了負資產。

而公屋對他們而言已不是所謂低下階層的象徵，而是在社會上的一根救命草。他們的學位和青春沒有為他們換來為自己置業、找一個家的可能，在未來幾近沒有任何希望的情況下，預先申請公屋便是沒有選擇中的最好選擇。香港的地價已高昂至一個地步，以至「教育」這一個本來應該促成階級流動的機制，已經完全失敗。入學時是窮等學生的到畢業時都依然是窮人，大學教育並不能獨力令到他們突破階級間的巨大不平等（註２），他們畢業後，依然連找一個「家」也負擔不來。因此，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的，與其是大學生不長進，倒不如說是香港的所謂階級流動、機會平等的神話，已完全坍塌，甚至逆向：大學的高昂開支令學生愈讀愈窮，社會卻沒有空間吸收這些人才，大學學位最終換來的，是階級向下流動，令大學畢業生加入基層大軍，一同向政府申請公屋。

被握著話語權的人忽略掉的是甚麼呢？他們只看到大學生要和基層爭利，卻沒有看到，大學生事實上是被逼和基層互相競爭。在大商家、大地產商因高昂的樓價和租金袋袋平安時，社會上更多更多的人卻承受著階級向下流動的苦況，被逼和更基層的人爭奪大商家飽啖之後剩下的極少資源。大學生找不到他們的家，反映的是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下，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找不到他們的家；反映的是，香港的貧富懸殊正在惡化，金融海嘯更令這個情況加劇。香港的階級正走向兩極化，基層也許不再只是不幸的一少撮，而是我們大部分的人了。公屋也許確是為窮人而設，可是，我們的社會已愈來愈多人不敢說自己不是窮人了。

這一切，我們的評論家們，你們又看得到嗎？

註１：典型例子可參考葉鏗然《天之驕子住公屋　變相浪費公帑》中所引莊太量教授的批評，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7月9日。

註２：高地價政策的流弊、及其如何引致香港的巨大不平等，中大學生會已有分析，可見中大學生會《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告全港市民書》：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 及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html。

去社會脈絡的青年禁毒

轉貼自facebook群組: 尊重青年人！強烈抗議 校本(家長)自願(強逼學生)驗毒 建議！！！

「毒品」。政府和社會好像總看年青人不順眼，永遠要向青年人下手，彷彿所有年青人都是毫無自主性毫無理智毫無判斷可言的物體，由三歲到十八歲智商都會比我們現在的政府官員和區議員低，而且讀了那麼多年的書全是白過，連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都要所謂「大人」為他們作主。

我不知道這班人事實上有多久未真正地接觸過年青人，但我所看到的一切卻是，這些都不過是這班人的家長主義心態作祟而已。一位青年組織的負責人譏諷得好: 政府真的如此有才幹，何不花多點時間去打擊毒品的源頭? 政策的荒謬，其實人所共見，報章也多有指出，我亦不想在這裡談論。我想談的是，到底在這一場大龍鳳背後，反映出來的是甚麼。

事實上毒品問題一直存在，但明顯的是，那可以是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映，也可以是有關打擊犯罪的問題，但斷斷不是青年人的個人行為的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年青人要吸毒? 是不是我們的家庭結構、教育制度、或社會大環境出了問題? 所謂「青年人吸毒」，作為一個社會問題的反映，根本就只是果而不是因。如果只要作為表象的「青年人吸毒」消滅，其實有一個更直接的方法: 不如乾脆把所有十八歲以下的人殺掉好了。

正如我們不會接受把所有人都殺掉就算解決了問題，強制驗毒、派警犬巡街、關閉所有網吧等等用強制手段約束年青人行為的政策，就算真的成功禁毒，也解決不了引致青少年吸毒背後的一大串社會問題: 年青人的父母依然天天要為口奔馳，不能照顧兒女，年青人依然缺乏家庭的關愛、依然不能在社會上找到出路，依然只是認為教育制度只是對他而言充滿挫折。而這些，事實上才是我們的社會要關注和處理的問題。現在所做的一切，卻是把這些東西完全跳過。這事實上的效果便是，把本身社會應負的責任，都賴在年青人身上，彷彿家庭教育社會全都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年青人的行為不檢，所有的一切都是年青人的責任，只是年青人不知自愛，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社會的一切都沒有問題，我們都給了你們最好的社會，是你們自己不好，因此現在我要規管你。

香港的社會好!? 如果香港是一個好社會，我們就不會有世界上最大的貧富懸殊，我們就不會有一個中下層家庭雙親都要不斷工作才能糊口、變相把家庭關係撕裂的經濟制度。實話，有幾多的富家子弟、有幾多有幸福家庭的年青人，會走去濫藥? 誰不知道吸毒不好? 如果不是欠缺家庭溫暖和和同學師長的扶助，又有幾多人會去聯群結隊，去做些不良勾當，換回一點成功感和存在感? 可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只有有錢人才有資格過幸福生活，低下階層卻是連家庭是不是可以存在都成疑: 為了養家，有幾多家庭連一起坐下來吃一頓飯的機會都沒有。在如此家庭生活之下，又如何能有心機時間空間氣氛學習? 在考試主導的香港教育體制之下，讀不好書的人，除了被拋棄，還會有誰關心?

也因此，香港最成功的戒毒機構，叫正生書院。我實在看不出香港政府除了家長心態之外，有多少誠意處理所謂的「吸毒」問題: 他們有沒有想過正生為何會成功? 他們有沒有想過如何把「正生經驗」應用到社會層面，譬如，應用到教育制度的改革? 他們又沒有想到，為何正生可以給青年人家庭裡也給不了的關愛? 他們又有沒有想過，可以如何改變社會經濟環境，譬如限制工作時間、設定最低工資、甚至對全職照顧家庭的人，作出資助，令他們可以專心照料孩子? 沒有。他們甚至連正生想找個地方落腳，都想拒絕。

事實上，看到竟然有校長出來支持校本驗毒、有教育人士支持政府種種所謂「禁毒」政策，我是痛心: 難道把學生都當成疑犯、變相把社會的責任賴在青年人物上，就是教育的使命? 教育，難道就是「我要你點做你就點做，你要聽我的」，滿足這班人的家長心態嗎? 就是要完全服從打造現時這個不公平的社會建制的政、經權貴嗎?

他們從來不打算理解我們，整個禁毒大計，不過是一個把社會矛盾轉移的又一場戲，為的，就是把社會的失敗、這些政經權貴經營我們社會的失敗，委過於人。透過把問題看成個人問題，他們避過了社會的問題; 透過對下一代的規訓，他們想確立自己永遠正確、體制從來沒有錯的地位。

年青人是沒有權沒有勢的一群，我們沒有權力去反抗、去反駁。所以他們打壓我們。但問題卻不會因為打壓而消失，因此他們總看年青人不順眼。他們的竭斯底理，連荒謬政策都照樣出台、支持，正正反映的是，我們社會在他們手上，已經到了一個徹底失敗的地步。他們沒有方向，我們的社會，也沒有。

文: 基斯

也談六四

        

 

             不能忘記六四其實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良知。良知不能用錢衡量，也不能用錢收買。如何平反六四當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底線是用暴力手段屠殺沒有使用暴力的學生是六四事件的最大過錯。你可以不認同這個說法，若然你覺得一旦有學生在維園對社會不公作出指控絕食抗議，同樣可以用熄燈用坦克車用機槍來招待他們。

 

        記得上年讀報，報導說中學生大多不知六四是什麼一回事。有的以為六四是五四的朋友，是年代久遠的遺物。有的還不曾對六四有耳濡目染的機會。那時很是驚訝，心中慨嘆往事竟是一縷煙。

        今年情況「好」多了。突然地，多了人重拾記憶，也多了人突然理性有critical thinking，總算令六四二十年不會冷清的過。愈來愈多的人大聲疾呼說六四是變壞了的罐頭沙甸魚，因為有人派錢同時有人等派錢，因為有外力入侵。另外一種備受寵幸的說法是我們現在悼念六四把事情變得政治化了，複雜化了，因為過去現在將來要緊的是經濟，準確一點說不是要緊，而是惟一要緊。而現在經濟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可以填飽了肚，什至可以富起來購買單位讓LV手袋安住，幹啥要花心神記著六四緊咬不放？ 看來很有說服力，於是令特首很有自信地說：「我就是香港，有奶就是娘，六四管來幹啥？」說時面不改容。

        簡括而言，不應把六四放在心頭的理由都與錢有關：一. 民運學生其實是很邪惡的短期工； 二. 賺錢才是黃道，有奶就是娘，其他事情若與賺錢無關，討論理會悼念與跟吹氣公仔談心一樣多餘無聊。

        先說第二點理由。我倒有興趣知道，官員、教師與家長有沒有膽量只教學生錢就是一切，有奶就是娘，而摒棄其他價值觀例如誠信公義公平正直，其他什麼全人公民德育教育。如果沒有，為什麼？不是說經濟凌駕一切嗎？

        如果真不該教授「有奶就是娘」以外的知識，那意味著的是我們都曾很天真很傻。為什麼我們會/要對南京大屠殺咬牙切齒？為什麼我們期望文化大革命得到平反？ 而偉大的祖國偉大的共產黨竟然也會花時間於八十年代初玩玩平反這玩意。試想想，如果錢就是我們要膜拜的神，而日本公司的工廠零售批發公司遍佈祖國，大力地幫「中國神話」一把，點燃那GDP那推進器又養活了不少人，我們對日本人不應有恨。南京大屠殺那些掉下的人頭我們很應該視作被風吹倒而不是給日本刀砍下來，曾局長也應當按此來改改國民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平反在「有奶就是娘」的感召下顯得更是無聊。什麼人死了不是很要緊，重點是在八十年代以後祖國經濟起飛，不，對不起，錯了，是騰飛，一小撮人富起來了，死去的人就算不被平反但泉下有知，也會跟著拍手高興吧，何必多此一舉？

        再看看六四發生了的事。

六四那天，學生只是靜坐天安門廣場，原因與訴求說得很清楚：「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結果，警察與軍人不是為示威者開路，而是開路讓坦克駛進。

六四後不久，柏林圍牆仍然未倒，東德仍未在地圖上消失。有一大群學生上街和平示威反對共產黨，沒有人說他們動亂，政府沒有令他們流一滴血。後來，柏林圍牆倒下了，共產政權倒下了，德國統一了。整件事情和平進行。在柏林旅行，聽到導遊說：「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也以此為傲。」時至今日，柏林人說，示威遊行是柏林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政府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柏林步行那天，碰巧遇上一個遊行，警察為示威者開路。

        兩個同在八九年的和平示威，命運卻迥然不同。我們付出的代價那麼大，為什麼？愈來愈少人會回答，因為想「如何掘更多的金」這個問題可愛得多。

        如果，各位依然相信有了好經濟就成同時又可以大聲疾呼「忘記南京大屠殺！忘記文革！」而不會有絲毫慚愧，那麼，你才有資格說：「忘記六四！」

        再說「民運學生是邪惡的intern」這個指控。通常這類指控的開首句都是「可能」、「或者」、「會不會」等等，明證實例比國寶還要稀有。換句話說，這類指控都屬陰謀論。但陰謀論卻不是什麼好工具，因為它可被應用的範圍實在太廣。陰謀論一點，我們敬愛的祖國原來也可以很邪惡。江澤民主政時期，與俄羅斯簽了條款把大片國土割讓，是不是有外力入侵中央政府？是不是有不為人知的金錢交易？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會不會只純然是權鬥而不是什麼破舊立新？會不會死的人都是疑似爭權但實質沒有最後死得冤枉？ 如果真是如此，一個可以容許十年來不斷有人枉死的祖國，而且殺死的人數超於南京大屠殺人數的祖國說六四時如果不用坦克車壓偏絕食的學生會令國家分裂，你信嗎？那會不會只是赤裸裸的保權行為？ 各位親愛的愛國人仕，這可愛的陰謀論有沒有令你想與我們結伴到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不能忘記六四其實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良知。良知不能用錢衡量，也不能用錢收買。如何平反六四當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底線是用暴力手段屠殺沒有使用暴力的學生是六四事件的最大過錯。你可以不認同這個說法，若然你覺得一旦有學生在維園對社會不公作出指控絕食抗議，同樣可以用熄燈用坦克車用機槍來招待他們。

社會棟樑的幻覺

麥兜常說要成為一「碌」社會棟樑，令人捧腹不已，但在現實中，呢「碌」「棟樑」常令我大惑不解。

小時候，相信很多人也被「捧」成「未來社會棟樑」或「未來社會主人翁」，乍聽之下感覺良好，充滿自我中心意識的言語之間，令人即時對人生產生美好的憧憬。

香港人，從來就是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下生存。

現在香港有一百萬人捱窮，但也有很多人認為自己處於中產階層，過著美好的生活；也有很多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精英，翹起鼻子做人。

細想之下，誰才是真正的社會棟樑呢？

說回自己，筆者剛大學畢業，從前在兩次公開考試後，都有成為社會精英的感覺，對高人一等的地位、權力產生了遐想，於是跑去參選學生會，當個會長，幻想自己是一時瑜亮，在學校這小群體中當起一「碌」主棟樑。

後來發現，這「碌」小群體的主樑其實也不易當。

首先無日無之的會議已令人目眩，老師們對你推行的活動又諸多掣肘，連大家喜歡 的足球比賽也不可以舉辦，說什麼會令人受傷，如果踢足球不會令人受傷，那麼足球的價值何在？男孩子就是會受傷才吸引人，我這樣說了，他們不相信，最後籃球 比賽也以同樣理由被迫取消，我說吃飯一樣噎死，同樣危險，他們也不信。

最無奈的是他們還會要求你做一個道德楷模。

「身為學生會會長，為什麼遲交功課？」

「身為學生會會長，為什麼頭髮也不剪？」

「身為學生會會長，為什麼不熨校服？」

身為一個好學生，當然每件事情也要辦好，但問題是，我又不是專門找人錯處的領袖生，為什麼我有特別優待，要比別人更講道德？

最後我「成功發現」自己並不適合當群體的大棟樑，心中嚮往的是不受管束的日子，於是開始寄望早點升上大學，因為聽說大學生活很自由，這時候的我，渴望成為一「碌」自由的小棟樑。

如願升上大學後，起初也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很自由：自由地選課，自由地曠課，自由地參加課外活動……直至發生了幾件事情，又改變了我的看法。

首先是學生報被評為不雅刊物的事件。一本沒有淫照，只是問過別人有沒有「想過」「人獸交」，然後超過八成人回答沒有的刊物，竟然被評為「不雅」，相反，報紙上那些「叫雞指南」、「AV推 介」卻「乏人問津」，大家爭相說「大學生該有大學生的樣子」，高呼「我們不要這樣的社會棟樑」。老實說，這些問題有人肯問又有人肯答，多麼的坦白，這才是 反映現實呢﹗大學、社會、傳媒等卻爭相搶奪「道德高地」，逼迫幾個學生，說我們是社會棟樑？才不﹗我們何來發言權？直到他們在人前淌下幾滴眼淚，滿足了大 家「睇戲」欲後，大家才懂得收手。

當時學生報的總編輯，是筆者中學時的同班同學，當時我很想幫他一把，當這種感覺愈強烈，愈覺自己的無力，誰會在意我說的話？最後只能出席一些記者會，在旁聲援一下。

第二 件事情是董建華獲中大頒發博士學位，試想想全香港有多少人覺得他值得擁有這個學位？覺得值也罷了，有少數學生在畢業典禮的場外示威也不行？不行也正常，因 為他們打斷了董生的演說，但又用不用把他們按在地上？他們是未來的「社會棟樑」呢，哪有「棟樑」是橫躺在地上的？也有數位畢業生在場內舉起橫額抗議，同樣 也被保安阻止。整件事情最令我深刻的是那位向抗議的畢業生破口大罵的阿婆，她罵他們不尊重別人，她等了很久才等到孫子(或兒子)畢 業等，你們不應破壞她這天云云，或許她說得對，一嘗宿願固然可喜，但她也要明白，她有她的興緻，但台上那位仁兄，差點就搞垮香港，如今我們偉大的母校卻還 要頒一個學位「表揚」他令香港「順利過渡」，如何叫人信服？我想大部分的畢業生多少也心有怨懟，只不過他們與這位阿婆一樣，面對自己「一期一會」的畢業 禮，才選擇克制自己。筆者個人認為，尊重別人的先決條件應是獲得別人的尊重，沒有人會對一些實行家長式管治的人(包括那位仁兄及我們偉大的母校)由衷尊敬。鬧出如斯笑話，我們這班「棟樑」從來都是「反對無效」，這些事情令我感到我們這班所謂「天子門生」，其實只是一群還被大人調教的孩子。

其實，香港的社會棟樑只有一「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當年一句「撤資」彷彿令人香港陷於末日，只要超大「碌」的他有什麼衫長褲短，山高水低，香港一定樹倒猢猻散，其他的小「碌」「棟樑」，根本就沒有亮點。

文：家康，一個政界小人物，並不覺得自己已成社會棟樑，正在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生命的形容詞。

當他們主導社會

昨天和一班中七時的同學一起吃「開學飯」。從來都覺得，自己這班朋友是很聰明的一群。他們的笑話冷得來有創意，諷刺令人捧腹、同時亦不乏深刻。時事是不多談的，但不引經、不據典，他們的觀察角度往往也令人驚喜。他們都看重友情—對友情、對關懷，都懂得拿揑，令人感動之餘又不失之令人尷尬。

但他們也不過是平凡的一群。沒有遠大理想，沒有宏大的使命。除了一眾基督徒，以一個政治學學生的視角來看，他們都沒有一個整全的世界觀，而且至少大體上依然是服膺於主流的意識形態。

入了大學，圈子大了不少，就知道其實他們真的只是平凡人。也許是只要當我們仔細的觀察每一個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果。更也許是，各有鮮明獨特個性這一點，正是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人的一個共同點。

若有一天，他們大了，會怎樣?

老師馬嶽早前曾在報紙上撰文，質疑政黨在選舉中爭取年輕選票的策略是否有效。他指出，年輕選民在整體選民中比例少，而且沒有共同利益，很難當作一整個階層來爭取; 又認為青年選民一向投票率遍低，難以動員來投票。

但這是否意味著，當他們長大了，就會自動走進這個遊戲之中?

姑勿論沒有共同利益是否青少年難以動員的最大原因。如果放在一個時代思潮的脈絡來分析，其實可以看到更多。當代政治思想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就曾經考證，對原創和美的看重、個人主義的高漲等，都是這個後工業革命年代的社會氛圍。在香港，尤其是我們這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一代，在社會意識的淡薄下，個人主義就自然更為高漲。

這就做成了一種這樣講求由我出發，個人主義和原創性 (originality)並列為重要價值的時代思潮。這即是對社會的所有現存的遊戲規則，都講究發自自我的、自創的詮釋。如此一來，勢必引致對現存的一切社會建制的質疑，以及有強烈的尋求各種另類可能 (alternatives)的思想傾向。

這樣，無論你是保皇還是反對派，其實都是在現存遊戲規則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都是被質疑的一部分。在事事講求創新為先的時代氣氛下，自然是備受衝擊。我們這一代因此對政治的厭惡、逃避以至批判，其來有自。

但是，我們這一代雖然籠罩在一個求變的氣氛中，卻因為生來是「後六四」的關係，社會意識的確薄弱。事實上在意識型態的層面，批判的動力或有之，但批判的內容卻不是必然的需求: 我們很多時候其實會受困於一種內容空白的批判。

如此一來，由政府以至左中右派，都開始講究年青活力，其實就很容易理解了: 這是舊思潮對新思潮的不自覺的一種角力。在個人層面，他們懂得創新。但在社會層面，他們卻不易有一個整全概念。因此他們其實是可以、而且容易被收編的: 看看這次選舉的各個候選人都有相當數量的青少年助選團，即可知道。因此候選人作為遊戲既得利益者，他們必然受社會建制(social establishment)推動而想掌握的，其實是對新風氣的主導權。

若再在細緻一點的層次看，其實同一時間，這種新思潮或求變氛圍，也面對內部的角力。

雖然靠著這種氛圍，一種強大的衝擊力正在勃興: 一種對各種道德教條、社會建制的強烈懷疑，其實漸漸把部分的枷鎖瓦解。人有更鮮明的個性，對他人更細緻的認同。但這種批判、拆解的力量，卻並不必然轉化為建立 (constructive)的力量。

正如前面所提過，香港這一代青年的思想模式是由「後六四」的潮流和現代個人主義高漲匯流而成的。這種強化了的個人主義，同時強化了對原創性的重視。於是，在我們一點一滴地打破社會教條時，其實也時一點一滴地打破社會的客觀理解。這就是一種社會或社群 (community)的收縮: 我們將自己視為一個中心點，人際關係的建立，只是一條條由我所向外畫出的線—群體是由個人來定義，而不是群體來定義個人。

這就可以預想，在這樣的一種新社會 (如果還可以算作社會的話)模式中，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公共 (public)。所謂公共議題，因此根本不會存在。所以，一堆青年人中，時事是不多談的，因為不必關注; 觀點是新穎的，因為注重原創; 在微觀、個人層面，他們各有鮮明個性; 但在整體層面，卻又服膺主流論述，無意批判，是千面一人，面目模糊的一代。

不過，無論如何，不服從的伏流已漸漸壯大，當他們一躍成為社會的主要動力的時候，大批判或大懷疑的時代也即將來臨—儘管如上所述，有內自內部和外部的種種角力。也許的確如泰勒所言，「鬥爭依然繼續」 (la lotta continua)。可以預想，香港的社會觀念，以至社會結構，將會出現大變。這，似乎是必然的衝擊。

延伸閱讀:

馬嶽: 年輕選票的疑惑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206/3/1/832740/

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文: 基斯，政政系學生，火星人，愈來愈覺得地球很危險。夢想是和比卡超一起在寵物小精靈的烏托邦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