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你是道家信徒嗎？

雖然從菜園村、 觀塘重建等事例中看到，城市的發展仍然建立在遷拆與重建之上，要說數年來公民社會對保育議題的努力白費了心機，又未免過於灰心。至少我們可以從本年度的 《施政報告》中發現，政府已開始認同城市發展之餘需要進行保育。但之所以民間繼續憤怒，官員繼續重建，在於官員們至今仍無法理解重建保育時為何要考慮民間 訴求──從鄭汝樺局長多次偷偷的、突發的巡視菜園村，便知道官員對民間訴求的恐懼。而今次《施政報告》，正將這種思維示範得淋漓盡致。   我 想，再去評斷《施政報告》空洞無物已是多言了，空洞皆因內容抽空得毫無挑剔之處，缺乏具體方向。正如毛澤東大躍進時誰都以為鋼的產量要翻一番是好的，哪怕 是把家裏的鍋都拿出來燒成廢鐵，仍可說得冠冕堂皇。報告建議將中環碼頭用地及中環街市打造成「集消閒、休憩、文化於一地的臨海公共空間」確很吸引，但內容 全是從上而下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一旦與民間觀點不同，仍然缺乏機制去反映解決。 迴避重建保育問題所在 況且在有限的綱領式內容中，仍能發現令人憂心的地方。報告論及中央書院遺址將「活化成創意文化地標……邀請團體或企業，提交營辦創意產業的建議書」，不禁讓人想起數碼港和北九龍裁判法院，有誰監察確保成為真正的創意產業，而非地產項目或學店？ 報告中囊括的建築物，都是政府擁有的建築物。不難猜想曾特首的用心，既然是政府的建築物，保育時便毋須考慮甚麼持份者的利益，更沒有所謂持份者的「抗爭」。由此可見，這樣的活化計畫務求安全至上，不想挑起社會大眾的反響──甚至不想大家說三道四。 但處理不同持份者的複雜權力關係，正是重建保育的難處所在。土地不一定是政府獨有的，居民在一處地方居住下來建立的感情、鄰舍關係，已經使該土地添了幾分地價以外的價值。曾特首以為光喊保育便可博取民間支持，根本沒有藍圖去妥善處理重建時的糾紛，是離開了重建問題的核心。 有否想過菜園村居民為何如此憤怒呢？是因為政府在收地時從來沒有讓村民做決定的打算，一紙條文便可以為所欲為。《施政報告》根本沒提及政府如何回應菜園村村民訴求、更沒有打算觸及觀塘重建該如何擺平其賠償問題。 政府角色應在民主決策 政 府彷彿假設收地是應然的，然後裏面複雜的權力關係可以自然解決。置重建戶於不理，又沒有機制解決民間訴求，就像莊子那種：「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 也。」，怪不得《施政報告》說小政府說得那麼振振有詞了。但政府本有在市場力量以外進行公正分配的角色，曾特首全沒有思考這方面的責任。 台灣高雄市處理保育重建比香港成熟多了，他們願意為每個保育個案成立委員會，廣邀民間社會、政府專家共商保育方案。剩下的便是講求委員會的民主性，以及是否有足夠權力，讓持份者進行民主規劃、決策。但試想即使菜園村居民的建議方案多達三個，鄭汝樺等官員依然繼續收地。那麼，即使有再多中西區活化計畫掩飾，政府在解決重建保育問題上，仍然沒走出與民間社會的對立面。 區諾軒 Roundtable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文章刊於2009-11-01星島日報)

On Knowledge (2)

1. Today I heard about a book, namel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 report on knowledge. You may find it interesting.

從菜園村與五區總辭看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

五區總辭的大辯論令香港的政治討論出奇地熱鬧。自從社民連提出總辭的概念後，政治人物間固然是各有盤算互相過招，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實利的爭奪中刀光劍影; 知識界對總辭也是例必回應。學者如馬嶽、蔡子強、陳家洛、孔誥烽等都各有立場，網上對諸人的回應更見精彩，甚至不少年輕的政治系學生都加入戰團，討論總辭的得失與意義。一時間，討論似乎是前所未見的精彩，也是泛民內鮮有的策略大辯論。

菜園村的抗爭是應該載入香港社會運動史冊的一場運動。如果說天星、皇后事件對公共空間的爭取在大眾的理解之中不免落入歷史保育的陳舊概念之中，菜園村的抗爭則可算是理論和實踐都得充分成熟的真正的「新社會運動」。從理論上，在其一系列訴求、文宣和對政府的文件中，對生活空間的爭逐正式重構了整個知識體系，政治、經濟、文化的知識應用從空間的視角得到重構，而且能毫不抽象地結合到最具體的訴求和原因之上。這自然是脫胎自天星、皇后以降一系列和市區重建相關的抗爭，但理論上更完整。實踐上菜園村也是一個遠為少限制的空間，抗爭諸人和菜園村的村民一同生活一同抗爭互相教育，既有天星、皇后的影子，也遠為強韌多元。菜園村運動對網絡動員和宣傳的技巧也已經很成熟。

互相缺席的啟示

列舉這兩件近來的大事，是想指出甚麼呢? 我想，最值得玩味的並不只是兩件事件的本身，而是這件很大程度上時間上重疊、內容均充滿政治性的事件，竟然可以在公共討論中幾近完全毫不相干。明明抗爭和總辭討論就在同時發生，但卻互相消失在對方的討論之中。

菜園村的一班運動者暫不過問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尚且可以理解為分身不暇 (事實上同一班人也有文章回應總辭問題，只是沒有扣連到兩件事)。但我認為至少在五區總辭的討論之中，竟然沒有探討菜園村的運動，其實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爭取到普選之後，到底菜園村事件的發展，還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如果會，那我們在爭取的，到底是甚麼?　如果不會，又是在哪方面解決?

這其實涉及到的，就是一個民主的價值的問題。菜園村事件的基本矛盾，就是到底政府和經濟權貴，有沒有權利剝奪小市民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又有沒有權力抵抗一種高度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只要把視點放回最基本的個人生活之上，我們便不難發現，香港的城市生活模式其實是極有問題的。人人都要沒天沒地的長時間工作，欠缺閒暇，社會也嚴重的單元化，稍為不同於主流的生活模式，都沒有生存的經濟基礎，簡單來說就是「理想不能搵食」，但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會默認一種「理想不能搵食」的思維，而且接受、不去想改變? 進一步的追問是: 有一天民主來到了，如果我的生活依然如一，九成人的人生都和今天一樣，我們又爭取來幹甚麼?

和民主相關的議題還包括人民規劃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空間是我們最切身的事，但為什麼我們的城市的規劃權力，長時期都落在大地產上和各大地產商傾斜的技術官僚之中? 為什麼我們不能參與規劃自己的社區? 為什麼我樓下應有甚麼商舖，是由領匯而不是由我來決定? 為什麼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永遠要向政府和地產商讓步，由他們決定我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 但這些基層民主的討論，卻從來不曾出現在爭取普選的討論當中。甚至連最左翼宣稱權力歸於人民的社民連都不談。普選之後，我們可不可以爭取到這些最最基本的自由自主? 如果不能，領匯依然決定我的生活，技術官僚依然可以鏟平菜園村，爭取了普選，我又得到了甚麼?

「咩係民主o既意義? 不如問下……」

對!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泛民領袖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我們的是，有了民主，到底我們可以得到了甚麼，又有甚麼東西是好了。當我九成的生活都不因民主運動而改變的時候，我自然沒有動機參與九成的民主運動。得來的，就是民主運動彷彿完全淪為泛民議員們的遊戲，而與一般人無關—又或者至少，我們爭取民主，從來不是因為民主派的帶領，而是恰巧他們被認為是民主派，形勢上至少他們是我們的敵人的敵人，無可奈何之下的一面反對派的旗幟。

我不敢說我所說的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心理，但看著總辭討論和菜園村事件的互相缺席，則是具體而明確地顯示著政治菁英是如何地和社會運動脫節。談論五區總辭始終沒有落到民主的內容與意義之中，也就是沒有落到最具體的社會脈搏之中。

這是因為我們的公共討論中，從來沒有人把民主放到整個社會結構上理解。回顧歷史，成功的民主運動總是和人民所受到的壓迫扣連的。香港的民主運動卻沒有成功做到這一種扣連。我會認為這是同時在理論上和策略上的失敗。香港社會難道沒有存在著不公義和壓迫? 事實上基層一直都過著困苦的生活，但他們的困境和其社會改革的訴求卻從來沒有進入主流政治討論的場域，主流民主運動的領袖亦沒有主動作出扣連。

民主運動的領袖可能會反駁: 香港的社會其實很是富裕，而基層過的生活不止可以接受，而且只是少數; 出於有效的資源調配的思維，因此沒有把所以專注力投放在基層身上。且先不說到底上述講法有沒有他們沒有做好論述和教育工作的責任的成份。就算香港在過去的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真的舒緩的社會矛盾，但自金融海嘯之後，基層生活不特愈加困苦，社會亦事實上發生著階級的向下流動(註1)，具體如領匯、菜園村事件都反映著市民愈來愈醒覺到自己的生活是如何的被大商家宰制和感到不滿。但我們的民主領袖，又有沒有把握社會的脈搏來把民主運動扣連到社會改革之上? 社會民生向度在總辭的討論中完全缺席，正正就展示著香港的民主旗幟，內容是如何貧乏。

有人也許會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把本來不相干的政治和民生議題混淆。兩者是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們不能如此過份要求民主的領袖。如果我上面的分析和質問仍然不能顯示出兩者的扣連，那麼，看看當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又如何?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早就在其三十年前的巨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就論證了自由主義和我們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關係密不可分。要確立一個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組成的自由民主社會，就有必要在社會政策上作出調整，令在社會中最不幸的一群得到最多的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支援。也就是說，政治自由的理論內部本身就擁有著要求社會改革的資源。我們未必同意羅爾斯的結論，但事實是不論是其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得提出民主制度在整個社會制度的框架下該如何建構，才能最好地確保人民擁有實質的自由和平等。(註2) 也就是說，社會改革從來都應該是民主運動—如果民主運動真的是為了人民的自由的話—的場域，不論在理論上還是歷史上都是。我們的民主領袖以至公共討論卻都沒有把社會改革的立場放入民主旗幟之內。

民主運動需要甚麼?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卻明顯是理論上和策略上雙雙的大失敗。因此，最明顯不過的是: 香港的民主運動若要突破現時支持者熱情減退的困局，就有必要重新整頓自己的論述，對社會局勢有更深的分析。這就涉及到民主派內部左/ 右派的整合。當然這似乎是不易的，尤其事實上香港的政黨都是面目模糊而欠缺對社會有獨立分析的派別，除去了民主議題，我們大抵不能分出民建聯和民主黨 (他們倒是自稱有九成政綱相同)、自由黨和公民黨的分別。而民主派內部的意識型態分歧，至少到現時為止筆者都看不到有整合成一個實質的綱領的可能。

但更可悲的是民主派領袖們都不見得有誠意討論。且先不說在這次五區總辭的爭論中完全沒有相關討論，即使是民間學者提出的意見，都不見得有動搖或改變到政黨領袖們的看法，那些看法可能甚至沒有進入過他們視線之內。對菜園村問題的完全無法回應只能反映他們完全和社會思潮的轉向脫節。如此下去，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只會日益擴大。其實去不去總辭可能從來都不是重點。問題是: 總辭和民主之後，又如何? 若回答不到這個問題，就算有十次輝煌漂亮總辭動員戰，都救不了民主派的民望，更救不到民主運動的未來，我想。

文: 基斯

註1: 其中最好和詳盡的分析是中大學生會七月發出的《告香港市民書》宣言。之後的兩篇回應文章都很有意思。宣言可見: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而文章則在: http://www.hkdeclaration.blogspot.com/ 可找到。

註2: 事實上，政治哲學近三十年來的討論早就超越了冷戰格局下佛利民、海耶克一派自由/ 極權的簡單對立，香港的人物對政治理論的掌握和世界脫節了三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的又一大失敗。

總辭以後，還有什麼路可以走？

5區總辭的討論是悲情的，因為辭職好比把所有賭本跟中共拚了。它最讓人生畏的考慮是，若果泛民最後敗北，普選 便再沒有民意證明。然而日前形勢忽地一轉，公民黨 提出了總辭方案，像已解開一切民主運動的陰霾。但在公共討論裏面，他們先前提出的一切質疑，其實全部可以拿去再質疑自己一次：議題會被分化嗎？「變相公投」可「迫使」中央就範嗎？先旨聲明：筆者雖贊成總辭策略，但若因為形勢轉變而停止透過公共討論理順公投疑慮，是評論者的責任。

疑難一：時機選擇不當

社民連推出的總辭建議，乃對應年終政改諮詢而言，但公民黨的總辭藍圖，卻未得泛民共識，未開始談判，已退讓到2017年才普選。另一盲點是，為何 2011年才全體總辭？若曾特首聞訊即拒，等待1年不就沒意義嗎？戰線拖長的後果，便是儘管今天社會熱烈討論民主普選，難保數月後仍抱有相當氣氛。試拿任何1年「大事回顧」來看，1年之事何其多，普選議題被分化是可預想的事。

疑難二：泛民不是鐵板一塊

泛民全體總辭比5區總辭需要有更大的團結、承擔。惟當5區總辭尚未取得共識，又怎能確保全體泛民議員會跟大家「玩鋪勁」？素知泛民山頭林立，紮根不同位置，公民黨提出方案後，馮檢基 、何秀蘭 、梁耀忠提出質疑並不出奇。

泛民最終能否實質地提出彼此認同的策略，才是值得面對的問題。筆者理解現在只屬建議階段，但討論進程終須跳出空談框框。否則就與玩「大話骰」沒有分別：政團彼此為了不開底牌，按著不知實情的骰子叫價，到頭來如果團隊內有人根本沒總辭用心，又可會淪為互講大話，毋須負責的一場政治炒作？

害怕決戰的源頭

最奇怪的是，公民黨最害怕的贏輸問題，在決定總辭後像忽然勇氣大到可置之不理。但筆者認為，這牽涉到泛民對自身實力的根本了解。

回歸以來，民主派 有一種「失票症候群」，從來對自己的選票缺乏信心。每當要拿出選票對決，總要以哀兵的姿態告急，無論是陳太 補選，還是5區總辭，永遠預告著六四 定律會被中聯辦 的鐵票打破。倒不如我們別看民主派有沒有六成選票吧，看看建制派得票多少，即中聯辦統戰了多少票。2008年選舉，如果不計那些既非泛民又非建制的「搞局者」，除了新東、九東建制派得票逾42%，其他地方根本不過四成。在九西將民建聯 、梁美芬、田北辰 的票相加，他們只有近35%的選票，離50%還遠！

建制派沒一區能有過半勝算，那泛民究竟怕什麼？說到底，是我們隱隱感到，哪怕任何一區輸了民主議題，泛民已無立錐之地，因為，泛民一直無其他意識形態獨特之處讓市民支持。

再想想長毛 的一句話：「如果泛民政黨標榜有90%政策支持政府，那跟民建聯有何分別？」就算不支持政府，當黃毓民 一邊說一千蚊生果金是由社民連爭取，民建聯一樣可以到處掛上成功爭取生果金的橫額。事實上，民主派已在兩鐵合併 、領匯 上市、西九等議題「過」夠多支持票給政府了，但在野黨的角色本非如此，應是監察政府、提出反建議，以說服人民具素質準備執政。金融海嘯，市民未必最關心普選，反而是政黨能提出什麼濟世方案——已有四分之一年輕人失業了。但若朝野政黨政策如一，怎能說服群眾準備執政，讓更多民眾走進民主運動之中？

假使泛民早懂得站在建制派以外的位置開拓票源，就不怕決戰時拿不出選票。因為即使在補選給中共「河蟹」掉，仍存有實力繼續爭取民主。關信基教授在 1991年發表的《Power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一文說過，回歸後中共勢必為保「一國」角色不會輕易下放權力，故爭取普選路途艱難，但我們仍能夠透過完善《基本法 》「兩制」的灰色地帶，確保港人自治*。若公民黨諸君有考慮關主席的建議，現在應該不單在搞《樹木法》，而是草擬《政黨法》限制西環插手選舉；回國是港人權利，又為何只懂爭取台灣 免簽證，而不去關注沒有回鄉證的民主人士以致近來入境處 選擇性入境的問題呢？

連群眾工作都做不好，怪不得要年年害怕取不回六成選票。我想無論總辭成事與否，這才是泛民政黨需要正視的問題。永遠在危急關頭鑽空子，本錢既缺，多好的討論也是徒然。做好群眾工作，兩條腿走路，才能為民主作長線抗爭。

* 關教授另一建議是，我們應極力爭取大小政府委員會內決策民主，以求充權。這在泛民政策綱領裏，仍很匱乏。

區諾軒
作者是Roundtable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原文刊載於明報觀點版，19-09-2009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918/4/ealq.html

On Knowledge

Regarding to the saying of “correctness”, “accuracy” of knowledge, what i want to ask is what i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Why do we need knowledge? What constitutes knowledge then?

They are questions worth thinking for several years or even longer.

Maybe can move a bit forward.

We need knowledge coz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Says we need scientific knowledge because we need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our life so as to achieve our identification of “happiness”, which is of course subject to definition.

How to cultivate the knowledge? by observation. Then formulate the rules by induction. Then based on that certain rules, we derive more rules, which is described as the process of deduction.

While observing, we are kind of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Here comes the problem. What’s that world? As said by the phrase, ” I think therefore I am”, which somehow implies that the world is just our mental product; or as another stream of hermeneustic saying that the world is objective and already there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human beings. We are just born to encounter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t least 2 conclusions up till here: 1. knowledge is by nature ontological, serving as a means for our needs; 2. while constituting knowledge, we do so first by observation, which implies there could be many possible ways as starting point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insight which could be induced here is we might be able to say that knowledge is thus constructive by nature. Hence, to aspire after knowledge is to know more about how it is constructed (here “construct” does not n necessarily carry the negative meaning) and thus to be able to be more vigorous but serious for creating new knowledge on top of that, enabling paradigm shift. That’s how civilization moves on.

Simply saying, to be vigorous about knowledge is the reason why we aspire after knowledge, I think.

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甚麼

(編按: 本文是中大學生會的一篇評論文章，得中大學生會同意轉載，原文見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html)

早前，政府公佈大學生申請公屋的比率連續三年上升。這立即引來社會上那些手執話語權的評論員炮轟，說社會花大量資源栽培出來的大學生，居然不思長進，努力賺錢置業，成家立室，自己沒志向沒本事，又不想跟父母同住，便走去跟基層市民爭奪公屋的居住權。他們一是要求奢侈，二是沒出息，為滿足一己私慾浪費社會資源，簡直無恥（註１）。社會大眾似乎亦接受了把大學生和基層二元對立起來的講法，批評前者貴為天之驕子，居然鑽法律空子，侵害後者的權益。

有事業有家庭有樓甚至可能有車的評論家們，就這樣站在審判者的高度，跳過對香港社會實況的考量，把大學生申請公屋化約為一撮年青人自己不濟事的問題。大學生是沒有話語權的一群，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精力去辯解。於是整件事的政治經濟脈絡、其背後的宏觀社會意義，都沒有好好地為公眾所討論，就被直接跳過，大家只留下大學生年青人沒出息的粗淺印象。

可是，問題根本就不是如此簡單。

如果我們把「公屋」「大學生」「基層」都放回香港具體的政治和經濟脈絡，一般人對它們的印象，只怕應大幅修改。我們不妨由一個問題開始：炮轟大學生的人們，他們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過的是一個怎樣的求學生活嗎？我們的社會不錯為教育放了很多錢，但這些錢都放到那兒去呢？對不起，這些錢咱們香港的學生似乎無福消受：學校用這筆錢來搶外地、內地尖子、為尖子起宿舍、打造國際排名、為排名而只知做外國人感興趣而和香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研究。特區政府不是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嗎？錢都用到大學爭國際排名上去了。以致不少學系仍然紛紛開辦質素沒有保證費用高昂一手交錢一手取證書的副學位和碩士課程來幫補開支，而大學生的學費和貸款也沒有得到絲毫的減免。

而現今的大學生也不再只是來自於社會的上層家庭，大學學費開支對大部分學生來說依然都是沉重負擔。大學生要借錢讀書──不論是向政府還是向銀行──的不在少數。可惜的是三年苦讀，出來面對卻是文憑貶值，大學生的薪金愈見被壓低，一出學堂，就要即時為還債搏殺。

誰不知道公屋排期要很久？現在就申請，正是大學生在為未來籌謀。畢業後他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要依賴家中接濟嗎？家中父母都已年老；要自己獨立生活嗎？不幸他們身處的香港卻是世界上樓價和租金最高的地方之一。即使苦苦工作，三十歲大抵都別指望儲到足以向地產商進貢首期的錢。除了申請公屋，他們還可以怎樣？他們申請公屋，想早早使供了自己讀書二十年的父母可以早日休息，少點負擔；想早早開始過自立的生活，又有甚麼錯？

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甚麼？說明了的是，香港的生活形態已被極為扭曲，事實上社會人大部分人都不能或需要付出極多，才能為自己找一個家、過自力更生的生活。這已成了香港人的普遍生活真相。大學和大學教育早已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變質，「大學生」這身份的意義也早己和一般人的浪漫想像相去甚遠。在如此的政治經濟格局下，大學生再沒有空間追求理想，大學教育亦只是職業訓練，而「大學生」的光環對青年在職場打滾的增值也並不多。結論是：香港的大學學位既沒有帶給他們才幹，也沒有為他們擴大優勢，而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還要為此付出高昂的費用。大學學位，對很多青年人來說，甚至已成了負資產。

而公屋對他們而言已不是所謂低下階層的象徵，而是在社會上的一根救命草。他們的學位和青春沒有為他們換來為自己置業、找一個家的可能，在未來幾近沒有任何希望的情況下，預先申請公屋便是沒有選擇中的最好選擇。香港的地價已高昂至一個地步，以至「教育」這一個本來應該促成階級流動的機制，已經完全失敗。入學時是窮等學生的到畢業時都依然是窮人，大學教育並不能獨力令到他們突破階級間的巨大不平等（註２），他們畢業後，依然連找一個「家」也負擔不來。因此，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的，與其是大學生不長進，倒不如說是香港的所謂階級流動、機會平等的神話，已完全坍塌，甚至逆向：大學的高昂開支令學生愈讀愈窮，社會卻沒有空間吸收這些人才，大學學位最終換來的，是階級向下流動，令大學畢業生加入基層大軍，一同向政府申請公屋。

被握著話語權的人忽略掉的是甚麼呢？他們只看到大學生要和基層爭利，卻沒有看到，大學生事實上是被逼和基層互相競爭。在大商家、大地產商因高昂的樓價和租金袋袋平安時，社會上更多更多的人卻承受著階級向下流動的苦況，被逼和更基層的人爭奪大商家飽啖之後剩下的極少資源。大學生找不到他們的家，反映的是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下，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找不到他們的家；反映的是，香港的貧富懸殊正在惡化，金融海嘯更令這個情況加劇。香港的階級正走向兩極化，基層也許不再只是不幸的一少撮，而是我們大部分的人了。公屋也許確是為窮人而設，可是，我們的社會已愈來愈多人不敢說自己不是窮人了。

這一切，我們的評論家們，你們又看得到嗎？

註１：典型例子可參考葉鏗然《天之驕子住公屋　變相浪費公帑》中所引莊太量教授的批評，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7月9日。

註２：高地價政策的流弊、及其如何引致香港的巨大不平等，中大學生會已有分析，可見中大學生會《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告全港市民書》：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 及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html。

去社會脈絡的青年禁毒

轉貼自facebook群組: 尊重青年人！強烈抗議 校本(家長)自願(強逼學生)驗毒 建議！！！

「毒品」。政府和社會好像總看年青人不順眼，永遠要向青年人下手，彷彿所有年青人都是毫無自主性毫無理智毫無判斷可言的物體，由三歲到十八歲智商都會比我們現在的政府官員和區議員低，而且讀了那麼多年的書全是白過，連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都要所謂「大人」為他們作主。

我不知道這班人事實上有多久未真正地接觸過年青人，但我所看到的一切卻是，這些都不過是這班人的家長主義心態作祟而已。一位青年組織的負責人譏諷得好: 政府真的如此有才幹，何不花多點時間去打擊毒品的源頭? 政策的荒謬，其實人所共見，報章也多有指出，我亦不想在這裡談論。我想談的是，到底在這一場大龍鳳背後，反映出來的是甚麼。

事實上毒品問題一直存在，但明顯的是，那可以是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映，也可以是有關打擊犯罪的問題，但斷斷不是青年人的個人行為的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年青人要吸毒? 是不是我們的家庭結構、教育制度、或社會大環境出了問題? 所謂「青年人吸毒」，作為一個社會問題的反映，根本就只是果而不是因。如果只要作為表象的「青年人吸毒」消滅，其實有一個更直接的方法: 不如乾脆把所有十八歲以下的人殺掉好了。

正如我們不會接受把所有人都殺掉就算解決了問題，強制驗毒、派警犬巡街、關閉所有網吧等等用強制手段約束年青人行為的政策，就算真的成功禁毒，也解決不了引致青少年吸毒背後的一大串社會問題: 年青人的父母依然天天要為口奔馳，不能照顧兒女，年青人依然缺乏家庭的關愛、依然不能在社會上找到出路，依然只是認為教育制度只是對他而言充滿挫折。而這些，事實上才是我們的社會要關注和處理的問題。現在所做的一切，卻是把這些東西完全跳過。這事實上的效果便是，把本身社會應負的責任，都賴在年青人身上，彷彿家庭教育社會全都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年青人的行為不檢，所有的一切都是年青人的責任，只是年青人不知自愛，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社會的一切都沒有問題，我們都給了你們最好的社會，是你們自己不好，因此現在我要規管你。

香港的社會好!? 如果香港是一個好社會，我們就不會有世界上最大的貧富懸殊，我們就不會有一個中下層家庭雙親都要不斷工作才能糊口、變相把家庭關係撕裂的經濟制度。實話，有幾多的富家子弟、有幾多有幸福家庭的年青人，會走去濫藥? 誰不知道吸毒不好? 如果不是欠缺家庭溫暖和和同學師長的扶助，又有幾多人會去聯群結隊，去做些不良勾當，換回一點成功感和存在感? 可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只有有錢人才有資格過幸福生活，低下階層卻是連家庭是不是可以存在都成疑: 為了養家，有幾多家庭連一起坐下來吃一頓飯的機會都沒有。在如此家庭生活之下，又如何能有心機時間空間氣氛學習? 在考試主導的香港教育體制之下，讀不好書的人，除了被拋棄，還會有誰關心?

也因此，香港最成功的戒毒機構，叫正生書院。我實在看不出香港政府除了家長心態之外，有多少誠意處理所謂的「吸毒」問題: 他們有沒有想過正生為何會成功? 他們有沒有想過如何把「正生經驗」應用到社會層面，譬如，應用到教育制度的改革? 他們又沒有想到，為何正生可以給青年人家庭裡也給不了的關愛? 他們又有沒有想過，可以如何改變社會經濟環境，譬如限制工作時間、設定最低工資、甚至對全職照顧家庭的人，作出資助，令他們可以專心照料孩子? 沒有。他們甚至連正生想找個地方落腳，都想拒絕。

事實上，看到竟然有校長出來支持校本驗毒、有教育人士支持政府種種所謂「禁毒」政策，我是痛心: 難道把學生都當成疑犯、變相把社會的責任賴在青年人物上，就是教育的使命? 教育，難道就是「我要你點做你就點做，你要聽我的」，滿足這班人的家長心態嗎? 就是要完全服從打造現時這個不公平的社會建制的政、經權貴嗎?

他們從來不打算理解我們，整個禁毒大計，不過是一個把社會矛盾轉移的又一場戲，為的，就是把社會的失敗、這些政經權貴經營我們社會的失敗，委過於人。透過把問題看成個人問題，他們避過了社會的問題; 透過對下一代的規訓，他們想確立自己永遠正確、體制從來沒有錯的地位。

年青人是沒有權沒有勢的一群，我們沒有權力去反抗、去反駁。所以他們打壓我們。但問題卻不會因為打壓而消失，因此他們總看年青人不順眼。他們的竭斯底理，連荒謬政策都照樣出台、支持，正正反映的是，我們社會在他們手上，已經到了一個徹底失敗的地步。他們沒有方向，我們的社會，也沒有。

文: 基斯

命運

中國人談及的命運
很多時是包含著兩個意義相近
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命』( destiny )、『運』( luck )

雖然『命』和『運』都含有一種
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外在因素 ( external factor )
但其實上
它們並不完全一樣

上了SY 的Thinking Politically 之後
我的人生觀大大的改變了
變得經常不守時
變得較個人主義
做事經常即興
發乎內心, 便馬上去做

上他的課
我似乎看到了一些東西
我看到了外在因素在人生的影響

甫上堂
他便問我們
你覺得你坐在這張椅子上純粹是你的個人選擇嗎?

是, 為何不是? 人有個人意志, 坐著或站著是我的選擇
但是現在我相信很多事並不是我們所能掌握的
試想想
我會坐在那張椅子上是因為我選擇了上SY的堂
我選擇上SY的堂是因為我聽人說他的堂很有價值一定要上
我會聽到人說他的堂很有價值是因為我選擇了讀政政
我選擇讀政政是因為有人告訴我政政的存在
我知道有政政的存在(竟然!?)是因為我看了蔡子強的新君王論

回想過去的路
只要有一幕的劇情改變了
我便不會坐在那張椅子上
我如何能相信坐在那張椅子上純粹是我的個人選擇呢?

承認外在因素的存在
人生便不會那麼苦惱
你會感到痛苦
是因為現實並非根據你的個人意願而進行

承認外在因素的存在
承認個人的渺小
事情的結果並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就是承認了人所不能掌握的外力存在

人所能做的事是何等渺小?
人只能做的
就是做自己相信是對的事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結果

天知曉

高地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文: 基斯

不久之前，政府決定為香港定下六大產業的發展方向，其中就有提到準備對六大產業提供土地供應上的優惠。這竟被一些評論視為極大極不容易的讓步。香港的地價高樓價高租金高，似乎在公共討論中已被視為既定事實，不容質問這本身是對是錯，而只問插手處理難不難、應不應，至於連特首也特別出來死命否應這是「干預市場」，香港依然是「小政府」。

我們一向都服膺一種論述，即香港地少人多，因此土地昂貴，實屬正常。事實上，香港到現時為止都是全球最高地價的地區之一。可是，在公共討論中，彷彿大家都覺得這論述是有如蘋果會因地心吸力掉在地上般自然而然的事，根本不必討論。在董建華年代的「八萬五政策」過後，人們對地價是否過高的問題更是連提也不敢再提，彷彿一要求降低樓價，不特違反自然定律，更是極為政治不正確。

可是這其實是一種忽略具體政治經濟脈絡的分析。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現時的高地價，和當年前途談判時限定的香港每年不得賣地超過五十公頃分不開。香港土地這種求過於供的情況，與其說是自然因素，倒不如說是當年中英之間政治角力的結果。由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由於求過於供，香港的地價上升了二十倍；過高的地價令到只有少數的擁有龐大資本的地產商能參與土地市場。結果，作為最重要的生活和營商資源的土地，就這樣落入了少數地產商手中，形成寡頭壟斷。即使現時的賣地政策已沒有如此限制，當土地的支配權又只能落入因有相應的龐大資本的寡頭地產商手上之時，他們自然不會希望此時有一批平價的土地出現在市場上。這個遲來的「不干預」、「自由市場」，又怎會有可能令地價回落？

在這樣的經濟權力格局下，明明民生凋敝，而樓價、租金仍可以節節上揚，使一般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貧富差距愈拉愈遠。為了地產商的暴利，我們社會的大多數人都要把自己的青春、精力、時間、理想通通犧牲，換成金錢，向地產商源源進貢。一般市民的人生因此是不自由的：他們的人生都被香港的大商家、地產商主宰，勞碌一生，只是換來大商家的賺過土滿腸肥，而自己甚麼也得不到，一旦做得不夠盡力，還要被人指控為懶惰、是社會的寄生蟲。到底，誰才是我們社會的容生蟲呢？為什麼我們對基層的勞碌、受壓迫都視而不見，只是要求他們「增值」；卻認為大商家透過財技、和政府商官勾結、向政府施壓而牟取暴利，是合理不過呢？

香港的問題，正正出於此處：在寡頭經濟形成之後，我們卻又來提倡去脈絡化的「自由經濟」、「不干預」，而客觀形成的形勢就是，當我們一直受困於巨大不平等的資源分配，令我們的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源都受制於大地產手上時，我們又受到主流經濟學的影響，認為這一切都是自然的、每個人的貧富應由自己負責、窮是因為人懶的過錯。而托賴於這套思想，樓價地價再高也是「自然」的，不應有政府插手干預的，而最低工資卻是一種「干預」，會引起成本上升、會令到商家不請人。明明佔營商成本最高的是地價，我們說要改善香港的營商環境，卻是在維持高地價的情況下不提最低工資：這，不正正顯示了，大地產商的地位在香港是如何的牢固、如何的不能挑戰？

或者會有人認為，即使如此，地價也不應回落：因為大多數人都已經把身家投資到物業中，壓低地價，尤如「八萬五」重臨，受害的畢竟仍是一般大眾。設想平抑地價的政策是一紙命令下來就要執行，是不成熟的想像。這應有相應的配套，有一個政策過程。只要政府在降低地價時保持足夠靈活性，以及循序漸進，那投資者自能計算風險作出合理決定，轉移投資的市場。政府可甚至對實在有困難的中小作出經濟援助，這樣負面影響便可減少。具體的做法難在這詳談，但有具體步驟可以做到的既放棄政策、又減低衝擊的方法至少是可行的、存在的。至於物業是用來自住的，降低地價更是談不上有影響。

事實上，如果我們能正視過高地價、土地壟斷所做成的巨大的社會不平等，並著手改善，其中所能釋放出來的經濟活力、政治活力和文化活力是無可限量的。地價的降低，意味著的是一般人尤其中產人士對工作的選擇可以更多，亦可以擁有更多的閒暇，能更多的參與文化、政治的活動；營商成本降低，創業和創新的風險亦相應下降，我們可以預想將有更多的中小形商戶得以生存，進入市場，敢於創新，令我們有更多的選擇；文化產業的風險亦降低：不必一定要迎合大眾口味、維持一個大的市場，才能生存，就會有更多人能從事不同的文化產業。對比起現時死氣沉沉的香港社會，這一切不是更令人嚮往嗎？

可見，香港一切問題的癥結，其實在在都指向於香港的過高地價。而我們卻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這則正正是「自由經濟」、「不干預」、「自力更新」的論述，把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把社會上最主要的不公義和矛盾模糊化。事實上，中大學生會早前在七一前夕發出的《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告香港市民書》，便正正迎頭挑戰這種權力結構和論述霸權，這是過往的政治討論未有過的。惜呼香港社會的公共討論依然如一泓死水，既沒有人贊成，也沒有人走出來反對，彷彿集體失語兼失聰。

無論如何，我們實在應該重新檢視，到底香港的地價如此高昂，是否真的是「自然」、「合理」。土地作社會最重要的資源，真的應該是由大地產商分配嗎？他們又是不是對社會應負有更多的責任？政府又是不是應該對他們的牟取暴利利作出更大的規管和制約？還是我們應有一個更平等更民主的機制，把土地的主宰交到人民手中？無論如何，要探討香港的未來，土地這個問題，不能也不應在公共討論中缺席。

延伸閱讀:
《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 中大學生會告香港市民書》: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

《回應與補充: 作為社會運動的政治宣言》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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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 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身份的神秘人，之前近乎摺埋，今日起將全面復活。

環保與潔癖

我們的城市本來就是在一片大自然的泥濘中建成；馬路旁邊的一排大樹，底下的泥土還是有螞蟻居住：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那一片石屎高樓和霓虹燈並不是造物主在創世時手痕多弄出來的東西。

一般和環保有關的宣傳口號總是有兩個共通的字眼:「熱愛」。在這些口號下參加環保活動的香港人好像都愛心爆棚:「我們熱愛大自然」、「我們熱愛香港的藍天」…...但就像一個每天晚上都去酒吧打獵的男人，他說的「我愛你」，你敢相信嗎?

當環保人士宣傳生態系統和河套、濕地的重要性時，你明白你「愛」著的大自然是什麼嗎?生態圈不可能在一個商場裏出現，因為腐合物、蛆蟲、甚至是那些等待成長的毛毛蟲，是敵不過那些一比九十九的消毒藥水的。保育中的樹林，最理想是把植物的生長情況(群落次生演替 Plant succession)在不被人類的影響下發展回歸至原始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植物自由生長，昆蟲產卵聚合成群，土地在動植物的腐朽中獲得營養，最終，成為一個原始森林。

香港人，你們愛大自然，但為何要對大城市的一切抱著一種潔癖的態度?從小學開始，老師教導我們接觸過動植物後要立即洗手，然後我看著身邊的同學唸著這信條，對大自然逐漸地疏遠。有一天，一隻蝴蝶飛過，有一個女同學尖叫大哭，急著要趕走牠。「為什麼你要害怕蝴蝶?牠長得比其他昆蟲漂亮得多了。」「但是牠有(細)菌呀。」首先是蟑螂，然後是青蛙，再來是蝴蝶雀鳥…在H5N1、H1N1的咀咒下，人類對大自然有進一步的恐懼。

先不談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看「細菌論」對香港人所謂的「衛生常識」有多大影響，我認為熱愛自然與支持環保是不可以分割的處理。保護的背後是愛惜，這麼明顯的道理，任何人在言情小說和電視劇上也看過，為什麼香港人今天可以洋洋自得地說支持環保但不一定要接受那一片「充滿細菌」的泥地、不一定要熱愛大自然？

環保主義的中心理論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我們的生活不能沒有大自然的資源，我們的城市本來就是在一片大自然的泥濘中建成；馬路旁邊的一排大樹，底下的泥土還是有螞蟻居住：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那一片石屎高樓和霓虹燈並不是造物主在創世時手痕多弄出來的東西。我們和住在泥土裏的昆蟲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體，平等地享用著一樣的空間；自然環境有樹木，也有那些讓現代人敬而遠之的昆蟲和動物。但今天的現代社會，城市的發展使人天真的以為自己居住的水泥地是一個清潔美好的地方，而那一片樹林必然是骯髒、和現代化生活隔絕的一層世界。

今天我們說支持環保，是在國際組織高喊「石油危機」、「全球暖化」等等與人類存亡有關的問題時，才聽到的後悔之聲；「熱愛大自然」所謂的一份感情，原來是在死到臨頭前才願意多花一點的甜言蜜語。但我們支持環保不單純是公民責任，說是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性也嫌太市儈了，保護環境即是要保護我們的自然生存空間和其中的生物，支持環保必然是建設在熱愛自然的心態之上。在外地旅遊時，我看見歐美和日本等國家很強調小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和大自然的關係：小孩子在郊野中玩耍時抓到一隻甲蟲，他的父母會笑著勸導他放開這小生命，並告訴他要如何欣賞大自然的美麗。在香港，要是有一只昆蟲飛過，往往是孩子的父母率先尖叫然後拼命往昆蟲的身上踏，再告訴孩子急忙洗手。你要香港的孩子如何真心地說他們支持環保，是真心想要保護那一只昆蟲和牠的生存空間？

支持環保但討厭那一片充滿細菌的泥地，就像宣告你愛一個人但有潔癖的你卻一生都不曾想過要接觸和了解他。

那是一種虛假的愛情。

域崎

社民連正在改變……

編按：關於這篇文章的後續討論，請留意本文的comment.

讀者不要驚訝，社民連至今本色不改，行動依舊。正在改變的，是香港的群眾政治。

筆者自零三年七一以來，風雨不改，連年上街，呼叫「反對廿三」、「還政於民」、「董建躡下台」、「改善民生」等等口號，無一不是主辦單位帶領的「官腔」。然而，今年七一遊行，筆者站在軒尼詩道，每當聽見持咪者高呼「曾蔭權」時，群眾回應一致，「仆街」之聲絡繹不絕；有政黨製作彷「粗口」、諧「粗口」的口號，如「整理個制」，雖說是要特首改善問責「制」，但聽者必覺擺明是咒罵「頂你個肺」；穿上「扮代表、曾不該」和「曾蔭權你真不該」T-shirt的人散佈人海，風頭更蓋過了單純一句「曾蔭權不代表我」。如此種種玩粗口諧音的宣洩方式，實前所未有，可說是社民連三子在立會的言行，正在為群眾運動加上新香料 ( add spice)。

筆者無意對這種玩弄文字之術施加道德判斷，畢竟如何判斷一句粗口和粗口對當今小朋友的負面影響實在存有太多爭議之處。然而筆者想指出，社民連雖然表裏皆和主流民主派不和，但前者在議會的語言實而為不少泛民議員所取法，可謂對社民連議會言語抗爭的一個肯定。黃毓民自任代議士起，貫徹「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本色，十月已大罵回應問題始終如一的林瑞麟為「人肉錄音機」，隨後泛民議員多次引用此語諷罵林氏，甚至轉移對象，以此攻擊其他精於遊園之術的官員；社民連三子在立會大叫「仆街」，雖為曾鈺成所禁用，但深諳國語的黃毓民巧運諧音，以「不該」痛斥政府，既使官員無奈，也為支持者所稱道。至今在不少網路和政治宣傳上，「不該」一詞，已成為形容曾蔭權的基調；甚至不少不齒社民連的立會議員，在發言中亦會一時亢奮，責難政府「不該」，或認為是大快人心之舉。

常高呼被邊緣化的「社民連語言」竟為主流泛民所採用，可說是一次巧妙的政治契合；民眾在遊行中，以刺激的言語伴以溫和的腳步，一方面是暢快的宣洩，另一方面則是民眾運動激進化的先兆。在中央掌管港政、建制派壟斷議會、普選遙遙無期的客觀現實下，香港的政治空間明廣實狹，市民縱可年年上街表達不滿，但政府每次也僅是行禮如儀般發新聞稿，講幾句八股了事；泛民每每只懂得把握著每年一日八個小時在港島的香港人，對遊行後繼續長期爭取民主的戰略、組織動員、甚至推動民間力量的決心卻未見明朗。香港人面對兩大被動的政治力量，愈覺有呼吸之難。為求有所突破，無疑有機會走上一個比現時較為大膽激進的抗爭行動。早前有網民在FACEBOOK發起七月二日請假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至今所知已有二百人在政總門前通宵靜坐，要求和曾蔭權對話，甚至衝擊政府鐵馬，可謂創七一群眾運動之先河。

社民連強調「沒有抗爭，哪有改變」，他們的確成功改變（或更好說提高）了香港群眾的政治意識和主流政治文化。數千人在遊行隊伍中同時大喊一句「仆街」，相信只是一個開始。曾蔭權要是想爭回一點尊嚴，避免重蹈董建華腳痛之覆轍，方法只有一個：送上一個真真正正的雙普選政改方案，否則民眾繼續抑壓在政治鳥籠之內，打破以往框框，「走得更激」是早晚之事。

ERIC LAI

各位, 醒醒吧! 我們在討論什麼?

1.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仆街”是否粗口. 為什麼會有此討論? 因為有議員在議事廳內大聲講”仆街”, 然後議員們說這不是粗口, 官員就指這粗言穢語辱及立法會.

2. 若然如此, 我們該討論的不是”應該/不應該在立法會說”仆街” “嗎–不管仆街是粗口還是俗語? 

3. 如果可以在立法會講”仆街”, 嘉賓在致辭時可以嗎? 宣讀施政報告時可以嗎? 官員宣誓時可以嗎? 法官判決時可以嗎?  ”文化人”可以回答嗎?

4. 如果以上問題的答案全然是否, 為什麼? 因為禮貌以示對他人的尊重? 因為道德制約? 如果反駁說道德是腐朽的, 是吃人的, 那好了, 問題便會是社會裡是否不需底線? 學校不需校規? 我記得, 在學校的時候, 說了句”收皮”也被教訓, 那是否說我被教訓是”被操控話語權”的表現? 當然, 可能又會有”文化人”引經據典說”收皮”比”仆街更粗鄙.

5. 以下新聞是中大學生報”粗口”標題事件. 標題用上了”撚”字. 但是當時似乎沒有”文化人”出來捍衛說撚是撚手小菜的”撚”, 不是粗口, 只算是俗話. 

 

Nov. 3, 2004. Ming Pao.

 

學生報再引粗口字眼

撰文中大生拒道歉
【 明 報 專 訊 】 《 中 大 學 生 報 》 粗 口 標 題 事 件 餘 波 未 了 ， 撰 寫 粗 口 諧 音 字 文 章 的 學 生 覃 俊 基 表 示 ， 在 10 月 份 的 文 章 ， 原 打 算 以 粗 口 正 字 刊 於 《 中 大 學 生 報 》 ， 但 因 打 不 到 該 字 ， 最 後 才 改 以 諧 音 「 撚 」 字 出 街 。 對 於 外 界 的 反 應 ， 他 表 明 不 會 道 歉 。 同 時 ， 《 中 大 學 生 報 》 昨 日 再 發 出 「 號 外 」 ， 解 釋 以 粗 口 入 標 題 因 由 ， 並 再 次 在 內 文 引 用 「 ╳ 」 、 「 撚 」 等 粗 口 或 與 粗 口 同 音 的 字 眼 。

李 國 章 ﹕ 要 再 教 育
身 為 前 中 大 校 長 的 教 統 局 長 李 國 章 ， 談 到 粗 口 字 事 件 時 ， 直 指 「 這 些 大 學 生 ， 要 再 教 育 」 。 李 國 章 指 有 些 人 形 容 食 物 美 味 ， 會 說 「 好 交 叉 交 叉 交 叉 好 食 」 ， 是 因 為 詞 窮 ， 他 說 ﹕ 「 講 粗 口 就 最 容 易 ， 不 用 念 形 容 詞 ， 用 粗 口 是 無 智 慧 的 表 現 ﹗ 」

10 月 份 出 版 的 《 中 大 學 生 報 》 其 中 一 篇 以 「 屈 機 」 為 署 名 的 文 章 ， 以 「 講 普 選 ﹖ 你 講 咩 撚 野 呀 ﹖ 」 為 標 題 ， 因 「 撚 」 字 與 粗 口 諧 音 同 音 ，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 文 章 作 者 「 屈 機 」 覃 俊 基 昨 日 出 席 中 大 公 開 論 壇 解 釋 事 件 ， 吸 引 數 十 名 同 學 出 席 。

中 大 哲 學 系 三 年 級 的 覃 俊 基 坦 言 ， 平 日 會 說 粗 口 ， 認 為 只 是 外 界 對 粗 口 歧 視 太 久 ， 才 會 引 起 這 風 波 ， 他 說 將 來 若 有 需 要 會 繼 續 以 粗 口 入 文 ， 不 會 忌 諱 ， 亦 不 會 向 同 學 道 歉 。

同 時 ， 《 中 大 學 生 報 》 派 發 名 為 《 道 德 高 地 的 虛 妄 》 的 「 號 外 」 ， 並 於 文 中 再 次 引 用 「 ╳ 」 、 「 咁 撚 勁 」 等 字 眼 ， 但 指 粗 口 字 在 不 同 場 合 、 情 况 使 用 ， 便 有 不 同 意 思 ， 如 抒 發 情 感 的 助 語 詞 ， 並 不 代 表 有 侮 辱 成 分 。

明 光 社 總 幹 事 蔡 志 森 對 學 生 報 的 辯 解 感 到 失 望 。 「 粗 口 是 對 人 不 尊 重 ﹗ 不 是 你 覺 得 不 是 粗 口 就 不 是 粗 口 ， 文 字 是 約 定 俗 成 ， 要 理 別 人 的 感 受 。 不 可 作 者 解 釋 一 切 ， 最 重 要 是 讀 者 如 何 解 讀 。 」

中 大 學 生 會 外 務 副 會 長 勞 康 言 質 疑 ， 是 有 否 需 要 將 粗 口 入 文 ， 並 認 為 作 者 是 詞 匯 不 足 才 必 須 借 粗 口 入 文 。

 

6. “文化人”對理解粗口俗語的尺度似乎相當浮動. 不過, 依然堅持那不是問題的重點. 重點是在立法會為何可以以及需要講”仆街”二字. 上文(3.)已討論”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標準就是場合以及相對應的道德底線. 現在說”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如果說”沒有抗爭, 那有改變” 就是講”仆街”二字的有力justification, 接下來的問題是身在立法會中, 抗爭的是什麼, 要改變的是什麼. 立法會是一個監察政府施政的地方, 一個非常陳腔濫調的說法. 對它的一個指控是”官員或保皇成員講廢話”. 在問題與廢話的互動中, 監察二字很難說起. 可以說那是立會需要改變的東西. 為什麼立會可以容許當權者舒適地講廢話? 原因可以是: 1. 議席分佈不平均: 反對, 要監察講廢話的人以及黨未能得到足夠議席, 沒有影響力; 2. 反對的黨或人未能靠本身的政治表現, 例如對社會問題的掌握, 觀點的水準, 得到社會關注, 因而沒有影響力; 3. 反對的黨或人有表現, 奈何資源不足, 沒有廣大黨員, 社會網絡以擴大影響力得到關注. (3. ) 似乎會是講”仆街”二字的一個有力理由, 以壯大反對的黨或人的聲威, 增加民意基礎以監察講廢話一類的表現, 做到改變. 但是(3.) 這個justification需要 有另外兩個前設, 才可論證講仆街二字可以改善立會的不當之處: a.反對黨或人的言行沒有這次的爭議性, 分散大眾的關注；ｂ．大眾關注的是所討論的議題, 並對政府或保皇的態度相當不以為然, 雖然當中見解與推論可以與反對黨或人不盡相同.  如果早認定立會無 藥可救, 講”仆街”只為特顯其醜惡, 我想的是, 為何還要力進這病體, 而不另起爐灶搞革命廢了這立會機關? 

7. 也許說得太過, 但是只想說, 應該不應該在立會講”仆街”二字, 要先想清“可以不可以”以及“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而不是動輒說指責講仆街行為就是”暴力”, “操縱話語權”. 我們不會至於指責父母訓育是權力操控的一種表現吧. 

 

 

彭志銘︰一個沒仆街的香港——論患上語文恐懼症的傳媒

 

 

原刊於2009年4月1日明報 觀點

兩年前，香港廣管局誤指電影《秋天的童話》有粗口對白後，身為出版、電影、傳媒和語言研究的參與者，我一直呼籲有關當局早日確立粗口的定義，更期望他們準繩地廣列所有粗口詞彙，讓人有所依循，總好過，像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甯漢豪，早有謀算的說：「乜№叫粗口，唔需要乜№語言專家，作為有子女鮋媽媽，會唔會教導子女作文及講№時，講頭先梁國雄議員講鮋兩個字（即「仆街」）？如果唔會，呢個係我心目中的尺度。」罔顧法律精神，不尊重法治社會，毫無保留地顯露為官者的人治心態，欠理性的表述： 「我話係就係」，高度體驗了回歸後，香港大陸化的寫照。

據知，廣管局遭各方譴責後，去年，透過公關公司，找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做了一個「粗口鑑定」調查研究，但所得的結果報告，卻緊緊鎖落櫃桶底，不敢示人。

如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藉社民連3 議員在議事堂內「爆粗」，立即借題發揮，倡議制訂「議會用語」，列出「不適當語言的詞彙字庫」，我舉腳贊成，不知，他能否在曾蔭權特首任內完成這偉大使命？

其實，曾鈺成主席大可毋須操心，爭做醜人，✈起干擾言論自由的罪狀，因在這個充滿驚恐、反智及順從的畸形和諧社會，怎有人不妥協和不自律？

「仆街」是咒罵語而非粗口我在一份免費報紙專欄，解說「仆街」一詞，原非「粗口」，頂多算是「咒罵語」，卻接獲該報社長來電，指「仆街」兩字，不能出街，理由是他「認為」那是粗口，不管我這個「粗口專家」如何闡釋，絲毫不能改變他的裁決；爭拗中，我說改為「趴街」、「PK」可否嗎？社長答可考慮，那我就更加堅持我的「研究成果」，何解同義的「趴街」、「PK」能登大雅之堂， 「仆街」就唔得呢？

及後，我接受用「ｘ街」見報，鮍！我不是妥協，而是讓今天的報紙，紀錄了一次向政府控訴的一個證據：它令人恐慌失常！

最好笑的，另有報章引述長毛的「粗口」，是刊登覑「仆×」這樣的黑材料。

不要以為印刷媒體舉止失措，香港的電子傳媒，統統將「仆街」、「臭四」、「狗唞」和「吊吊揈」視作洪水猛獸，不是有畫面而無聲的「靜音」傳送外，就是在關鍵位DO 鰦去。

以敢言著稱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李慧玲，在其《左右大局》內，引述當日梁國雄和陳偉業的言論時，亦不斷刪掉關鍵詞，用DO 音覆蓋她個人認為是粗口的詞彙；在收音機旁的聽眾，聽礙耳的DO DO 聲不打緊，但傳播信息的把關人，卻身不由己地，一手窒礙呈現新聞的真確性，才是值得咱們日叫夜嗌爭取報道事實真相的新聞工作者深思的課題。

與此同時，李慧玲在節目內大談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刪截互聯網上熱爆的「草泥馬」事件，並播放由小孩童合唱的國語歌《草泥馬戈壁》，但分多鐘的歌聲中， 「草泥馬」的「草」，和「戈壁」的「壁」，都被DO 聲代替，原因，又是「草泥馬」是內地髒話「操你媽」， 「戈壁」是「個屄」同音之過也！

23 條幽靈在空中飄浮

 

說畸形現象，就是李慧玲（或其他節目主持人）敢於多番用「廣東話」講「草泥馬」和「戈壁」等字，卻忌諱「母語」正音，這明顯不是「字」出了問題，而是「音」有事啦！按此邏輯而言， 「仆街」一詞，用普通話念出，豈不是沒有教壞細路囉！

中文漢字之形成，跳不出「形」、「音」、「義」三個範疇。「仆」是象形的「人之倒下」； 「仆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俗語，寓意「倒斃街頭」。中國古時習俗，人要臥逝家中，才為「善終」，一旦橫屍路上，即「不得好死」也，所以，「仆街」一詞，只能算咒罵語，而非粗口。

現香港法律，沒有明確訂實「粗口」詞彙的清單，而坊間一般直覺的「粗口」，只是廣州話的、跟性器官和性行為有關的字句，但閩南話之「幹」、北京的「操」，甚或潮州之「陪」，何解無人理會的呢？

世間，悠悠之口，連上帝拆掉巴比塔，也阻截不了人們大嘴巴的弄是說非，何，地球上一個小島議事堂的一個小人呢？

曾鈺成主席伺機修訂立法會用語，除了是無知和無結果的表現外，更讓人看穿了隱隱作動的23條幽靈在空中飄浮。控制話語權的手段，可分3 步驟：首先，不准你講我不愛聽的話，再而，等你講我喜歡聽的話，最後，要你聽我講我要你講的話。今天，我們看到一個特區芝麻官憑個人愛好決定語言的法律定義，明天，我們還能看到這個法治社會的前途嗎？加上，一群不爭氣、方寸大亂的傳媒精英，廁身在這惶恐、無知和自律的浮城上，怎教人不想起「仆街」二字呢？

成功?

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 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時候反省一下對”成功”定義的理解?

勵志書的興起, 始於工業革命時. 那時工作條件惡劣, 為了令勞工力的供應持續穩定, 於是跟他們說: “乖啦, 俾心機啦, 搏老命做第日o米做老闆有錢佬lor”

然後, “成功” 就是單指有錢做老闆有權有勢. 然後, 朝九晚五的工時塑造了我們對時間的理解, 對生活的理解. 然後, 成功的定義令我們知道這才是生命的意義, 身邊的人不是, 其他東西不是. 於是”愛情” 等其他名詞有了新的定義.

再然後, “成功”的定義應用至城市的管理. cost benefit analysis 只包括構成成功的東西, 那些不著邊際的東西, 例如文化, 就可以拋下不理. 再然後, 在公共財政的分配上, 窮人屬不成功人仕, 在要求多吃一個麵包的時候, 中產有錢佬說, 我們相當成功, 為何扼殺我們多買一個GUCCI的機會? 於是錢就落在後者而非前者, 原因是自由經濟就是這樣, 跟”大自然就是這樣, 自生自滅”並無異致.

再然後, 學生要做的東西少了很多. 只要衝呀衝呀努力符合這成功定義就成, 那管什麼有沒有興趣. 同時間, 教改在進行中, 口號是”拆牆鬆縛”, 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培訓同一堆機械人. 哈, 無厘頭, 有趣.

Paradigm shift, 一個遙遠的夢.

呂大樂在今期”字花”寫了一篇文, 說現在的學生問題就是太乖, 與其迎合社會隨時變的”成功”條件, 不如反樸歸真, 率性一點. 哈, 有多少人會聽得入耳.

Paradigm shit.

Gucci.

哈

廣耳

周日話題
P02  明報  陶囍
2009-02-15
陶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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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儒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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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囍

《明報》以「財技巨人與道德侏儒」為標題，評論電盈私有化事件，這兩組名詞非常形象化，配合巨大的落差，擲地有聲，看眼難忘。一年多前，美國眾議院外交
事務委員會主席蘭托斯（Tom Lantos）說過同一番話：「儘管你們是科技和財經巨人，道德上，卻是侏儒。」（While
techn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you are giants, morally you are pygmies）
被罵的是名符其實搞I.T.起家的楊致遠，他的「罪名」是容許雅虎把異見人士師濤和王小寧的網絡資料交給中國政府，兩人其後被捕入獄。雅虎原先辯稱此舉
只是遵從中國法律，到二○○七年六月，師濤和王小寧的家人在美國控告雅虎，十一月，雙方達成和解，楊致遠親身出席國會聽證會，並向同場的師濤母親鞠躬道
歉。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賠償、認錯、道歉、成立人權基金都於事無補，去年初，楊致遠趁賴斯出訪亞洲，還特別寫信給她，希望美國政府協助仍在牢的異見人士重獲自由。這一連串行
動，或多或少有挽救企業公眾形象的公關意味，卻無論如何比笑罵由人、什麼也不做強。這樣看來，道德侏儒應該不是天生的缺陷，經過反省和日後調理，保不定
也能快高長大。

再說，在人類文明進程中，誰不是侏儒？雅虎的最大對手Google，用在學術搜尋引擎上的格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句被牛頓發揚光大的名言，原句
是「我所以看得比較遠，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a little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再往前考究，原話早在十二世紀已出現，全句是dwarf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意思是，做學問的人不過是侏儒，全賴無數前人先輩留下的經驗和智慧，才可看
得清楚看得遠。

近半年，全球在不知會有幾多波的金融海嘯中載浮載沉，曾經碩大無朋的金融體系，猶如摔倒了的巨人，匍匐在地，不識進退。許多我們奉以為金科玉律的傳統智
慧（譬如買匯豐），一樣站不住腳。這刻站在巨人肩膀上，遠望屍橫遍野，近觀兵荒馬亂，平素自覺矮人一截的小矮人，際此風高浪急的非常時期，更加不求有
功，輸少當贏，只望留個活口。看我們的政府，嚴陣以待，萬事以經濟為先，政制改革又不能當飯吃，按下不理又何妨？

我卻就是想不開。曾經風光一時的巨人倒下了，我們到底該急不及待想方設法把他攙扶起來，還是該冷靜一點，至少問一問，巨人當初緣何能快高長大，今天又為
何兵敗如山倒？這一起一落，總應有點啟示。早幾年，社會賢達開口閉口談的「範式轉移」，現在不是明明白白出現了？

1962 年，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探問，在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開始時是如何發生的。他認為，不論從事何種研究，科
學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假設和信念。研究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一些現有知識解答不了的問題，當這些問題愈積愈多，愈來愈難解答時，有人會開始懷疑，問題老解不
開，會不會出在那些已經變得理所當然的前設上。到了這些時刻，原有的範式漸漸失效，科學家發現，除非徹底審視或推翻原來的假設，他們無法增進新的知識。
於是，有人提出新的假設，發展新的理論，新理論經過辯論和修正，新的範式取代舊的，日久又成了毋庸質疑的信念，直至新的問題累積至下一場科學革命發生為
止。

太單一的成功標準

面對這場據說是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求生是本能，無可非議，但相比起十二億每天只得一美元收入的地球人，我們的條件還是優越太多了，我們至少有能力提出
更根本的詰問，有時間構想下一個範式的模樣。

譬如說，一直以來，我們是怎樣界定成功的？

在香港，公認的叻人有何共通點？只要看一看大學最熱門的學科、大學畢業生最趨之若鶩的工作，不難看出一點端倪。工商管理、精算、環球金融、會計等科目是
尖子最愛，投身投資銀行更是不少畢業生的頭號夢想，大學每年舉辦記者會，公布畢業生就業情況，有意無意間炫耀有畢業生月入五萬的成就（哪怕是千中無一的
特例）。誰可以入讀日後回報最豐厚的學科？當然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了，何謂成績好？當然是拿最多A 的尖子。尖子在哪裏？數據說，他們大多在一百多間英文
中學裏。換句話說，能入讀英中是成功的，公開考試摘A 是成功的，大學讀商科是成功的，畢業做投資銀行是成功的，賺錢多的人是成功的，而在海嘯臨門前，
沒有多少人會把賺錢跟道德情操連在一起評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只要不偷不搶不騙，賺幾多錢都合法合情合理。

這樣的成功標準會不會太單一？好天好時也許不覺，到雷電交加，屋漏兼逢連夜雨，投資銀行一夜消失，富豪身家極速蒸發，才俊品德被嘲弄，有財無德，一樣失
敗。

改寫習以為常規則

諷刺的是，如此單一的標準，早就深入不同階層，甚至成為不說自明的常識。新高中學制要求學生除必修的中英數和通識教育四科，可按興趣和能力選修兩個到三
個的科目，即是說，學生一般只需應考六至七科。這在我眼中是頗為不錯的改動，看在一些名校教師和校長眼中，卻成了一件憾事： 「以後很難有10A 狀元
了！」狀元是學校成功的生招牌，學校致力生產社會認可的精英，什麼是精英？口講無憑，最實際是數算有幾多條A，加上增值指標、收生人數、入大學人數，總
之能量化的都量化，結果幾歲的孩子，學這學那，換來證書一堆，不能量化的如品格德行，聊備一格，似有還無。

不達標的學校怎麼辦？一是努力迎合這套成功標準，一是引頸待刎。但學校終究不同於可隨時裁員和清盤的公司，我們大可殺盡第三組別學校，永不可能消滅所有
第三組別學生。因為只要制度把人分成幾等，一定有人被標籤為最不濟的一等，我們卻堅持用同一把尺量度所有人，結局肯定荒誕又悲慘。

以前不是沒有人控訴過這些問題，但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我們站在一個轉折的關口，我們目睹一個時代崩壞，被迫從巨人的肩膀走下來，走向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
來。這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我們改寫「成功」的標準，改寫習以為常的規則，汲取巨人倒下的教訓，由侏儒發動真正「以人為本」的變革。

功課一份: 保存粵語文化 共創香港未來計劃書

按: 大學二年級時, take了沈旭輝的”全球化與政治”. 期末的時候, 要交一份功課, 內容大概是我們是NGO, 要就全球化為香港帶來的挑戰為副局長寫一份建議書. 那時, 為題目頭痛了好一回. 最後選了”廣東話被邊緣化” 為題材, 原因是那時有很多人認為廣東話很粗俗, 是學生中文水平底落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此有人倡議用普通話以教授中文. 為什麼以及如何保護廣東話在全球通用語言的夾縫中生存, 是這份功課的大概內容. 現在放在這裡獻醜, 重讀一遍, 也不期然會心微笑. 哈

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它為港人的歷史、文化、社會發展及通等方面在百多年的時光中，皆起著人與人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可是，時移勢易，香港回歸中國以後，加上順應全球化的整合，英語與普通話在香港的重要性突飛猛進，當中以普通話的地位的上升最為明顯，部分中學更捨棄了粵語而改以國語授課；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言，在全球化的協助下更為普及。現在，香港面對英語與國語的挑戰，其在香港生存的空間，在可見的將來將成為一個極大的疑問。

一個先進文明的社會是需要多元性作為文明的支持，為此，本會希望粵語在被全球化淹沒前，能早日作出相應的措施，保存粵語的生存空間，不要成為博物館的遺產。

以下的報告會分為四大部分：背景資料、問卷數據分析、全球組織網絡與政策建言。

背景資料將會交代粵語的背景資料，國際的語言政策與整合狀況，並帶出本會的願景

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是透過本會的網上調查所得的數據，分析香港人對粵語的重視程度及使用其他外語的看法，從而找出現時粵語面對的困境與出路。

全球組織網絡是本會與各非政府組織之間對保護粵語的共識及相應的支持。

政策建言則是本會參詳各項的因素及範疇，經綜合整理後就保護粵語提出的政策建議與可行措施，敬希局方詳細參考有關建議。

粵語的歷史

香港人俗稱的「廣東話」，在語言學上實應名為「粵語」或「粵方言」，也別稱為「廣州話」或「廣府話」。「廣東話」一詞主要帶有兩個誤解：第一，粵語的分部範圍，不計國外的僑民，仍超出了廣東省的界限，包括省外相當遼闊的地區；第二，廣東省內還存在幾種與粵語距離很大的方言，如客家話、潮汕話等[1]。

歷史

粵語的歷史發展，自上古時期至現今，經歷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秦漢時期

自上古時期，嶺南地區（或稱百越）便居住著被稱為「南越」的民族，主要為壯傣人，鮮有漢人居住。「越」與「粵」字在古文獻中其實相通[2]。秦朝時，秦始皇派軍南下開闢「百越」之地，分置三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3]，數以萬計華夏族人來到嶺南地區定居，當時的華夏族語言開始在傳入嶺南地區。公元前203年，趙佗統一嶺南各郡，成立獨立的南越國。東漢初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歸[4]。遷入嶺南地區的華夏族人與南越族雜居，但是與嶺南越族土著相比，南遷的華夏人屬於少數。這時產生了一種以南越語爲主，融合當時南遷華夏人語言的混合語，這種語言就是古粵語的雛形。

魏晉南北朝時期

漢朝以後華夏族融合當時的其他民族。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長期處於戰亂動蕩的狀態，許多中原人為了逃避戰亂，舉家南遷，是中國歷史上中原人口南遷的第一次高潮。嶺南地區漢族人口大量增加，隨之傳入這一時期的漢語，進一步與在此之前形成的古粵語混合，較大地改變了古粵語的面貌。不過此時的粵語與中原漢語差別還是非常大的。

唐宋朝時期

至唐朝，廣州海上交通發達，固高僧來往印度多取道廣州，廣州遂興盛。嶺南地區漢族人口進一步增加，與漢族雜處的土著居民逐漸與漢族融合。唐朝中葉以後北方自動亂不斷，人民又大舉遷移，全國重心由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五代十國時期南漢建國廣東，其制度文化承中原之舊，影響甚大。而歷史上中原人民遷移廣東最盛的時期莫過於宋末元初遼、金、蒙古人大舉南侵，以至帝駕南來入粵之時。

這一階段粵語進一步受中原漢語影響，宋代的移民帶來的北方方言最後奠定現代粵語的基礎；雖然不能確認現今的粵語使用者更屬於當時中原人或本地廣東人的後裔，但兩者已毫無疑問互相融合[5]。

元明清時期

元朝以元大都（北平）語音為標準音，稱為「天下通語」，明朝則以南京話作為初時的關話，但遷都北京之後北京話的影響漸大。清朝中期，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取得國語的地位。以北京話為標準的北方官話較多地融入了北方如蒙古、滿等少數民族族的語言，相對於中古漢語，有著韻尾消失、尖團合流、入聲三派等重大的變化。

粵語在這一時期進一步獨立於北方話繼續發展，亦沒有被北方官話取代，繼續合乎隋唐韻語切語[6]特色，逐漸形成現代粵語的特色。

清朝中後期至現代

而至清朝中後期，由於清朝閉關自守，僅留下廣州作為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故相當一部分外國人來到中國後掌握的語言是粵語而非北方漢語，不少京官為了與外國人經商，亦常常學會粵語，使得粵語在清朝中後期非常流行。在這一時期有大量的粵人遷移到美洲、澳洲和東南亞等各地，粵語開始傳播到世界各地。而隨著香港的國際地位在英殖時期日升，粵語也經香港（尤其移民）流傳於世，而粵語在海外華人社區的的地位較閩語、客家語等為高之餘，亦與國語分庭抗禮，這與粵語在香港的地位，以及香港作為中國和海外華人社區的中介角色不無關係[7]。

主要特點

粵語保留大量古漢語的成分，主要表現在語音、辭彙、語法等方面。

語音方面

在標準粵語/粵語廣州話中保留有許多古老發音，例如標準粵語中「我」和「餓」兩字的舌根鼻音聲母「ng-」保留了中古疑母的原始發音。

在聲調方面，標準粵語完整保留了中古漢語中，平、上、去、入各分陰陽的調類格局，而且還從陰入中衍生出一個中入調，是保留古漢語入聲最為完整的語言，對於朗誦及研究中國古詩詞等文學作品，起著重要的作用；現代國語則已將其打亂，簡化為四聲調。標準粵語包含 -p、-t、-k、-n、-m、-ng 六種韻尾，沒有漢語北方話所具有的捲舌音、兒化、輕聲等現象 (這些北方話特徵都是在中古以後發展形成的，標準粵語並沒有跟隨北方方言發生這些變化) 。

辭彙方面

粵語保留有較多古詞古義，措辭古雅。粵語的許多詞語，包括語氣助詞，都可以直接在古漢語的典籍中找到來源。北方漢語這些古詞已被廢棄不用或極少使用。

如粵語中將「粘」說成「黐」，用「差人」來表示「警員」等；又如粵語常於句末的語氣助詞「忌」（現常常被寫作「嘅」），在《詩經·國風·鄭風·大叔於田》有「叔善射忌，又良御忌」的表述；再如「打甂爐」（吃火鍋），「甂爐」為一種古炊具；「牙煙」（即「崖广」，意危險，古文中原意為「懸崖邊的小屋」，其中，「广」與「廣」在古代漢語中為不同的字，表不同的意思，前者就是「小屋」之意。懸崖邊的小屋，危險之意。）；「濿淅」（現粵語中意為「遇到麻煩」、「麻煩」；來源於古書中形容衣衫盡濕在水中行走的聲音）等詞；此外，現代漢語中「行」和「走」的意思基本上沒有差異，但是廣州話當中，「行」就是步行，而「走」保留了古漢語中「跑」的意思。但是隨著北方漢語在廣東地區的推行和外來人口的影響，很多粵語中保留下來的古詞彙開始逐漸減少。

語法方面

粵語中保留有修飾成分後置及倒裝等語法項目。如在人名前加「阿」表示親昵；「公雞」倒置成「雞公」，「乾菜」倒置成「菜乾」，「羹匙」倒置成「匙羹」等。由於粵語語法中有許多修飾成分倒置現象，因此產生了許多很特殊的句式。例如北方話中「怪不得」；在粵語中作「唔怪之得」或「怪唔得之」。又如北方話中「我先走了」；粵語中為「我走先啦」。這是古漢語特徵的遺留。

保留較多古南越語底層成分

古代南遷到嶺南地區的漢人與南越族土著長期雜居，彼此間語言、文化、習俗等各方面不自覺地相互滲透。粵語本身是由古南越語（今壯傣語系）與古華夏語的混合語發展而來的，因此它同時具有古漢語和古代南越語的特徵。現代粵語中也仍然含有許多古代南越語的成分，主要表現在音韻和辭彙方面。在音韻上粵語與壯語很接近，兩者亦有相當多相同或相近的基本詞彙。

粵語在香港的發展

香港從古至今都是廣東省對外的一個窗口。唐朝開元廿四年（公元八世紀），唐政府今天的派員2000在屯門（該區因而得名）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設立屯門軍鎮派鎮兵駐守，以防禦海寇。及由於大步（今大埔）一帶海面（今吐路港）盛產珍珠，五代十國時期南漢劉氏遂於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滅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

但最初的香港原居民則相信是新界鄧氏的始祖鄧漢黻。北宋初年（約973年），鄧公於掛冠後遷居到岑田（即現今的新界錦田）。此後，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搬至東莞縣，其子侯卓峰遷往今日河上鄉築茶寮，做小生意。其後人目前仍居住在新界的河上鄉、燕崗、金錢、丙崗等地。宋代以後，廖、文、彭等族陸續遷入；其中文氏是宋末領袖文天祥的族人和後人。元末明初，他們與鄧、侯兩族所合稱的「新界五大氏族」正式成形。粵方言也順理成章被帶來了香港。

雖然清廷於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遷海以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五十里，使居民家園盡失。但於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因此新界五族於上水設立報德祠恭奉兩公該祠及鄧族於錦田設立周王二公祠內設周王二公書院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謝。

香港比之於廣東省更加遠離「官話」的影響範圍，因此粵語也毫無疑問地成為了當地的主要語言。雖有客家、閩南等外語系族不斷的遷移入港，畢竟廣東籍人士（及原居民）仍屬主流族群，粵語始終是香港的「官話」；如前述，為了與外國人打交道，粵語反而成為北方官員爭相學習的語言。

及至香港割讓予英國，英語遂成為香港的官方語言。雖然英語在這殖民地成為了管治階層的唯一語言，能掌握英語的華人的地位（如「買辦」階層）也特別高，粵語地位的降低並沒有令它被拋棄。在戰前，由於香港人依然可以自由來回中英邊境，中國籍的人口相對流動，港英政府也沒有禁絕使用中文和強制教育英語，粵語依然是自香港華人互相交通的語言。

然而到日治時期之後，情況出現了一些變化。香港人口於日治時期因為「歸鄉政策」而急劇下降，隨之湧入的人潮裏，除了本身的居民之外，也帶來了一批因國內政局動盪而逃難的人。非粵語系的移民最然人數上依然不多，其經濟與政治的地位卻非比尋常，尤其是從上海過來得人客；加上英語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地位在戰後冒升，香港華人的語言偏向強烈地反影在電影（國語）及流行曲（英語）的壟斷狀況。粵曲雖仍然受到小民大眾的喜愛，但無疑其生存空間已經縮小了許多。

七十年代成為了香港粵語地位再次被提升的轉捩點。六十年代尾，學術界爭取中文地位提升的第一個成果出現了：香港第一所名正言順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鑒於「六七暴動」所顯示的社會潛在不安動力，港英政府於七十年代作出一連串灌輸「香港認同」的措施（如「香港節」），目的在建構一種「香港價值」，試圖使香港脫離「移民社會」的影子及製造排共心理；粵語便慢慢成為了「香港人的特徵」（以有別於具有強烈「中共」色彩的北方國語）：電視、電影、流行歌曲也就出現了「粵語化」的情況，「中文化運動」把這個熱潮推向高峰，至八十年代至為成熟。

不過，粵語在香港的地位仍然受到挑戰。港英政府在中文化運動後的「雙語政策」表面上市提高了中文以致粵語的地位（例如首次容許議員在立法會裏使用粵語發言），其強迫性教育政策卻令更多人學會英語，經濟的持續增長亦增加了一般人接觸英語的機會。由於英語的至高無上地位其實從未改變（在最高管理層裏英語仍然是唯一的溝通工具，政府文件也以英語版為準），英語是高層的而粵語是低層的[8]。粵語由於從沒有標準的經典可據，著重英文規範教育（如語法、拼音）的教育政策使學生的中文及粵語「英語化」的情況漸趨嚴重，「中英夾雜」、「追捧英中」的熱潮於九十年更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回歸以後，特區政府雖然推出了「母語教學」政策以試圖改變英語為尚的教育風氣，可是成效不大。更甚者，由於政府鼓勵「三語（粵、普、英）兩文（中、英）」政策，有些學校已摒棄粵語而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相對於已有完整標準規範的普通話和英語教育系統，香港人的粵語操控能力正不斷退化和被侵蝕；一系列的「粵語正音工程」來的太遲，也顯得有心無力，成效甚低。

保護粵語的原因

廣東話的獨特之處: 傳承了大量中國古代文化 (如古漢語的語音, 修辭, 句法, 詞彙…etc)

從中國文化層面來說，如前述粵語不但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詞彙，文言色彩濃厚．其與北方話（國語）差別非常大複雜的聲調系統其實中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古漢語的入聲，而且還由陰入、陽入分化出中入，為其他方言所不能。眾所週知，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朗誦研究的時候非用粵語不可，否則就不能欣賞其韻調華麗之處。廣東作為中國對外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其方言－粵語－便吸收了較多的外來詞；粵語外來詞主要來自英語，而早期不少外國的名稱也是依粵語而非國語翻譯的（如匈牙利Hungary），「Ketchup」（茄汁）則是一個「輸出」的例子。

港式粵語也盡顯了香港獨立於其他華語區的文化與特色。港英時期，香港粵語中吸收外來詞特別多，影響著廣東境內的粵語區。這些外來詞很多是漢語北方話沒有吸收的，如「士多」（store），北方話中說「商店」；有的是北方話吸收了但譯法不同，如北方話中的「沙拉」在粵語中譯為「沙律」；不少外國人名在粵語中的譯法，亦與北方話存在很大差別，如第四十三任美國總統George Walker Bush在北方話中翻譯成「布什」，臺灣譯作布希，粵語則把他翻譯成「布殊」。從1980年代開始，不少粵語外來詞，隨著香港、珠三角等粵語區與內地交流更加頻繁，漸漸進入了北方話，例如「巴士」（bus）、「貼士」（tips）等等，「搭的」（「搭的士」的簡稱）則被北方話修飾後以「打的」演藝。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粵語口語中還經常直接使用英文單詞，比如「文件夾」通常用file（讀若「fai-lo」，常被寫成「快勞」）；男警員或男老師稱作「阿sir」（女警叫「Madam」、女老師叫「Miss」），工作加班稱為「開OT」（源自英語 Overtime）等等。這種中英夾雜的地道用法在香港十分流行，而且在廣東省粵語區中也在逐漸增多。

為什麼廣東話被邊緣化會是一個問題?–保存廣東話的再思

這世界曾有7000至8000種不的語言. 可是, 目前只有6700多種語言和方言尚存, 其中若六成正面臨消失的危機. 聯合國研究指出, 平均每兩個月就會有兩種語言消失. 原因是:數種在全球被廣泛使用的語言, 已愈來愈佔主導地位。 [9]

另一邊廂, 語常會建議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的諮詢文件只關注學生的英語及普通話水平，但對於如何提升港人的粵語水平卻「隻字不提」。[10]社會亦因而響起了 “兩文三語” 的口號, 令群眾開始相對重視英語, 普通話這兩種在世界上有分量的語言而輕視廣東話。 因此大家都覺得一個來自英文中學的學生會比來自中文中學的學生優越得多。 在這個環境下, 英文是一種專業語言, 比起日常使用的中文高了一級, 不會英文是值得自卑的, 反過來不懂用中文解釋專業知識時說一句 “抱歉, 我的中文不好”, 不止不需慚愧, 什至可以彰顯出專業的身份。 [11]

可以見到, 廣東話正被邊緣化, 變成弱勢語言. 廣東話真值得我們這般的輕視嗎? 真的沒有保留的價值嗎?

不, 絕不. 本文會先從宏觀的角度說明不論何種語言或方言都有保留價值, 因為它與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身份認同息息相關. 及後, 我們會再從思想表達以及文化遺產兩個角度說明。

2. 保留語言的重要性

於耶魯任教, Endangered Language Fund的Nicholas Q. Emlen表示[12], 語言[13]對身份之構成至為重要. 因此當人們因為環境或全球化影響而被迫使用其他語言, 他們便喪失了自主(autonomy)以及文化. 只有能夠使用自己語言的人們才能好好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

聯合國進一步闡述身份構成的這個觀點。[14] 跟據其說法, 一個人的身份構成源自他的社會聯繫(social affiliation), 意指在其成長,身處的社會環境下以其母語與他人溝通給予他成為社會一員以及自我發現(self-realization)的身份(The identity of an individual person is defined by its social affiliation. The language used in his social environment, transmitted to him by social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s, forms his linguistic identity. Linguistic identity means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a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as well as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linguistic varieties such as dialects or sociolects and their speakers.)

社會科學學家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曾就這方面發表理論。 簡而述之, 他認為以社會獨有語言溝通以生存是一種很自然的社會現象(societal nature). 正是這自然的社會現象彰顯出語言對個人身份構成的重要性。 他在其著作 “mind, self and society” 有很詳細的釋述。 他主要分兩部份以說明。 一. 溝通的原理; 二. 溝通與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ur)的關係。

先說第一部份： 溝通由三個步驟所構成。 第一, 一個人開始說話, 帶出了一些信息; 第二. 另一個人接受信息以後, 給予反應; 第三, 第一個人所說的話所引致的結果((1) an initiating gesture on the part of an individual; (2) a response to that gesture by a second individual; and (3)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initiated by the first gesture)[15], 整個溝通中, 如果缺乏了理解,或只有一個人, 那根本不成溝通。

對語言內容意思的理解給予一個人反應的能力。 換言之, 語言成了可以同時誘發別人以及自己反應的重要記號(Significant symbol)[16]。 舉個例, 當你叫別人為客人拿椅子來的時候。 你是在誘發別人拿椅子這個行為, 但若然他拿得很慢, 你會取而代之自己拿。 這證明了語言不但誘發別人的行為, 對自己亦有相同的誘導。 [17](The response to the gesture is the doing of a certain thing, and you arouse that same tendency in yourself)。

語言的誘發性塑造了我們的意志(mind)。 只有這些重要的記號才體現我們智慧的存在, 因為只有它們的存在, 語言才可如在例子中同時成為我們的自我對話讓我們思考下一步的行為—如親自搬椅。 [18] 簡單來說, 意志正是對語言的運用。(Mind, in brief, is the use of significant symbols)

接下來是第二部份的論述。 在Mead眼中, 社會行為主義(social behaviourism) 的精髓在於意志是社會互動溝通的產物。 這是因為Mead認為意志並不是與生俱來, 我們的身體構成部分並不足夠讓我們有思考的能力[19]。 我們不斷與人溝通, 累積了經驗, 才不斷發展我們的思維。 換言之, 如上例所示, 我們沒有自己的語言, 就不能有思考; 而我們自己的語言, 如廣東話, 是社會恆久互動溝通的產物[20], 因此我們的語言誘導我們的社會行為。

亦因為此, 我們的語言多少也是社會歷經變遷的文化遺產。

總括而言, 母語讓我們清楚大家的溝通內容, 展現我們的思考能力, 締造社會文化, 從而建立我們的身份。

3. 思想表達

世界有些國家明白母語對思想表達的重要性, 因此大量把外文譯成本土語言, 以母語教學. 以一個在東京大學的教員為例[21], 在他的辦公室裡, 四壁的書大部份都是日文的, 但七成的書都是翻譯外文的日本書; 日本一旦有重要的學術論文出, 就會快速地被翻譯成日文。 因此日本的學術人口相當大, 遠遠超出學院的圍牆. 好處是不單教學方便, 日本學者可以用日文做研究, 而且令在學院以外的社會大眾可以分享學術的成果。

它所攜來的好處, 亦成了其中一個我們要保護廣東話的理由。

4. 文化遺產

廣東話的文化面表現在古典詩辭以及粵曲。

事實上，由於歷史關係，粵語比普通話保留了更多的中古音，故以粵語讀唐宋詩詞，依然鏗鏘可誦，平仄無誤。 學習中國的古代文化，懂得粵語也是擁有着一道捷徑。
這個「歷史關係」到底是甚麼？簡單來說，就是：

一、中國最盛世的時代：漢、唐，文化和經濟中心都是在長安、洛陽等較近南方的都城。當時的中原雅音方言，與粵語等南方方言，不斷交滲，互相影響。

二、因宋朝積弱，漢人南徙，文化、經濟重心南移，以致南方的方言，大量保留了中古音系。

三、元朝起，久居北方的皇室、權族都是外族人，他們帶着自己鄉土的腔調，對漢語掌握得不好。到明、清代，儘管亦多讀書人，但他們的口音已受影響，積習難返了。這使中原和北方的方言，消失了許多上古、中古漢語的特點，即使唸唐詩宋詩，已有許多不合音律的地方了。[22]

擧個例, 廣東話「佢」字來自古時的「渠」字，在許多古典詩詞裏都可見，解作「他」的意思。[23]

又例如, “問君幾時有”的 “幾時”, “問君能有幾多愁”的 “幾多”都是顣廣東話被應用於古典詩辭的例子。

除了發音，粵方言的不少字詞和語法，都是來自古漢語的。

另一個廣東話的文化面是粵曲. 粵曲是其一種很著名的中國藝術. 粵曲最早產生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沿海漁民，是他們的一種自娛自樂的簡單形式，其中包括龍舟、木魚等。粵曲是建立在廣東本地的語言基礎上，是定了調的歌謠，講求聲、律、平、仄。到鴉片戰爭前後，由於小農經濟受到衝擊，有些藝人就出來以唱曲為生，四處賣唱，漸漸轉移到城市裡。所以從起源上來說，粵曲是一種從最底層的土壤中萌芽出來的戲曲，也是一種多體的藝術形式，具有很濃厚的地區特色，與白話很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24]

5. 結語.

正因為母語可以構成我們的身分, 可以傳播學術思想更廣, 又有文化價值, 我們絕對有需要保護廣東話。

但這不代表在全球化下我們要拼絕英文以及普通話. 歌德曾說: “一個人不懂外語, 便也不懂母語.” 因此我們要做的是要堅守母語作育的大原則, 穩步學好其他二語. 一方面把多種外語和多元文化引入母語; 另一方面把母語帶出世界, 以保持文化多樣性。

粵語是建構香港人集體回憶的媒介

廣東話另一值得我們盡力保護的原因是從文化研究的層面來看，廣東話承載了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社會的人和事，記錄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是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最直接、最重要、亦是最不可避免的途徑。

眾所周知，諸如電影、電視、流行曲等普及文化往往是社會大環境、大氣候的產物。就像從樹輪的多寡、形狀可看出樹的年歲、狀況；透過分析、研究這些普及文化的表徵，我們可歸納出當時期的社會環境、大眾思緒。由五、六十年代因難民潮而產生的視香港為跳板之地的難民心態，七十年代由戰後嬰兒潮一代所催生的以香港為家的思想，到八十年代因前途問題而導致的集體失落、傍徨無助、甚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鴕鳥心態，最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自今的正面迎接回歸、再中國化的後殖民心態；而「獅子山下」呈現的是奮鬥自強、以港為家的本土情意結，「鐵塔凌雲」表現了即使面對前途問題亦與香港風雨同舟的深厚情意，到了六四事件以後卻變為一系列賭博電影所鼓吹的不勞而獲、一夜致富的「搵快錢」心態。這種種的思潮起伏、崎嶇曲折都曾被香港的普及文化所準確地捕捉和呈現。

而這一切一切的普及文化產物，都是以大部份港人最為熟悉親切的母語──廣東話所記錄和進行。抽離了廣東話，所謂的本土意識都將變得空洞虛泛、平面淺薄，而所謂的香港人集體回憶亦將變得無異於故紙堆上的文字記錄。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已是保護廣東話的強而有力的原因。

香港文化協會的願景-創會的目的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通訊與運輸的技術得以發展，世界的文化訊息交流逐漸出現了時空與空間的壓縮。不同文化的交流的頻率與種類大為增加，出現了文化整合的現象。然而，在這個整合的過程中，部分民族語言或因其使用的人口逐年減少，或因政府的語言政策，或是區域經濟融合過程的影響下，淹沒於全球一體化之中。全球一體化已直接損害到社會文化的多元性。

目前全球的弱勢語言雖然在聯合國宣言與教科文組織的管理之下，嘗試作出文化語言的搶救措施。可是，情況並未理想。英語的語言霸權正向全球各地迅速散播，即使是多個民族國家混雜的歐洲多元文化的社會，也被英語逐步同化。在美國一個如此講求自由的社會，在社會的結構中亦出現了排斥其他語言的現象，當中損失最嚴重的莫過於印第安人的語言。從十八世紀末美國白種人對印第安人的統制政策，使印第安語逐漸在美洲大陸上消失，如今只淪為博物館被保護的展品，往後只能長期成為人們的回憶。

在東方的社會中，中國憑著其經濟起飛的勢頭，加上政府語言政策統制下，以普通話為國語在國內正統合其他方言。部分中國的少數民族已失去其本身的語言。目前仍能與普通話抗衡的只有粵語與吳滬語，這部分程度與該地的經濟發展有關。可是，隨著大量外省的民工移入，這些本地方言的生存空間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

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透過粵語，成為彼此溝通的重要工具，成為創造香港前景的工具，也記載著香港的集體回憶與價值，這些價值在電視、電影與音樂等媒介透過粵語正在為香港的文化作出見證。然而，特別是回歸以後，中港兩地交流日深，普通話在香港的影響力日漸增加，部分香港中學的中文課程更開始用普通話授課，加上香港在經濟上進一步與中國內地融合，在可見的將來，隨著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大增，普通話極有可能在內外的環境因素之下逐漸取代粵語在香港的地位，故此，在粵語在現階段尚未完全失去地位的時候，我們這個組織堅決推廣粵語文化，不要粵語成為博物館式的保護遺產！

l 別讓粵語成為博物館語言 – 我們要在粵語在香港社會中仍然取得一定地位的時候，鞏固現時的語言地位，並設法為粵語找尋出路。不要重蹈美國印第安人語言失傳的結果，也不要粵語像前者般成為博物館的保存遺產。

l 積極推廣粵語文化 – 為免以上的情況發生，本組織的成立就是要透過教育、媒介、文化推廣與政府的協助，共同建設一個代表香港文化、香港群體的粵語環境，保存一個代表香港人的語言文化。

全球化對香港廣東話的影響

導言

自古以來, 廣東話也是中國對外國開放的一道橋樑。以前很多傳教士來華之時都會在廣州登岸, 並先學習廣東話以了解中國的情況。因此雖然廣東話只是一種地區方言, 但它於外地也有其一定的影響力。以至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 由於香港的經濟發展, 以廣東話為主的文化產品大大在本地及海外盛行, 將廣東話在全球的地位推向高峰。不過, 於七十年代開始, 經濟全球化開始加速, 資本累積的地方及經濟市場的大小也有很大的變化。香港面對全球新興的經濟競爭和中國內地的經濟改革開放, 令其經濟優勢大減, 而廣東話的重要性也隨之衰落。本部份將會深入探討香港經濟優勢與廣東話的相互關係, 以及全球化對廣東話在香港的影響。

香港對於廣東話發展的建樹

在香港, 廣東話的興起是在五六十年代開始。當大陸被中國共產黨控制之後,很多中國大陸的難民來到香港, 他們當時主要的語言都不是廣東話, 而是中國各地方的方言。 當時, 所接觸到的音樂, 戲劇皆以普通話和英語為主。 然而, 由於本土文化於五六十年代開始流行, 並以廣東話作為本地人的一個身份認同, 因此香港是一個廣東話城市之說慢慢形成。 藉著香當時港的經濟實力, 廣東話的地位曾經是十分重要。當時正直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經濟發展比同地區為快。由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壯年與本土文化興起正在同一個時空, 於是廣東話便以電影、電視劇、及歌曲等等大大輸出其他亞洲地區。很多東南亞人士為了來香港經商或做生意, 於是主動去學習廣東話。

香港之所以能先行工業化,以致因資本的累積而獲得經濟實力, 其重要原因包括當時的亞洲政治局勢。當時香港作為一個邊緣城市, 地理上位於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 共產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英國)中間, 當時作為轉口港[25]及後來作為輕工業工廠集中地的香港便因應時期需要而賺取了大量的外匯, 使其經濟力量得以建立。五十年代, 中國被共產黨統治, 於韓戰期間, 聯合國對華實際禁運, 對於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帶來了沉重的打擊[26]。不過由於當時香港從大陸移民得到大量的勞動力, 加上當時戰後百廢待興, 作為亞洲當時少數不受政治動盪影響的地區之一, 香港有穩定的政治環境, 吸引不少外資, 有條件讓勞工密集的工業化經濟發展起來[27]。

香港比“亞洲三小龍”要早推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 有利佔據一定市場, 集結資金及人才。 五十至六十年代, 香港的塑膠業幾乎包容了整個世界市場, 而電子工業, 鐘錶業, 等等都在世界都有一定份量的出口佔有率[28]。從當時的地區整合來看, 世界各國於二次大戰之後慢慢在不同地區組成經濟聯盟, 如 “歐洲聯盟”初形的“歐洲的經濟共同體”, 六十年代組成的“東非公同體”, “中美洲共同市場”, 以及亞洲地區的“東南亞國家聯盟”等等[29]。 雖然這些地區的經濟合作有一定程度推廣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但當時那些地區合作組織普遍採用的貿易政策多為“排他”和“自保”性的。那些合作主要是為了維護地區內的經濟發展[30]。 這種半開放的經濟市場形勢, 有利香港維持在既有的市場內的經濟地位, 使香港的出口導向工業能持續發展至七十年代。

當時香港人的收入大大提高, 而由於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又慢慢抬頭, 使本土文化中的廣東話元素得以於公共空間有所發展。一些廣東話電影、電視劇及歌曲便應需求而生。香港順應自己強勢的經濟發展, 較區內為先推行現代化的縱向發展(其科技及人才)和橫向發展(其影響其他地方的能力)。當現代化的縱向發展發展至一定程度, 便有足夠的能力去推動其現代化的橫向發展。 從當代人類歷史而言, 歐洲國家於十八十九世紀殖民地擴張時代正是如此。[31]於是, 以廣東話為主的錄像和歌曲便漸漸成為香港的主流, 並大量輸出至東亞區。令廣東話,一種地方語言, 在語言界上佔了一個與普通話和其他官方語言同等的地位,代表著香港這一個地區的身份,如說普通話的是中國人, 說英文的是英國/美國人, 說廣東話就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的經濟實力, 以致當時廣東話的地位大大提高. 香港人本身也不再視廣東話為難登大雅之堂之物。 以粵語流行曲為例, 早年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歌曲主流為英語的 “披頭四”(Beatles) 及國語的歌曲, 到了七十年代粵語成為了主流, 有很多原本唱英語及國語歌曲的歌手都紛紛改變成為廣東話歌手, 當中包括:溫拿樂隊, 徐小鳯, 林子祥等等[32]。 粵語歌的流行, 當然也有其他的因素:如科技的革新, 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推動等等, 不過其重要原因, 也是香港人本身由於經濟發展而勇於正視自己的日常語言, 對於廣東話的價值觀有所改變, 不再視之為粗鄙底俗。廣東話的主流地位, 誠然與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一個地區如果能夠輸出用自己本土語言製成的產品, 必定對外地有一定影響. 以近年來說, 由於日本及韓國有經濟實力把它們本土語言的歌曲和電影等等輸出海外,令一陣又一陣的 “日潮”和 “韓風”來到香港。 雖然香港的廣東話歌曲主要海外市場為居住外地的華僑, 但其影響力在外地也不少[33]。 因為當時香港的粵語電影, 電視節目和流行歌曲在海外十分受歡迎, 這促進了時粵語作為華人在海外社區的共同語[34]。

由於香港人在經濟成果後的本土意識增加, 因此於七十年代香港人開始推行香港的中文運動, 目的是要求中文成為在英文以外的第二種官方語言, 為中文爭取一個法定的地位。 最後該運動成功, 中文並用於在香港的立法,司法, 執法機構當中。中文的地位被提高之後, 令廣東話(當時在港的能說出來的主流中文)所得到的法定地位也被提高。其地位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保障[35]。

全球化對於香港以及廣東話的影響

1) 全球化對於香港的影響

香港於六十年代之後, 其經濟區域火車頭的地位慢慢下降, 其原因是亞洲的其他國家開始現代化建設, 並積極推行如香港般的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亞洲其如的三小龍, 包括台灣, 新加坡及韓國, 漸漸於經濟領域上成為了香港的競爭對手, 而日本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也在這個時候加入競爭。因此, 香港在亞洲的經濟優勢慢慢減弱。加上於八十年代開始, 國際局勢起了根本的變化。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 國際上以前一些排他性的地區經濟合作組織蛻變成為開放的, 重全球競爭的組織。 一些如 “亞太經合組織”, “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漸漸形成。這些組織的出現, 誠然大大加速了經濟全球化。而且, 於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 大力發展經濟, 並同樣以出口導向的經濟型式支持其高速經濟建設。配合了當時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形勢, 中國面對著全球慢慢開放的市場成為了“世界工廠”。由於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激烈競爭, 香港只好由出口工業製成品轉變至現在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模式。然而, 由於香港跟中國大陸在地理上相近, 而中國在多方面都比香港更具經濟競爭力, 因此於九十年代到現在不少香港人放棄在港投資或工作, 並轉移資金至大陸。這樣的資金轉移令香港難以重建昔日強大的經濟實力。香港為了保護自己僅有的經濟地位, 只好透過維持資本主義社會來更增加自己的競爭力。這些轉變對廣東話在香港的發展起了負面的影響。

2) 全球化對廣東話的影響

亞洲以至全球的經濟發展一體化,令廣東話的重要性大大下降。香港政府雖然在推行“兩文三語”政策, 並積極鼓勵學校用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 但是香港人似乎並不熱愛用“母語”上課。有很多父母, 為了讓兒女學校畢業後有更大的經濟競爭力, 於是努力鼓勵他們學到英語及普通話。為的就是要令他們在全球的競爭下有更大機會找到優厚的工作。為什麼要學英文及普通話? 因為說該兩種語言的中國和美國, 都是當今經濟發展最快最強的國家。為了與該兩國做生意, 學習其語言是非做不可的事。正如非日本人去學日語也是由於日本的經濟能力[36]。的在作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香港, 教育上一直以英語為高級語言, 也是作為了一種目標語言。其地位比本土語言廣東話為高, 屬上流人士的官方語言。一直以來, 雖然港英政府大力強行教育香港人成為英國公民[37], 但所取得的成績並未如英治印度及埃及那麼理想。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當時香港人從經濟富裕建立起對廣東話的尊重及信心. 使得英語仍只能成為一種高級語言, 但不能普及於香港, 以致令廣東話的強勢被削弱。不過, 殖民地政府這樣的語言政策卻為港人提供了學習英語的機會。到了經濟全球化加速的時代, 由於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強的經濟大國, 而且很多全球性的企業或商業組織都是以說英語的發達國家為首。 因此很多香港人主動學好英語, 而英語的重要性也漸漸蓋過廣東話─一種不能提升競爭力的語言[38]。為了同樣的理由, 在香港學習普通話的人也愈來愈多[39], 而隨著大陸的經濟發展, 愈來愈多的香港人希望或願意到大陸工作, 令普通話的地位將在香港有所提高[40]。加上中共政府大力推動普通話普及化, 雖然現在不論香港或珠江三角洲附近都是普粵相語並用, 但在政府的政策及經濟因素下, 廣東話的地位不見得能夠保留[41]。

金錢的商業交易, 往往需要有一種共同語言, 才可以成事[42]。雖然說英語的人在全球總人口裡只佔大約8%[43], 但由於很多已發展國家都是英語國家, 它們在國際舞台建立已久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驅使很多人也願意學英語作為通商的共同語文( lingua francas) 。縱然英語及普通話對於經濟前途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就這樣可以推出廣東話在香港日漸被忽視嗎? 在其他地方也許不可以, 但香港可以。

因為香港早於殖民地時代開始奉行資本主義制度, 當時英國於二次大戰後在亞洲的勢力大減, 加上1949年中國赤化, 冷戰的時代開始, 港英政府為了抗衡共產主義在香港的散播, 於是急於以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推行經濟建設。目的既是希望令港人富起來,令共產主義的吸引度下降, 另外也是利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抗衡中國的共產主義。由於港英政府只重於發展經濟, 香港因此慢慢變成一個只談經濟利益的功利社會。香港人漸漸成為純粹的經濟動物, 考慮事物往往從利益出發。“中環價值”的意識形態[44]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主流。 當廣東話再不能比其他語言提供更多經濟效益時, 它隨時可以更換為英語或普通話。

對廣東話重視程度的下降, 不只是香港獨有的情況。於九十年代至現在全球使用廣東話作為母語的人數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於2002年全球使用廣東話的人數高達六千六百萬, 但到2006年間人數下降至五千四百萬, 相差足足一千萬人。[45]在沒有經濟或政治的實力支援下, 一種語言如果愈來愈少人使用的話, 它能夠存在於世的可能性便愈來愈低。

經濟全球化, 令香港漸漸變成一個混雜城市(hybrid city). 香港的混雜程度, 不但令一些特色的廣東話消失, 也令廣東話的強勢減少, 而且令香港的廣東話變得如孤島語言。由於經濟全球化, 香港的文化產品如電影、 音樂等等對國際的影響力已經大減。相反, 由於別國的經濟實力增加, 令他們有能力向外地輸出更多自己本土的文化產品, 如日本的電玩遊戲、韓國的電影、英美的小說、 歐洲的食品等等。一些大型跨國集團, 如麥當勞這類型的快餐連鎖店的業務在香港愈來愈多, 隨著這些產品而來的, 是它們背後的文化及語言。以美式大型快餐連鎖店為例, 這些快餐連鎖店跟香港傳統的茶餐廳競爭, 慢慢佔據了一定的快餐市場。一些在五六十年代用於傳統的茶餐廳常用的廣東話漸漸變得寂寂無聞。例如: 以前的“行街”(外賣)與現在我們去麥當勞的 “攞走”(是英文take-away的直接意譯吧) 。

而且, 在眾多不同語言所構成的文化產品的長期薰陶下, 香港廣東話的地位實在令人憂心。人們為了追求由非本土語言社會所產生的文化產品, 於是主動去學習該種外語。其中一個原因解釋為何有很多香港人願意花錢學日語, 或對日本的文化有深厚的興趣,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在日本的卡通片及內在的日本文化的影響下成長的。因為外來文化產品而重視該文化的語言還有很多例子, 如韓國電視劇集所引起的一陣 學韓文的“韓風” 。當人對於該文化產品有了興趣的時候, 廣東話配音已經不能滿足他們了。在眾多語言中, 他們對於廣東話的主導地位的不再重視. 對於廣東話, 一種不能寫只能以口講為記錄承傳的語言, 多元的文化產品供應是一個危機。

另外, 廣東話的造句結構漸漸被不同強勢語言的同時出現所侵蝕。在一個混雜城市如香港, 由於幾種的強勢語言,包括廣東話, 普通話及英語,皆同時出現於香港的社會上。雖然英語並不是港人日常的用語, 但因為香港殖民地的歷史之故, 港式的廣東話特色就是中英語雙用. 例如: “我食完飯call你”, “你可唔可以stay係lei度一陣?”等等. 廣東話因為是香港本土語言, 因此有其本土強勢。英語於經濟全球化下,並在美國積極推動下成為天下的強勢語言。因此, 對於不斷有機會接觸到這兩種強勢語言的香港人來說難免會有雙語混用的情況。 這種 “雙語現象”(bilingualism), 加上日漸重要的普通話, 變成“三語現象”(trilingualism), 並可能最後引致幾語混用。 幾語混用的壞處就是當你離開了你居住的地方, 到了廣州跟當地人說廣東話時, 他會不明所以。一句廣東話,如果又混有一些英語或普通話的話, 遇到一些只懂廣東話的人就在溝通上就有了很大的問題。如果將來三語混用真的發展起來, 只怕要找一個完全明白香港人所說的話的人也有一定難度。有香港特色的廣東話最後會由於無人明白而變成孤島語言!

結語

於經濟全球化之下, 廣東話相對以前的影響力及重要性大減。在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強勢影響下, 可見的趨勢是愈來愈多人會選擇學習普通話及英語, 而廣東話在缺乏經濟或政治的支援下, 只會慢慢在全球化下被淹沒。香港的文化與香港人所使用的廣東話是分不開的。保護一種語言, 不只是保護該種語言的本身, 更是要保護構成該種語言的獨特文化。

世界各地的語言發展概況

中國的語言政策發展

普通話地位提升的背景：

普通話是怎樣的一種語言？根據國家語委的定義，普通話是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稱普通話就是國語，是國家普遍通用的語言[46]。那麼，普通話如何成為「普遍通用」的「國語」呢？

自中共建國以來，共產黨即以北方方言為規範的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國共兩個政權的地緣佈局。國民黨在南京及中國東南部處有固定勢力，而共產黨則佔據中國北方。許多中共領導人都是北方人，而北方方言的運用理所當然地成為共產黨的溝通語言。故此，中央政府在1950年初開始著手向全國的少數民族與落後地區進行雙方言(bilingualism)的推廣政策。所謂雙方言，即其同發展普通話與地方方言。據統計顯示，中國56個民族有80多種語言[47]，大多是跨區域的地方語。中共稱這種語言紊亂不一的狀況，會影響到國家的未來發展，他們所持的理據大致有三：

1. 五十年代的中國，正準備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以普通話及漢字簡化則有利於各地建設的規劃與協調。再者，工業建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勞動者，惟當時的中國有逾八成的人口是文盲，這對於工業化的進程起了極大的障礙。普通話統合各地語言以拼音及白話文規範的優勢，配合了漢字簡化工程，認為普通話的推廣具有掃治文盲的迅速功效。

2. 這是基於普通話本身的使用人口而言，以普通話為標準音是因其代表性較大，使用人口較多；另一方面，這是基於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普通話用語區處於華北、華中地區，屬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威信較高，中共希望以代表著經濟富饒的普通話來整合經濟落後的鄉間地區。而實施語言統合就是發展地方經濟的第一步。

3.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普通話的推廣背後的動機，一如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統一文字的舉動，毛澤東，在許多的當代中國史學者而言，推廣普通話與文字簡化很大程度上是起政治整合的作用。蓋開國之初，一方面部分地方勢力仍然具有國民黨的背景，另一方面，從共產黨在各地的游擊戰衍生出的地方主義，正困擾著中共中央的管治，推廣以北京語音為中心的普通話是消除地方主義的必然且內在的手段，從地方語言的角色逐漸被抹去，地方的語言思想也同時被中央的語言思想所完全統制。

以上是中國開國之初籌劃推廣普通話的動機，那麼現時的普通話推廣情況又如何？

現時普通話推廣情況：

經過50多年的推廣之下，普通話在中國經濟較富庶的地區大都逐漸流通。這很大程度是歸因於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48]。研究指出，一方面由於普通話語區的經濟發展強勁，更多人主動學習普通話；另一方面，隨著經濟所帶動的地區流動性，民工的流動同時帶動著普通話迅速地向全國擴散。單以東莞市為例，以往這個閉塞的城市，現在本地居民有145萬，而外來居民卻高達150多萬[49]。目前該區懂普通話的人數正以倍數増長。

目前中央政府改變策略，透過這種流動性，改以城市為推廣普通話的重點。期望以城市的輻射功能，向鄉間的落後地區推廣普通話。在九十年代以後，中央又推行一系列的語言措施，如199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語言文字法》、2001年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將普通話的規範與具體要求分成三級六等，並以《漢語拼音方案》的性質、作用與漢語拼音的教學方法為基準，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管理、監督辦法和法律責任徹底規範。如是者，普通話的地位更形穩固。「國語南下」的趨勢似是勢不可擋。

除了中國沿海的富庶地區呈現出普通話普及的現象，在其他的少數民族地區上，即如滿、回兩族的地方語言已瀕臨消失的邊緣。

地方語言的現況：

在中國的憲法中雖然有列明「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而《民族區域自治法》又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構保障本地各民族發展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然而，目前的少數民族語系並非如中國的法律條文所寫的「自治」。

事實上，現在回、滿二族基本上幾乎所有的人口都只懂說普通話，這是由於以往中共並沒有培訓更多的滿語、回語專家，導致傳承傳統語言的少數民族失去了支柱。同時，大量從外省移入開發的漢人，也起著沖淡少數民族文化的作用，漢滿、漢回通婚同時帶動著普通話對下一代奠下獨大的基礎。再者，基於經濟因素而言，少數民族由因資源開發問題而要學習普通話，情勢所致，造成今天之果。

至於經過對西藏的開通後，目前最令語言學家擔心的是藏語能否在經濟開發的潮流下繼續生存。站在廣州話的形勢而言，雖然基於廣東一帶的經濟優勢，廣州話仍能處於勉強自立的地步，然而，從泛珠三角及長三角的經濟融合而言，則普通話的影響力將更直接影響粵語區的秩序，從現時的國粵並用，到被國語整合的局面不難預見。

普通話與漢族霸權？要求國家的真正多元性

實際上，中共的民族政策一向都是以漢族為中心的，語言政策也不例外。中共曾作出部分所謂鞏固民族多元性的政策，例如設立「民族教育處」教授少數民族語文，但西藏、新疆及寧夏都沒有設立[50]。另一方面，政府透過改革文字先將白話文引入少數民族，再以白話文為規範的普通話作配合，透過我手寫我口的語言優勢，將少數民族語言的生存空間逐步窄化。中央政府又以經濟的誘因使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自我解體，少數民族被迫在脫貧與保存自身文化上作出取捨[51]。所謂的「民漢兼通」已名存實亡。

國家語委在1997年便對普通話作出了將來的展望：「2010年以前，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初步普及，交際中方言隔閡基本消除，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公民具備普通話的應用力，並在必要的場合下自覺地使用普通話」。由是觀之，普通話要貫徹全國所有人民的決心非常明顯，單元性的社會即將出現，然而一個單元性的社會將缺乏活力，缺乏其他文化的沖擊與補足。為此，我們要在廣州話被消滅殆盡前，盡快保留廣州話的地位，以維持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美國的語文政策情況

美國雖然沒有特定的語言政策，這令外界對美國的語言自由感到羨慕，可是，只要深入了解美國的社會結構，其實美國社會同樣出現了英語壟斷的情況。事實上，美國具移民背景者佔總人口接近一半，這些人口來自不同的地方，帶著不同的語言文化進入美國，可是，他們最終所說的卻是不屬於他們種族的英語，顯然地，美國政府背後正出現了一種隱藏的社會同化政策[52]，繼而構成了一個英語霸權的社會。

要說明這種隱藏的社會同化政策，從美國的教育體制說起是最適合不過的。美國的主流教育體制容不下其他的外語。它基本上假設了英語在教學上比其他語言更合適地作為教學語言。儘管教育體制後來發展至所謂的雙語政策，許多教師在英語取得絕對的優勢之下，仍以英語作為一個機制性(mechanistic)、技術性(technical)的角色，這措施被 “English for the children”[53]，用以援助那些被建構為「失敗」的非英語的少數學生。繼而聲稱只有透過英語的指引，這些非英語的學生才能平等地融入美國的社會。

這些受影響的非英語的學生，早期的主要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及至現在的主要是黑人、亞洲人。前者在十九世紀至廿世紀初在英語壟斷的文化政策下，實早已殆盡，其情況與澳洲的白化政策如出一轍。近十數年美國政府雖提出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口號，但實行上也不過是將印第安人的模型或一些簡短的歷史用玻璃窗鑲起展覽，這種博物館式的補救措施事實上就連印第安人的後裔也難以接受，非常反感。至於黑人群體，從以往由非洲被販賣到美國的黑奴，到今天說起英語的黑人社群，語言上的轉變大抵上與印第安人的遭遇沒大不同。更諷刺的是，這些成為今天鼓吹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黑人族群，在這種社會同化政策下，就連他們自己也認為去宣揚其他的文化也只有在英語之中進行[54]。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在這種背景下，只能為學生帶來遠離其他語言與文化背景的從屬性的經驗(experiences of subordination)。

要解構這種被扭曲的語言與文化，則難免與殖民化(colonization)扯上關係[55]。這些不諳英語的移民一方面在學校中受到英語壟斷的課程影響，另一方面，卻又被社會標籤 “Spanglish”，即發音不準確的英語。當這些移民也接受了一種文化認同的霸權—一個壓抑他們自身語言的語言殖民主義(linguistic colonialism)，他們便會失去了一種機制，以作為審視語言的意義(significance)與文化上的沖擊(cultural struggle)，而這機制正是建構不同社會團體相互的抗衡性的平衡關係的重要因素[56]。

從英語建構為一種Common Language演化成tongue-tying的情況，也是美國目前的現況。Tongue-tying的目的就是為美國重新建構壟斷性的文化價值，一方面，表示著對不同的文化源頭、不同的過去與不同的祖先對美國價值的向心力，消除集體的迷思；另一方面，建構一個通用的「母語」，也建立一種社會規範(norms)，以創造一個同化與不可分割的將來。簡言之，美國的英語霸權地位就是為了營造皆大歡喜的模式(let’s-live-all-together-happily model)[57]。從政治的分析而言，追些舉動也不過是為了統制非白種與從屬階層，政府透過教育政策含蓄地透視教育帶來的經濟需求，從而將移民與反對份子社教化起來。這最終為自稱最民主的美國，帶來了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迷思。

歐洲的語言政策與實況

歐洲進入了歐盟的區域整合時代，歐洲的民族國家所構造的語言版圖雖然相對之前提及的地區更為多元，可是情況在近十年的發展出現了變化。以下將從歐盟組織的體制及歐洲民間的變化看語言正被同化的現象。

在歐盟的體制中，其歐盟成員國宣言有列明，為尊重各成員國的文化及語言，一切成員國的語言都會成為組織的官方語言。目前，歐盟的出版附有十一國語言的翻譯。然而，在1999年第一次出現成員國對官方語言的修正案，部分成員國認為堅持語言多元化的政策正為歐盟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歐盟僱用近6000名翻譯員，開支包括歐洲議會及歐洲法庭，共計3億2千多萬歐元[58]。一些較少數的語言如希臘語、瑞典語等在會議的過程中逐漸被邊緣化。這又涉及到歐盟的官僚體制實際上對語言政策的運作。據調查統計，儘管歐盟憲法寫明尊重各國的語言，可是，越低級的官僚，在非正式的會議上，越少種類的語言被運用[59]。基本上在這些會議上、英語及法語取得了壟斷的地位。可是，這場英、法的語言之爭，在對其他歐洲的成員國對第二、三語言的偏好調查顯示，英語大獲全勝。(參考圖8.4)

以上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民間的語言教育政策有關。歐盟雖然鼓勵學習少數的語言，但是這種有名無實的官方政策正在被各國的自治性的語言教學政策逐步推倒。構成英語在歐洲逐漸產生同化的作用，主要有兩個誘因：外語政策(foreign language policy)的設計及經濟誘因。外語政策的設計者認為社會的紛爭往往不是經濟導向，而是語言差異的問題，本著這種邏輯，以霸權的語言產生同化作用的極大化。選擇英語作為外語正是基於英語處於經濟的優勢，而經濟及社會狀況處於較弱勢的邊緣國，儘管極力主張多元文化，在國家的外語政策發展下，英語也被設計成優勢語文，而其他國家的語言則被排除於教育課程之外，以希臘為例，它的外語教育是以英語為主，但鄰近巴爾幹半島的語言卻被排除於外，足見語言與權力間的緊密關係。[60]

簡言之，歐洲以往「一個民族，一種語言」(one nation, one language)[61]的格局已出現了變化。即使歐盟憲法明言尊重各種文化與語言，可是，這只是徒具空言，實際上，英語已經在歐洲這個多元的群體中冒出來，語言的同化進程正無聲地進行。

台灣的語言發展

臺灣的主要語言有國語、閩南話、客家話及原住民語等。除國語是由戰後移居臺灣的外省人帶來的 “外來語言”外，後三種都是在臺灣發展時間較悠久的所謂 “鄉土語言” 。以閩南話為母語的人口佔臺灣總人口75%，客家話人口佔總人口11%，國語人口佔13%，原住民則是1%。[62]戰後臺灣的語言政策主要經歷了兩個時期，第一期是國民黨政府治下的國語化運動，另一期則是於2000年實現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上臺後推行的本土化運動。

民進黨執政後便開始推行語言政策上的本土化、去中國化，除了是為台灣獨立製造文化層面的理據外，亦可說是民進黨政府及獨派人士對國民黨政府全面推行國語，長期排斥、貶抑甚或禁止教授臺灣本土語言的舉措的強烈反彈、并試圖借此重塑台灣人因殖民統治而被扭曲再扭曲的身份認同。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 ，日本當局的在台語言政策不僅是以日語為頂層語言，而且將日語強行推廣到原來屬於中文或低層語言的領域，例如報章雜誌、學校教育，甚至家庭生活。日本在台期間實施語言政策，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1. 懷柔期(1895-1912) 。日本教師和官員學習閩南話，學校用閩南話教授日語，並且每周有五小時用閩南話教中文。

2. 收縮期(1913-1936) 。中文課減至兩小時，高年級改以日文教中文，日語課則改以日文教日文的直接教學法。

3. 嚴厲期(1937-1945) 。停辦報章的中文欄。禁絕中文私塾。學校停開中文課，嚴禁學生在學校說閩南話，否則處罰。公家單位禁說閩南話，並獎勵 “國語常用單位” 。

在這些重日輕中、賤中的語言政策下，一方面會說日語的中國人比率大為提高，1941年達到57%，1944年更達到71%。另一方面，受到這些歧視性政策及日本殖民統治的總體影響，台灣人視本身接有的中國文化為愚昧落後的像徵，而日本文化則為文明先進的，繼而台灣人對他們本身接有的漢語方言的語言忠誠亦隨之下降，漢語方言的使用功能萎縮。台灣人對他們的身份認同、文化語言定位受到扭曲從而出現偏差，即將他們的固有文化、母語從屬於、低等於日本文化及日語，甚至將台灣文化、語言的出路建基於對日本化的靠攏。這是為第一次扭曲。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三年後，國民政府敗走台灣，跟隨著的120萬大陸軍民亦湧入台灣。國民政府其後隨即在台灣推行國語運動，一方面是為便於外省籍統治階層與本土籍人民間的溝通外，另一方面亦是為消滅台灣的本土意識。彷彿在國民政府眼中，台灣人接受50多年日本統治的過去已是一種原罪，必須以國語運動(中原教化)洗淨這些台灣日治遺民(化外蠻夷)的業已受到帝國主義污染的思想。

國民政府以隨著的120萬大陸軍民所操的國語作為語言基礎，展開 “說國語運動” ，在全社會全面推廣國語，規定各級機關和各種公共場所一律使用國語，取締羅馬字方言聖經，從1950年至1987年甚至禁止在學校說方言。

經過數十年的雷厲風行，在當今的台灣國語不僅是高層語言，用於政界、教育、電視、電台等領域，可以說也是低層語言，用於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以台北為例，台北市的外省籍人口只佔26.7%，但卻有99.2%居民會說國語。有50%的客家人和43%的閩南人的在上學以前就學會國語。在台北母語不同的居民互相交際主要是依靠國語進行。由下表可見，在各民系間國語的溝通度幾乎達到100%，閩南話的溝通度平均為50%，客家話則幾乎沒有溝通度。

(台北市三種主要語言的溝通指數)[63]

	語種
民系	國語	客家話	閩南話
外省人 — 客家人	1.000	0.030	0.356
外省人 — 閩南人	0.985	0.001	0.459
客家人 —閩南人	0.985	0.025	0.720

作為外來語的國語盛行，標誌著作為母語的本土語言諸如閩南話、客家話及高山族語言的式微。以台灣第一大方言閩南話為例，閩南話在當代台灣的使用功能比50年代以前要小，那時候閩南話是社交、教育和電台的主要語言。但由於國語的成功推廣，閩南話被迫退出所有公共領域，只餘下家庭的最後據點。例如電視台的閩南話節目的時間比率在60年代初為20%，但到了1978年已降至只有5%-7%。而青少年一代的閩南話能力也有所減弱。可見，國民黨政府的國語運動成果非常顯著，成功地大大削弱了閩南話等本土語言對台灣人的影響。

台灣人在接受了50多年日本統治，在戰後要立刻回歸中國，這對台灣人來說更是很大的政治衝擊。回歸後國民黨更把他們當成低人一等的中國人，強迫他們轉學國語，將他們身份高低、成功與否繫於國語能力之上，由是，台灣人的身份塑造及自我認同被再次扭曲。

面對台灣人在過去所經歷的身份扭曲及再扭曲，在2000年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決定依靠語言、文化、教育本土化來建立台灣人的自我意識及主體思想。

在推行一連串語言、文化、教育範疇上的本土化政策時，民進黨政府抱持所謂「同心圓」理論: 一個人要先從了解自己家族的歷史，進而了解所在村里的歷史、地理，進而了解所在鄉、縣的歷史、地理，再進而了解所處的地區、國家，然後再亞洲、非洲、美洲以同心圓放射出去，如此一來則會產生認同，有認同才會有內聚力，才能型塑台灣的影響力。簡而言之，是以所居住的台灣為圓心，然後中國大陸、亞洲、世界放射出去，塑造具有本土意識的台灣人。

在諸般本土化語言政策中，影響最為廣泛深遠、亦最關乎語言本土化成敗關鍵的是於2001年推行的 “鄉土語言教學”。台灣當局表示希望推行“鄉土語言教學”能增進族群融合與多元文化傳承。其實施之基本理念如下：[64]

1. 尊重多元文化精神及各族群語文特性。

2. 強調族群語文對本土文化延續及創新的重要性。

3. 培養學生熱愛鄉土情懷，進而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促進族群融合。

根據台灣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為推行“鄉土語言教學” ， “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應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學校得依地區特性及學校資源開設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以外之鄉土語言供學生選習。”2003年2月，台灣教育部又宣佈，廢止施行已數十年的“國語推行辦法” ，為國民黨政府的國語運動劃上正式的終結。而在為閩南語整合出官方拼音系統的計劃方面，台灣教育部於2006年宣布棄用國際社會及海峽兩岸均通用的漢語拼音，而製定本土色彩濃厚的「台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教育部又編纂閩南語詞典及語言資料庫，為閩南語規範化及將來能書寫語言文字鋪路。民進黨政府亦作出多項政治上的措施以配合本土化語言政策，例如命令軍隊制定閩南話、客家話的軍歌、口號並著力提高閩南話的政治影響力，例如鼓勵綠派立委在競選以至立法院發言時以閩南話發言，陳水扁就經常以閩南話發表公開講話。

在民進黨政府本土化語言政策的帶動下，各種本土語言(尤其是閩南話)的社會使用功能及地位得以有所提升。例如自2002年實施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後，將鄉土語言列為正式課程，納入語文學習領域中。至2006年為止，已有3300所中小學開辦有、近300萬學生修習鄉土語言課程，計有閩南語63,652班，客家語7,995班，原住民語3,202班，實施年段由小一至國三。[65]

母語在香港和台灣所面臨的境況有相似之處。閩南話等台灣本土語言自兩蔣時期即在政治和經濟上遭受高層階段有計劃的擠壓和打擊，因而其使用功能和領域大為萎縮。廣東話在香港自回歸以來亦面臨同樣的趨勢，而這趨勢在可見的將來更只會愈演愈烈。現在已有若干學校以普通話教授中文，而社會上要求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教授中文、加強普通話在香港的使用功能之呼聲日大。這些呼聲主要來自親建制的政商高層人士。他們或為了向北京的新主子宣示效忠(政治目的)、或為了與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市場接軌(經濟目的) ，而希望能將廣東話在香港的角色大大削弱。長此下去，廣東話實有可能步上閩南話在台灣的後路，即被完全趕出傳媒、交際、學校的社會領域。面對這個潛在危機，台灣政府透過種種措施強化本土語言的努力實在值得香港政府效法。因為唯有保住了作為香港本土文化根本的廣東話，香港才可以不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方向，並得以繼續發揮甚至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問卷調查資料分析

1. Q.1) 你認為廣州話的地位會被普通話逐漸取代嗎？

分析59%的受訪人仕認為廣州話的地位不會被普通話逐漸取代。

可是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亦反映出人們對廣東話被邊緣化這個問題缺乏危機意識，有點溫水煮蛙的味道。這更突顯推行我們政策建議的必要性。

這樣說並非空穴來風。

我們看看政府的取態.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力倡用普通話教中文，名校英皇書院及皇仁書院均已經或計劃用普通話，局部取代廣東話教授中文科。據知背後原來是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在推波助瀾，她一月中時曾向官校「建議」試用普通話教學。[66] 可見政府在語文政策的確矮化了廣東話。因此，我們更有責任去避免這個趨勢。

Q.3) 在英語全球化的環境下，廣州話還有它的價值嗎？

分析90%的受訪者認為在英語全球化的環境下，廣州話還有它的價值[67]。

這確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為在全球化洪流下，刻下的香港人沒有盲目崇拜外語，仍能保持理性了解廣東話的價值，沒有像於三十年戰爭戰敗的德國人般輕視自己的母語。

這項結果，亦引證了George Herbert Mead的語言－身份構成理論(見頁8)。

Q.6-Q.8你重視……正確讀音嗎? (5分最高, 1 分最低)

Q.6) 廣東話

Q.7) 英語

Q.8) 普通話

分析我們先看以下的結果:

選擇4及5分的%:

à廣東話: 67%

à英語: 70%

à普通話: 67%

從結果上看, 受訪者對三種語言讀音準確的重視程度相若。但是以下事例卻與結果有相違背之處。

多位學術﹑教育﹑文化藝術界別人士組成「粵語正音推廣協會」於較早前訪問了十間中學的中一及中四學生共四百人﹐調查學生粵語發音是否正確。結果發現﹐學生對錯讀發音及慣用懶音的情況嚴重﹐個別聲母錯讀率高達五成﹐近一半受訪學生未能掌握正確發音。協會主席殷巧兒表示現時大眾傳媒﹐以至學校教師都忽視正音的重要性﹐學生粵語發音錯誤問題嚴重。[68]

又, 中文大學學生均須接受粵語正音測試，但是每年都有不少學生埋怨這考試多此一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導師歐陽偉豪博士表示：「學廣東話，跟學普通話、英語或法語不同，我們很少先由拼音或一套特別的語法學起，家長教孩子講廣東話時，往往注重詞彙的內容多於孩子的發音。」[69]

從這些事例可以見到，一則大眾似乎對廣東話正音不太重視，二則英語與普通話, 廣東話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分別，令到社會有重前者讀音而輕後者的風氣。

因此，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感，在提高大眾對正音的重視上要多下功夫。

Q.9) 相比英文, 普通話, 你覺得廣東話是次一等的語言嗎?

分析: 香港政府於回歸後推出 “兩文三語” 及 “母語教學”等政策, 看起來廣東話有了跟英文普通話同等的地位。 然而現實上，中文，尤其是廣東話，總是被輕視。社會對母語教育的態度是有相當的保留。不消說，中文中學、就讀中文中學的學生被負面標籤了。 同時，社會相當重視英語，期望自己和別人的英語字正腔圓。很多人會因不諳英語而感到慚愧，甚至自卑。可以說，英語是信心的來源。現在香港與中國有更多的經貿關係, 我們還得要趕緊學習普通話，因為這是另一份信心和認同的來源。結果，廣東話又一次被邊緣化。數據結果與現實的不符, 可能是由於香港人對於自己的身份有所認同, 而廣東話正是香港人身份的一個重要表現。因此, 他們有意識地把自己與內地人及外國人區分起來。並希望有平等的地位。

Q.10) 你贊成用普通話上中文課 嗎?

分析: 我們現在所學習的中文其實是普通話的白話文產品。用普通話上中文課, 對於更好學習書本上的中文有很大的幫助。加上中文課於香港是主修課之一, 其上課數量比其他副修為多。因此, 如果用普通話上課必對學習普通話大有幫助。不過, 仍然有58%的受訪者認為不應用普通話來上中文課, 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家發覺很多廣東話用語，找不到一個簡單的對應詞，因為普通話沒有那樣的概念，即使有相應的說法，用語也不見得轉譯得很準確，假如有人說︰「他每一篇作文都被貼在報告板上」，不一定帶表揚意味；說「老師要我放學留下來」也沒有受罰的意思；而「貼堂」和「留堂」兩個詞的色彩就很鮮明。但縱使是那樣，也要讓學生知道，這只是香港慣用的說法，對外來的人，或你到外地去，還是要用大家能共同理解的用詞和說法。然而, 漸漸開始有人提議用普通話教中文, 為的正是推行規範的漢語文法和語法，使內地人在閱讀上也易於明白。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 有理由相信將來將有更多對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要求。這個數據正正顯示香港人對於保留香港獨有文化的訴求。

Q.11) 你覺得廣東話是粗鄙的象徵嗎?

分析: 廣東話雖作為一種地區方言, 但即使相對一些官方語言如普通話及英語有96%的受訪者認為它不是粗鄙的象徵。其地位之建立, 實際上是因為中文在香港的官方地位。於回歸之前, 香港人的所謂的官方語言是英文及中文, 而中文是指廣東話。廣東話因而擁有了跟英語一樣的法定地位。回歸之後, 香港特區政府推行 “母語教學”的教育政策, 使廣東話的官方使用率大大提高。新一代香港人不像以五十年前的人一樣鄙視廣東話, 也不會視之為草根語言。不過, 雖然如此, 但廣東話的地位明顯仍然比英語為低。英語作為香港地區的 “高級地位”仍然因為經濟全球化而得到了支持。人們不會認為說廣東話是羞恥的事, 但要選擇學好什麼的語言, 有很大的機會那個選擇仍是英語。廣東話暫時沒有一套準則來規範寫作, 不過, 如果大部份人都認為廣東話並不粗鄙, 那把它寫下來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來把這種方言保存。

對語言政策的建言

為了保護粵語，維持社會文化的多元性，本會從各種文化的保育措施、社經因素與教育推廣的政策，作出以下的建言以供參考：

1. 編纂粵語字典

l 現時市面上的中文字典大多是為書寫白話文而編輯的。即其所列舉的字詞釋義﹑用法皆是針對以國語為本的所謂「書面語」。而廣東話中很多獨有的字詞意思﹑用法皆被視為「口語」而未被收錄。例如「巴閉」一詞在粵語中解作了不起，但在一般中文字典﹑詞典中都只會有「巴」﹑「閉」的解釋，而不會收錄「巴閉」的意思。這會引致很多只見於廣東話的字詞散失﹑威脅廣東話的齊整性的﹑豐富多樣的語言系統，不利於以廣東話作書面語的努力。又很多粵語詞都是尢其是形聲詞有聲無字﹑或寫法不一，造成混淆。為了協助粵語入文，以廣東話寫作中文，實有必要將粵語的用法﹑語音規範化，並以詞典﹑字典的形式記錄下，讓大眾得以遵從。
香港政府可以邀請專研粵語﹑語言學﹑文字學﹑民俗學的專家學者及社會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參與制定一部官方認可的廣東話字典，將很多現時只見於口語﹑有聲無字﹑或寫法不一的獨見於廣東話的詞彙統一下來，或另創新字，或統一寫法，總之就是將目前龐雜不一的廣東話整合起來，以便於教授以廣東話書寫中文。另外，這些字典﹑詞典亦都記得下諸如前述「巴閉」等粵式獨有的字詞，以保留廣東話的多樣性。

2. 創設「香港文化協會」海外辦事處

l 誠如本計劃所載，本組織「香港文化協會」之成立目的為竭力捍衛富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廣東話，不致令其成為脫離日常生活﹑人文環境的博物館式的死的語言，並致力發揮廣東話背後所承載的寶貴的廣東文化及由之衍生而出的活潑的香港文化。
要達致推廣廣東話的目的，單靠本會在香港的工作並不足夠。更為進取的是憑藉香港本土文化的優勢將廣東話推廣於外地。
因此本會建議香港政府協助本會在海外設立辦事處以推廣廣東話。香港亥化協會海外辦事處可仿傚英國文化協會，在海外開辦課程教授廣東話和香港文化。這些課程可以先向移居海外的香港移民新一代推廣，以鞏固在海外固有的廣東話人口。香港文化協會亦可以透過宣揚香港電影﹑流行曲等流行文化的興趣，繼而參加有關的粵語及香港文化課程。
香港文化協會海外辦事處亦代香港政府統籌在外國舉行的粵語拼音試，以便為外國有志學習廣東話人士提供可靠的考核其粵語程度的工具，有利推廣在外國的粵語學習。

3. 經濟誘因

l 我們亦建設政府設立全港範圍的粵語拼音試排行榜，每年全港在粵語拼音試中得分最高的若干應試者，可獲得一定金額的現金獎賞及表揚。透過這些獎勵可提供經濟誘因去吸引更多市民學習和關心廣東話及其背後的香港文化。

4. 增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以加強本港居民對廣州話的語言忠誠度。

所謂語言忠誠度是指一個個體或群體對某種他所持有的語言的忠誠度，即使用的頻率如何，會否自覺使用，會否自我限制地不去使用它。

對母語的語言忠誠度通常較高，但也會受若干因素的影響，如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原因。例如在台灣社會中，客家語是弱勢方言，面對通用語言(國語)和強勢方言(閩南語)的擠壓，出於政治和經濟層面的考慮，很多客家人一出家門便不說客家話，在與別人的交往中也不會嘗試堅持使用自己的母語。有很多新一代的客家人甚至不會說客家話。所以，可以說客家人對客家語的語言忠誠度較低。

現在香港人對廣東話的語言忠誠度亦正面臨不斷下降的隱憂。這可歸納作政治以及經濟兩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隨著香港回歸中國，“一朝天子一朝臣”， 香港的上層階級變得非常熱衷於學習普通話以迎合中國政府，故普通話的重要性不斷提高。而英語雖失去以往的政治競爭力，但因著她無與倫比的經濟競爭力，英語在香港作為頂層語言的地位未有絲毫動搖；而普通話的經濟競爭力亦因著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而愈加提升。在英語和普通話的雙重擠壓下，港人對廣東話的重視程度下降，語言忠誠程度亦下降。這可表現於愈來愈多家長把子女送進國際學校，又很多人認為只要掌握最低限度的廣東話就行了，不用太認真去學。

所以，香港政府可透過增強市民的本土意識以加強港人對廣東話的關注程度。 香港政府可增加對港人宣傳香港本土電影、電視劇、流行曲的輝煌過去以及其與香港人身份的聯繫，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流行文化等較易為大眾接受的手段達致刺激港人對自我身份、本土意識的認同。當本土意識被激發後，便應可加強港人對廣東話的語言忠誠度。

5. 以廣東話入文

l 本會建議香港政府鼓勵學界、社會人士以廣東話入文，因此舉可大大提高廣東話的社會地位。

現時很多社會人士輕視廣東話的藉口都是說廣東話不能入文，難登大雅之堂。這亦是中國政府用以推廣普通話，滅絕地方方言的最強力藉口：天底下只有老子能「我手寫我口」，你們這些南蠻怎樣也趕不出我們的「中原正統」。

其實，這個「我手寫我口」的迷思正是深受大北京沙文主義荼毒的產物。誰說粵語不能入文？誰說只有北京話寫出的句子才是書面語，而以廣東話寫出來的句子卻只能是口語？根本兩者都是以漢字文本表達的同樣的心中所想、口中所言，哪來書面語與口語之別？這全都是大北京話沙文主義者的政治論述和建構產物，企圖壟斷對全國文化事業的支配權。其實, 香港作家丘世文就是一個把廣東話口語滲入自己的文章的一個例子。他既博學又 “非正統”的態度, 夾雜中西文化的港式口語化寫作風格, 在文壇別樹一幟。曾於1999年憑＜一人觀眾＞獲得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其中在他的書 ＜看眼難忘-在香港長大＞有以下的句子:

「係你條友串我先個喎, 如果唔順我地可以隻撚隻…要片又分分鐘奉陪, 唔會赦你。」

由此可見, 「我手寫我口」並不是不可能的。為打破大北京沙文主義霸權，港府應准許學校教授以廣東話寫作（數十年前的三及第文體早已是廣東話入文的先聲），並且實行政府中的中文公文應全改為一式兩份，以普通話及廣東話書寫各一份，以鼓勵各界人士仿傚以廣東話書寫。

6. 粵語拼音試

l 港府亦應普及粵語拼音，以有利於廣東話教學的傳承。由於社會人士輕視廣東話，很多人皆對正確的廣東話字詞讀音得過且過，導致香港新生代懶音，錯誤發音的問題非常嚴重。這情況非常不利於對外推廣廣東話，連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都說不好廣東話，又怎能勸導別人學習廣東話呢？更嚴重的是，不重正音的問題將削弱廣東話週音的獨特性及健康發展，直接威脅廣東話的存亡與否。

因此，港府應強令全港中小學必須教授並定期考核粵語拼音。粵語拼音是以一套科學化的語音符號記錄下各字的準確發音，是糾正廣東話語音問題的一大利器。

港府應在將來的中六「大學入學試」中獨立增設粵語拼音一科。任何本港學生欲從「大學聯招」（JUPAS）途徑入讀大學，必須在粵語拼音科目中考取合格以上的成績。

7. 考核來港移民的粵語水平

l 每年都有不少移民從外地移居香港，他們為本港社會作出重大的貢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要在全港成功推廣學好廣東話的政策，必須得到新移民的配合。因此，港府應設立機制考核他們的廣東話水平。

本港目前並沒有任何為來港移民而設的歸化試。外國的歸化試一般是考核新移民對當地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認識，以鼓勵他們盡快融入當地社會。港府可效法外國的歸化試，將上文所說的粵語拼音試調低難度以配合新移民的程度，他們在七年等候獲取永久性居民身份期間必須通過有關粵語拼音的歸化試。

在粵語拼音歸化試中考得Ａ＋者，可獲得獎勵，只須兩年便可入籍。Ａ者只須三年，Ａ－者四年，Ｂ＋者五年，Ｂ者六年。居住滿七年而自動入籍但未考得合格者，其身份證上會註明未通過粵語拼音試；待其合格後便會取消註明。此舉並非歧視新移民而只是提供誘因鼓勵新移民學好粵語，絕不會對他們構成任何負面影響。

附錄

給全球事務局(GAB)應付公務員體制的建言

1. 架構

本文會分為三部份：

第一部份關於如何令局中公務員更賣力工作；

第二部份關於局長以及助理局長如何在官僚體制中令到政策不流於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

最後一部份講及如何可以令政府與傳媒的關係更融洽。

2. 如何令局中公務員更賣力工作

要令公務員更賣力工作, 首要工作是用對管理方法。

現在政府部門逐漸使用的是新管理主義(new public management)。 所謂新管理主義, 是指以 “效率(efficiency)”以及 “以客為上(customer-oriented)”為重點的一套管理模式。 其背後有幾個假設: 第一, 市場導向以及私營機構都是較優越的; 第二, 競爭是可取的(理由與爭取普選的理據相若); 第三, 這套管理模式是世界趨勢, 在歐美等地, 它已被推行超過十年之久[70]。 因此, 這套管理模式有以下內容:

1. 強調內部競爭

2. 以成果作為評核標準

3. 著重成本效益(emphasis on cost-cutting)

4. 使用可良度的指標(use of measurable indicators)

正因為此，政府開始將公務員的薪酬以及續約與否與其表現掛鈎。

但是這個管理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根本不適用於公務員體系，主要原因是公營機構與私營機構有根本的分別. 政府的工作是為大眾提供公共貨品(public goods).[71] 所謂公共貨品, 在公共財務學上, 是指一些沒有競爭性(non-rivalry)和沒有排他性(non-exclusive)的貨品，國防便是一個例子. 國防可以同時供人使用, 而不減每人受保護的程度。我們在現實環境中, 亦很難把沒有為國防付款的國民驅逐出境。 換言之, 公營機構與私營機構根本的分別在於前者不為市場而活. 新管理主義的問題就在這裡。

先說評核制度的公正問題。市場是確保私人公司評核表現制度的公平性和客觀性的天然保障。若私人公司的評核制度不公正和不客觀, 便會把表現出色的員工辭退或嚇退。那麼, 公司的表現必定會受到影響, 利潤減低, 股價下降. 長遠來說, 不公平地評核員工表現的公司, 便會因市場的競爭壓力而被淘汰。可是, 公營機構沒有這方面的壓力。在沒有市場的監察下, 我們很難得知政府內部的評核制度是否公正，結果就是令到公務員系統變得不穩定和政治化。 [72]配合這一新制度而實行的將更多話事人權力下放到部門的做法, 所帶來的可能是濫用權力和私相授受的增加。

另一方面, 以 “效率(efficiency)”以及 “以客為上(customer-oriented)”為重點的評核以及合約制亦有問題。上述二者只是政府價值的其中一部份, 其他的價值還有公平性(fairness), 公開性(openness),合理性行為(due process), 和問責性(accountability)。以警察為例, 要增加效率, 被捨棄的便可能是程序的合法性及人權和自由。在新管理主義下, 警察卻有可能為了顧及這些相互衝突的價值(conflicting values)而不被續約。

因此, 新管理主義並不適用於政府公務員體系. 必須維持原來的制度, 即非合約制, 終生制, 升遷跟從全面的工作表現, 方能使公務員更賣力。

3. 如何在官僚體制中令到政策不流於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

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官僚是一個非常理性客觀的機構, 原因是當中的公務員會根從客觀的規條(rules and regulations)辦事. 但正因為公務員只需按本子辦事, 他們只有一個永恆的單一任務, 就是: “令所有東西原封不動.” 他們因而透過拖延, 要求具體細節, 把一切政策扼殺於萌芽階段。 [73] 因此, 要克服官僚阻力, 必須對官僚的隋性心懷警覺; 接下來的, 就是要借助外力[74] 最近 ‘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亦道出了類近的後者的道理.[75] 貝理雅的幕僚長JONATHAN POWELL, 以及替貝理雅製訂公關,選舉和政治策略的大員ALASTAIR CAMPBELL均是英國政府內最有權勢的人物. 他們不是民選代表,不是公務員, 而是政治顧問。 他們的重要性在於為貝政府當上SPIN DOCTOR的角色, 專為貝的改革在輿論上造勢, 逼令官僚系統擺脫隋性, 推行改革. 正因為此, 戴卓爾夫人以及法國均有類似的做法。

因此, 建議多請政治顧問為新政策開路。

8. 如何可以令政府與傳媒的關係更融洽

主要有兩個方法: 一, 勿與傳媒長期處於作戰狀態; 二, 對待不同傳媒要一視同仁。

先說第一個做法. 美國總統尼克森視傳媒為敵人, 自己更編出一張新聞界不受歡迎人士的黑名單. 不只如此, 他還喜歡專挑傳媒的錯誤新聞報導來炒作一番, 大作文章, 向民眾渲染傳媒誇張失實. 結果, 他與傳媒的仇恨在水門事件一次過爆發, 可說是咎由自取[76]。相反, 列根對傳媒的態度主要為以下三點[77]:

一. 傳媒是白宮的單一最重要爭取對象(MOST IMPORTANT SINGLE CONSTITUENCY)

二. 傳媒的思維方式與列根, 其政治顧問都顯著不同, 因此必須多費心思了解它們, 才可有利溝通

三. 絕大部分的傳媒工作者其實都希望作平衡的報導, 公平對待白宮, 以及彼此合作, 因此官員不應對他們存有成見, 自絕於他們.

正因為此, 列根縱有政治上的過失, 但沒有惹來尖酸刻薄的批評, 更羸得溝通大師(Great Communicator)的美譽。

現在談第二個做法. 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初上政壇時, 傳媒都對他愛護有加, 原因是他從來對傳媒都一視同仁, 不會厚此薄彼, 不會找傳媒選擇性地 “吹風”, 對記者彬彬有禮, 盡量嘗試表現合作, 是一名無什機心的謙謙君子。 [78]相反, 馬時亨雖在仙股事件後鞠躬道歉, 但沒有得到傳媒, 民眾的同情, 原因是他只選擇性地召來六間傳媒來拍照, 其他的則拒諸門外, 顯示不了他的誠意。

問卷調查詳細結果

網上調查－《廣東話在全球化下的角色轉變》

調查結果

總回應人數：102

Question 2	你認為有什麼原因導致普通話地位上升？
Respondent	Answer
	Recognized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a country who has 1 fifth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widely use in chinese society
	政治理由
	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中國強大
	共產黨要統一語言方便統治+中國地位日升
	dont know
	Many foreigners begin to learn Mandarin
	中國日漸繁榮，商務頻繁
	因為光是大陸人口就超過13億,加上亞洲經濟再市場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中國的世界地位愈來愈高
	dun know
	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令她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日益重要
	中共霸權!
	大量大陸人落黎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中國逐漸發展及對外開放
	同國內交流既機會日益增加
	stro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中國經濟發展於全球影響力上升
	經濟因素
	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提升
	economic factor
	多人用
	中國為具潛力的市場
	中國於世界的影響力越趨重要
	香港回歸中國、中國國勢日隆
	中國人口多，多用普通話
	中國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國家, 希望開拓中國巿場貿易的趨勢令普通話地位上升, 因為在中國做生意最好會說普通話
	中國的地位提升
	the more widespread of usage
	The merging of China and Hong Kong
	国家政策、国家发展
	中港經濟交流
	華語發展
	There is increasing number of PTH speake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TH is much easier for foreign learners to learn.
	經濟
	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
	中國掘起
	political support
	普通話在中國廣為採用, 而中國又人口眾多, 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亦日漸提升
	內地經濟高速發展
	China become greater and greater .
	統一語言
	中國國勢日增
	跟中國各方面關係更緊密
	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上升
	it’s the offical language
	中國富強
	government
	China’s increase in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more immigrants from China coming to HK
	the rise of china
	多人講
	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想在大陸做生意同打工就要學普通話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提升
	Prosperity of Mainland China
	隨著中國對國際影響力上升, 中國官方語言於全球地位上升
	中國地位上升, 中國人大多說普通話
	The international raking of china is highter than ever before
	the growing of china
	经济发展，中国地位上升
	china has entered into WTO
	The use of PT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mainland China while mainland is actually the locomo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及其經濟發展
	as the time passes
	中國經濟開放
	中國加入世貿
	中國在國際影響力愈來愈大(政、經)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mandarin speaking population is way higher than cantonese
	economic benefit
	它是官方語言。
	cepa
	中國國際地位正逐漸上升
	國內經濟增強
	中國日強
	rising importance of China in the world
	China is taking up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fucking china
	the raising of world’s status of china,
	中國發展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Because all chinese speak mandarin no matter what dialects they speak at home
	他作為內地官方語言, 而中國國力上升, 國際地位提高
	economic factor
	economy of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It is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pl use pth in the world.
	多人用
	因為中國係國際地位愈黎愈高
	China has opened its economy
	因為中國日益強大,pth的地位相對提高
	因為回歸左
	官方語言
	中國強大了
	中國的掘起
	香港回歸大陸，與大陸在政治、經濟上關係更密切
	普通話正統性
	educational policy
	中國的經濟及政治愈趨強大
	中國越來越強

Question 4	續上題, 這些價值是什麼？
Respondent	Answer
	Cultural & Historical — the sound of Cantonese is an ancient one, and it is valuable in reading Chinese ancient poetries
	English still widely us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本土價值
	作為在香港交流的第一語言
	本土的文化傳承
	一種地道方言,就好像歐洲也有很多不同方言
	dont know
	local culture, and Cantonese is better for reading traditional poems
	傳統
	無
	sitll my mother language… its value belongs to the local people
	cultural
	一個語言的價值不是只以他在世界上有多少人用來衡量的,只要它能幫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便有其價值,它同樣也代表了一群人的文化及其身份認同。廣州話是香港人土生土長的語言;是我們文化的一部份,也是幾千年前中國文化演變後而成的一個產物,同時香港人亦值由此語言發展出很多的文化及身份認同(例如一些獨有的字如“乜、喺”,廣泛利用九聲及同音字特性的word pun等等。) (註︰第5題是乎該課與那種語言最大關係)
	廣東/香港 – 古中原文化
	本地語言
	mother language of H.K.~
	廣東話也是一種語言。每一種語言也有本身代表著使用的民族的意義
	我們的本土的一種獨特語言, 包含了本地的文化和歷史
	cultural values
	As an important language for Hong Kong ppl
	中國傳統文化!
	香港的集體回憶
	多元文化
	Hongkong symbol
	文化
	地方情懷
	作為一種香港人身份的象徵
	香港的文化傳承
	文化
	廣州話有它自身的文化
	民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