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OTHERWISE

Archive for the ‘讀後感’ Category

Passion

In 讀後感 on 七月 18, 2009 at 7:36 am

飯後打書釘,見到新出了書,講Passion (The Element: How Finding your passion changes everything)

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天,還在念中學,我們還要上Assembly。MC說:「今天有位舊生回到母校,臨時想到台上與各位師弟分享幾句說話。」

他好像說了很多話,但是完全記不起他說過什麼,包括他為什麼突然回母校—還要在八點半回來,以及為什麼忽發興致想到台上吹吹水。惟獨一句:「有一個字我想送給各位師弟,那就是Passion。」

那一年那一天,我讀中二,一個還未完全戒奶的年齡;因此這句話顯得很有懸念。至今七八年,大學也畢業了,我還是記得這句話。

「Passion是與內心熱烈的呼喚和應,發揮自己的才能。儘管這一刻不知道將來會順利與否,但還是會奮勇直前,仍然堅持自己的興趣……可惜現在的人太講安全感……」隨意把書揭了揭,讀到這幾句,對當時師兄的心情似乎多了點理解。

七八年來,人大了,愈發現Passion這個字,叫人太沈重。可以說,粗口比它易入口得多,特別是臨界畢業搵工之際。「畢業了,找什麼工?」「做研究/玩音樂/做學問/藝術工作……」「?!不用養家嗎?為什麼如此看不開?」「Passion。」然後會看到一個黠笑。

也許passion的中譯是天真,但是,管他媽的。如果說人生是一段旅程,那麼即使只帶Passion這件行李走天涯,即使最後走至沙漠渴/餓死,那還是夠過癮的;至少,我曾活過。

金名: 發現”寧靜以致遠”這句話的奧妙

各位, 醒醒吧! 我們在討論什麼?

In 讀後感,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on 四月 1, 2009 at 5:49 pm

1.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仆街”是否粗口. 為什麼會有此討論? 因為有議員在議事廳內大聲講”仆街”, 然後議員們說這不是粗口, 官員就指這粗言穢語辱及立法會.

2. 若然如此, 我們該討論的不是”應該/不應該在立法會說”仆街” “嗎–不管仆街是粗口還是俗語? 

3. 如果可以在立法會講”仆街”, 嘉賓在致辭時可以嗎? 宣讀施政報告時可以嗎? 官員宣誓時可以嗎? 法官判決時可以嗎?  ”文化人”可以回答嗎?

4. 如果以上問題的答案全然是否, 為什麼? 因為禮貌以示對他人的尊重? 因為道德制約? 如果反駁說道德是腐朽的, 是吃人的, 那好了, 問題便會是社會裡是否不需底線? 學校不需校規? 我記得, 在學校的時候, 說了句”收皮”也被教訓, 那是否說我被教訓是”被操控話語權”的表現? 當然, 可能又會有”文化人”引經據典說”收皮”比”仆街更粗鄙.

5. 以下新聞是中大學生報”粗口”標題事件. 標題用上了”撚”字. 但是當時似乎沒有”文化人”出來捍衛說撚是撚手小菜的”撚”, 不是粗口, 只算是俗話. 

 

Nov. 3, 2004. Ming Pao.

 

學生報再引粗口字眼

撰文中大生拒道歉
10


10

使 便

 

6. “文化人”對理解粗口俗語的尺度似乎相當浮動. 不過, 依然堅持那不是問題的重點. 重點是在立法會為何可以以及需要講”仆街”二字. 上文(3.)已討論”可以不可以“的問題, 標準就是場合以及相對應的道德底線. 現在說”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如果說”沒有抗爭, 那有改變” 就是講”仆街”二字的有力justification, 接下來的問題是身在立法會中, 抗爭的是什麼, 要改變的是什麼. 立法會是一個監察政府施政的地方, 一個非常陳腔濫調的說法. 對它的一個指控是”官員或保皇成員講廢話”. 在問題與廢話的互動中, 監察二字很難說起. 可以說那是立會需要改變的東西. 為什麼立會可以容許當權者舒適地講廢話? 原因可以是: 1. 議席分佈不平均: 反對, 要監察講廢話的人以及黨未能得到足夠議席, 沒有影響力; 2. 反對的黨或人未能靠本身的政治表現, 例如對社會問題的掌握, 觀點的水準, 得到社會關注, 因而沒有影響力; 3. 反對的黨或人有表現, 奈何資源不足, 沒有廣大黨員, 社會網絡以擴大影響力得到關注. (3. ) 似乎會是講”仆街”二字的一個有力理由, 以壯大反對的黨或人的聲威, 增加民意基礎以監察講廢話一類的表現, 做到改變. 但是(3.) 這個justification需要 有另外兩個前設, 才可論證講仆街二字可以改善立會的不當之處: a.反對黨或人的言行沒有這次的爭議性, 分散大眾的關注;b.大眾關注的是所討論的議題, 並對政府或保皇的態度相當不以為然, 雖然當中見解與推論可以與反對黨或人不盡相同.  如果早認定立會無 藥可救, 講”仆街”只為特顯其醜惡, 我想的是, 為何還要力進這病體, 而不另起爐灶搞革命廢了這立會機關? 

7. 也許說得太過, 但是只想說, 應該不應該在立會講”仆街”二字, 要先想清“可以不可以”以及“需要不需要”的問題, 而不是動輒說指責講仆街行為就是”暴力”, “操縱話語權”. 我們不會至於指責父母訓育是權力操控的一種表現吧. 

 

 

彭志銘︰一個沒仆街的香港——論患上語文恐懼症的傳媒

 

 

原刊於2009年4月1日明報 觀點

兩年前,香港廣管局誤指電影《秋天的童話》有粗口對白後,身為出版、電影、傳媒和語言研究的參與者,我一直呼籲有關當局早日確立粗口的定義,更期望他們準繩地廣列所有粗口詞彙,讓人有所依循,總好過,像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甯漢豪,早有謀算的說:「乜№叫粗口,唔需要乜№語言專家,作為有子女鮋媽媽,會唔會教導子女作文及講№時,講頭先梁國雄議員講鮋兩個字(即「仆街」)?如果唔會,呢個係我心目中的尺度。」罔顧法律精神,不尊重法治社會,毫無保留地顯露為官者的人治心態,欠理性的表述: 「我話係就係」,高度體驗了回歸後,香港大陸化的寫照。

據知,廣管局遭各方譴責後,去年,透過公關公司,找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做了一個「粗口鑑定」調查研究,但所得的結果報告,卻緊緊鎖落櫃桶底,不敢示人。

如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藉社民連3 議員在議事堂內「爆粗」,立即借題發揮,倡議制訂「議會用語」,列出「不適當語言的詞彙字庫」,我舉腳贊成,不知,他能否在曾蔭權特首任內完成這偉大使命?

其實,曾鈺成主席大可毋須操心,爭做醜人,✈起干擾言論自由的罪狀,因在這個充滿驚恐、反智及順從的畸形和諧社會,怎有人不妥協和不自律?

「仆街」是咒罵語而非粗口我在一份免費報紙專欄,解說「仆街」一詞,原非「粗口」,頂多算是「咒罵語」,卻接獲該報社長來電,指「仆街」兩字,不能出街,理由是他「認為」那是粗口,不管我這個「粗口專家」如何闡釋,絲毫不能改變他的裁決;爭拗中,我說改為「趴街」、「PK」可否嗎?社長答可考慮,那我就更加堅持我的「研究成果」,何解同義的「趴街」、「PK」能登大雅之堂, 「仆街」就唔得呢?

及後,我接受用「x街」見報,鮍!我不是妥協,而是讓今天的報紙,紀錄了一次向政府控訴的一個證據:它令人恐慌失常!

最好笑的,另有報章引述長毛的「粗口」,是刊登覑「仆×」這樣的黑材料。

不要以為印刷媒體舉止失措,香港的電子傳媒,統統將「仆街」、「臭四」、「狗唞」和「吊吊揈」視作洪水猛獸,不是有畫面而無聲的「靜音」傳送外,就是在關鍵位DO 鰦去。

以敢言著稱的電台節目主持人李慧玲,在其《左右大局》內,引述當日梁國雄和陳偉業的言論時,亦不斷刪掉關鍵詞,用DO 音覆蓋她個人認為是粗口的詞彙;在收音機旁的聽眾,聽礙耳的DO DO 聲不打緊,但傳播信息的把關人,卻身不由己地,一手窒礙呈現新聞的真確性,才是值得咱們日叫夜嗌爭取報道事實真相的新聞工作者深思的課題。

與此同時,李慧玲在節目內大談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刪截互聯網上熱爆的「草泥馬」事件,並播放由小孩童合唱的國語歌《草泥馬戈壁》,但分多鐘的歌聲中, 「草泥馬」的「草」,和「戈壁」的「壁」,都被DO 聲代替,原因,又是「草泥馬」是內地髒話「操你媽」, 「戈壁」是「個屄」同音之過也!

23 條幽靈在空中飄浮

 

說畸形現象,就是李慧玲(或其他節目主持人)敢於多番用「廣東話」講「草泥馬」和「戈壁」等字,卻忌諱「母語」正音,這明顯不是「字」出了問題,而是「音」有事啦!按此邏輯而言, 「仆街」一詞,用普通話念出,豈不是沒有教壞細路囉!

中文漢字之形成,跳不出「形」、「音」、「義」三個範疇。「仆」是象形的「人之倒下」; 「仆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俗語,寓意「倒斃街頭」。中國古時習俗,人要臥逝家中,才為「善終」,一旦橫屍路上,即「不得好死」也,所以,「仆街」一詞,只能算咒罵語,而非粗口。

現香港法律,沒有明確訂實「粗口」詞彙的清單,而坊間一般直覺的「粗口」,只是廣州話的、跟性器官和性行為有關的字句,但閩南話之「幹」、北京的「操」,甚或潮州之「陪」,何解無人理會的呢?

世間,悠悠之口,連上帝拆掉巴比塔,也阻截不了人們大嘴巴的弄是說非,何,地球上一個小島議事堂的一個小人呢?

曾鈺成主席伺機修訂立法會用語,除了是無知和無結果的表現外,更讓人看穿了隱隱作動的23條幽靈在空中飄浮。控制話語權的手段,可分3 步驟:首先,不准你講我不愛聽的話,再而,等你講我喜歡聽的話,最後,要你聽我講我要你講的話。今天,我們看到一個特區芝麻官憑個人愛好決定語言的法律定義,明天,我們還能看到這個法治社會的前途嗎?加上,一群不爭氣、方寸大亂的傳媒精英,廁身在這惶恐、無知和自律的浮城上,怎教人不想起「仆街」二字呢?

成功?

In 讀後感,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on 二月 15, 2009 at 2:49 am

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 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時候反省一下對”成功”定義的理解?

勵志書的興起, 始於工業革命時. 那時工作條件惡劣, 為了令勞工力的供應持續穩定, 於是跟他們說: “乖啦, 俾心機啦, 搏老命做第日o米做老闆有錢佬lor”

然後, “成功” 就是單指有錢做老闆有權有勢. 然後, 朝九晚五的工時塑造了我們對時間的理解, 對生活的理解. 然後, 成功的定義令我們知道這才是生命的意義, 身邊的人不是, 其他東西不是. 於是”愛情” 等其他名詞有了新的定義.

再然後, “成功”的定義應用至城市的管理. cost benefit analysis 只包括構成成功的東西, 那些不著邊際的東西, 例如文化, 就可以拋下不理. 再然後, 在公共財政的分配上, 窮人屬不成功人仕, 在要求多吃一個麵包的時候, 中產有錢佬說, 我們相當成功, 為何扼殺我們多買一個GUCCI的機會? 於是錢就落在後者而非前者, 原因是自由經濟就是這樣, 跟”大自然就是這樣, 自生自滅”並無異致.

再然後, 學生要做的東西少了很多. 只要衝呀衝呀努力符合這成功定義就成, 那管什麼有沒有興趣. 同時間, 教改在進行中, 口號是”拆牆鬆縛”, 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培訓同一堆機械人. 哈, 無厘頭, 有趣.

Paradigm shift, 一個遙遠的夢.

呂大樂在今期”字花”寫了一篇文, 說現在的學生問題就是太乖, 與其迎合社會隨時變的”成功”條件, 不如反樸歸真, 率性一點. 哈, 有多少人會聽得入耳.

Paradigm shit.

Gucci.

廣耳

周日話題
P02  明報  陶囍
2009-02-15
陶囍觀察

——————————————————————————–

侏儒怎麼了

——————————————————————————–

文陶囍

《明報》以「財技巨人與道德侏儒」為標題,評論電盈私有化事件,這兩組名詞非常形象化,配合巨大的落差,擲地有聲,看眼難忘。一年多前,美國眾議院外交
事務委員會主席蘭托斯(Tom Lantos)說過同一番話:「儘管你們是科技和財經巨人,道德上,卻是侏儒。」(While
techn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you are giants, morally you are pygmies)
被罵的是名符其實搞I.T.起家的楊致遠,他的「罪名」是容許雅虎把異見人士師濤和王小寧的網絡資料交給中國政府,兩人其後被捕入獄。雅虎原先辯稱此舉
只是遵從中國法律,到二○○七年六月,師濤和王小寧的家人在美國控告雅虎,十一月,雙方達成和解,楊致遠親身出席國會聽證會,並向同場的師濤母親鞠躬道
歉。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賠償、認錯、道歉、成立人權基金都於事無補,去年初,楊致遠趁賴斯出訪亞洲,還特別寫信給她,希望美國政府協助仍在牢的異見人士重獲自由。這一連串行
動,或多或少有挽救企業公眾形象的公關意味,卻無論如何比笑罵由人、什麼也不做強。這樣看來,道德侏儒應該不是天生的缺陷,經過反省和日後調理,保不定
也能快高長大。

再說,在人類文明進程中,誰不是侏儒?雅虎的最大對手Google,用在學術搜尋引擎上的格言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句被牛頓發揚光大的名言,原句
是「我所以看得比較遠,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a little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再往前考究,原話早在十二世紀已出現,全句是dwarf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意思是,做學問的人不過是侏儒,全賴無數前人先輩留下的經驗和智慧,才可看
得清楚看得遠。

近半年,全球在不知會有幾多波的金融海嘯中載浮載沉,曾經碩大無朋的金融體系,猶如摔倒了的巨人,匍匐在地,不識進退。許多我們奉以為金科玉律的傳統智
慧(譬如買匯豐),一樣站不住腳。這刻站在巨人肩膀上,遠望屍橫遍野,近觀兵荒馬亂,平素自覺矮人一截的小矮人,際此風高浪急的非常時期,更加不求有
功,輸少當贏,只望留個活口。看我們的政府,嚴陣以待,萬事以經濟為先,政制改革又不能當飯吃,按下不理又何妨?

我卻就是想不開。曾經風光一時的巨人倒下了,我們到底該急不及待想方設法把他攙扶起來,還是該冷靜一點,至少問一問,巨人當初緣何能快高長大,今天又為
何兵敗如山倒?這一起一落,總應有點啟示。早幾年,社會賢達開口閉口談的「範式轉移」,現在不是明明白白出現了?

1962 年,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探問,在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開始時是如何發生的。他認為,不論從事何種研究,科
學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假設和信念。研究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一些現有知識解答不了的問題,當這些問題愈積愈多,愈來愈難解答時,有人會開始懷疑,問題老解不
開,會不會出在那些已經變得理所當然的前設上。到了這些時刻,原有的範式漸漸失效,科學家發現,除非徹底審視或推翻原來的假設,他們無法增進新的知識。
於是,有人提出新的假設,發展新的理論,新理論經過辯論和修正,新的範式取代舊的,日久又成了毋庸質疑的信念,直至新的問題累積至下一場科學革命發生為
止。

太單一的成功標準

面對這場據說是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求生是本能,無可非議,但相比起十二億每天只得一美元收入的地球人,我們的條件還是優越太多了,我們至少有能力提出
更根本的詰問,有時間構想下一個範式的模樣。

譬如說,一直以來,我們是怎樣界定成功的?

在香港,公認的叻人有何共通點?只要看一看大學最熱門的學科、大學畢業生最趨之若鶩的工作,不難看出一點端倪。工商管理、精算、環球金融、會計等科目是
尖子最愛,投身投資銀行更是不少畢業生的頭號夢想,大學每年舉辦記者會,公布畢業生就業情況,有意無意間炫耀有畢業生月入五萬的成就(哪怕是千中無一的
特例)。誰可以入讀日後回報最豐厚的學科?當然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了,何謂成績好?當然是拿最多A 的尖子。尖子在哪裏?數據說,他們大多在一百多間英文
中學裏。換句話說,能入讀英中是成功的,公開考試摘A 是成功的,大學讀商科是成功的,畢業做投資銀行是成功的,賺錢多的人是成功的,而在海嘯臨門前,
沒有多少人會把賺錢跟道德情操連在一起評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只要不偷不搶不騙,賺幾多錢都合法合情合理。

這樣的成功標準會不會太單一?好天好時也許不覺,到雷電交加,屋漏兼逢連夜雨,投資銀行一夜消失,富豪身家極速蒸發,才俊品德被嘲弄,有財無德,一樣失
敗。

改寫習以為常規則

諷刺的是,如此單一的標準,早就深入不同階層,甚至成為不說自明的常識。新高中學制要求學生除必修的中英數和通識教育四科,可按興趣和能力選修兩個到三
個的科目,即是說,學生一般只需應考六至七科。這在我眼中是頗為不錯的改動,看在一些名校教師和校長眼中,卻成了一件憾事: 「以後很難有10A 狀元
了!」狀元是學校成功的生招牌,學校致力生產社會認可的精英,什麼是精英?口講無憑,最實際是數算有幾多條A,加上增值指標、收生人數、入大學人數,總
之能量化的都量化,結果幾歲的孩子,學這學那,換來證書一堆,不能量化的如品格德行,聊備一格,似有還無。

不達標的學校怎麼辦?一是努力迎合這套成功標準,一是引頸待刎。但學校終究不同於可隨時裁員和清盤的公司,我們大可殺盡第三組別學校,永不可能消滅所有
第三組別學生。因為只要制度把人分成幾等,一定有人被標籤為最不濟的一等,我們卻堅持用同一把尺量度所有人,結局肯定荒誕又悲慘。

以前不是沒有人控訴過這些問題,但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我們站在一個轉折的關口,我們目睹一個時代崩壞,被迫從巨人的肩膀走下來,走向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
來。這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我們改寫「成功」的標準,改寫習以為常的規則,汲取巨人倒下的教訓,由侏儒發動真正「以人為本」的變革。

嗜血的習慣: 加沙

In 讀後感 on 一月 12, 2009 at 8:40 am

080121_r16963_p465

1. 曾到柏林猶太博物館, 建築設計故然令人看眼難忘; 但最令人難以忘卻的是照片與影片. 屍體的照片, 生還者的猶有餘悸, 亡童生前燦爛的笑容, 令人沉重, 令人同情猶太人.

2. “希魔”一詞之所以流行, 是因為按歷史記載, 他嗜血成狂, 而理由是要壯大日耳曼民族.

3. 1945年二戰完結, 無數人欣喜若狂, 以為惡夢完結; 而此時人類學亦開始興起, 旨在理解不同民族特性,促進 彼此包容, 避免再發生種族仇恨, 發生血戰.

4. 似乎, 這只是小孩盼望聖誕老人派禮物一類的願望. 1945年之後, 地區種族戰爭從未間斷. 1948年, 便發生阿拉伯國家圍攻以色列, 其後更有韓戰越戰, 新近的有阿富汗iraq加沙戰爭, 籌備的有iran, north korea戰爭.

5.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加沙的慘象令我充滿疑惑.

6. 我不了解他們的種族仇怨, 但同時亦不了解為何解決辦法只有一個, 就是流血.

7. 當希魔當年所做的由當年的受害者薪火相傳, 我的主要疑惑: “人性為何”, 開始有了點眉目. 我信, 人性本惡. 只是還未了解 1.有多惡;   2. 什麼時候才會惡.

廣耳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1 |  文化 |  By 何慶基
2009-01-12

  Highlight Keywords Highlight keyword(s) and click to start search
 
繼續法西斯
假期天,只想在家中躲懶,看電視,讀書。
電視新聞報道——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大肆殺戮,幾歲小孩,被炸得肢離破碎;工展會丁財兩旺,高官呼籲市民繼續努力消費。
讀約翰.貝格(John Berger)的近作《緊抱一切》(Hold Everything Dear),這位在七十年代憑《觀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為文化評論和藝術史帶來翻天覆地衝擊的作者,在書中序言中寫道:  這個世界改變了。資訊以不同方式傳遞。錯誤訊息正建立它自己的伎倆…… 經過人類史上最惡劣的民族清洗暴行的人,現在他們組成的國家,至少從軍事角度而言,變成了法西斯……。
在柏林有著名的「猶太博物館」,博物館的外牆,由大塊金屬砌成,巨大、沉重而冰冷。建築物鮮有門窗,像被全然密封,外牆上有如被切割的裂縫,成 為室內與室外少量通道。大幅灰褐水泥牆塊構成館內空間,有不少刻意留下來的密封但空白空間。那是一所卓越設計的建築物,用作展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殘酷歷 史,倍令觀眾感覺沉重和壓迫。
雖然欣賞猶太博物館這懾人的建築,但無數次往柏林,也沒勇氣參觀,因為即使平日接觸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影像,感覺已極差劣,遊走於充斥着絕望和死 亡的特設空間內,真不知會有何反應。但更會令我嘔心的,是這種族清洗行動,一直未有停頓。曾經被屠殺的,今日變成了屠殺者。我深信如我走進這所博物館,我 會太傷感和忿怒。
新聞報道,以色列軍隊在加沙把平民趕進一所建築物內,第二天向該建築物發炮……。
博物館應該是重要的社會機構,提供承傳文化、認知歷史的平台。它也是權力架構的一部分,誰有錢有權力蓋博物館,便最有權解釋歷史述說真理。博物館是權力架構的傳聲筒,文化很多時候兼任宣傳工作。一套又一套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荷里活的電影,每次都看得令人心酸。
關注人權的史匹堡,會否拍一部關於巴勒斯坦人苦難的電影?自1948年七十萬巴勒斯坦人被搶奪土地趕離家園後,有多少婦孺、無辜平民持續地遭受 殺戮?無數的子女、父母、爺娘和好友,又有誰會去紀念他們?什麼時候可以為巴勒斯坦人建一所屠殺紀念博物館?連一塊可以安穩地生活的土地也沒有,或許不應 學人家談興建博物館。
全世界都在興建博物館,當然以阿布扎比的文化區最豪華,請來各地建築大師,包括興建畢爾包古金漢的建築大師富蘭克.蓋里(Frank Gehry),為這伊斯蘭城市,設計多所超級博物館。
以色列也在蓋新的博物館,名為「包容博物館」(Museum of Tolerance),也請來蓋里來設計,以博物館保證宏偉而具鮮明的藝術感。這「包容博物館」其實是洛杉磯的分館,該館以「包容」為名,實質為另一所納 粹屠殺猶太人的紀念館,是對猶太人在歷史上不被包容作出控訴。好像是,多一所博物館用來對被殘害作控訴,便多一點藉口可以去殘害其他人。
在以色列的「包容博物館」,焦點卻不是關於納粹的種族清洗,而是鼓吹包容。但不要搞錯,那不是關於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互相包容,而是指來自不 同地區的猶太人的互相包容。而博物館興建的地點,是耶路撒冷的馬密娜(Mamilla)墳場上。馬密娜墳場是伊斯蘭教在當地最重要的墳場,這種埋葬了不少 伊斯蘭的聖賢學者。在這塊土地上興建猶太人的「包容博物館」,是個粗暴明顯的挑釁和侵犯。
生的不放過、死的也不放過。宏偉的博物館,是個精心設計的持久羞辱。
約翰貝格引述一位以色列拒絕入伍的反戰分子Sergio Yahni的說話:「這軍隊不是為以色列市民帶來安全;它的存在是為了保證對巴勒斯坦人土地的長期搶掠。」上網找此人的網頁,發覺網頁不再運作。原來他最近被拘禁,被捕時他正在拍攝「包容博物館」的興建。
新聞報道,以色列政府宣布,將加劇軍事行動。外交部長冷冷說遺憾,但解釋謂戰爭中平民自然會有死傷。有投訴謂以色列軍隊繼續使用國際禁止使用的白磷彈,很多平民繼續死傷。
猶太博物館內有一個裝置:無數由鋼鐵鑄成的驚慄面孔,重重堆疊鋪放於博物館大堂地上。我想起猶太人,想起毒氣室,白磷彈,想起巴勒斯坦人。原來,嗜血是可以傳染,而且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move on

1. 百年戰爭——探討阿拉伯和以色列衝突的前世今生

國父演說的聯想

In 讀後感 on 一月 12, 2009 at 5:57 am

3147171714602348383

 

第一次讀到國父演辭的字句, 是在孫中山博物館.

那句話是這樣的: 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

竟然。「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於我而言,是很震撼的一句。

今日香港,是一塊保守地。

官說:「我們要緊隨以往輝煌足印。 」

中同說: 「我同情說change的人, 也許, 也會欣賞他們。 但是緊跟遊戲規則才是黃道。」

成年人說:「讀非商科,沒出息的。」

今日香港,沒有問題嗎?

不知道,只知道要有什麼改變,很難,什至不可能,中學同學告訴我。

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1923年,孫中山在港大陸佑堂大聲的說。

往事,原來真的如烟。

假期在宿舍,閒著沒事幹,隨便在YouTube選幾首七八十年代香港老歌看。其中一首是<三人行>。三把聲音,唱出不同年紀對孤獨看法。第一把是童聲,搖搖晃晃,與音準做不了朋友;但與簡單的音樂、易明的歌詞予人一種質樸自然之感,很獨特。在我眼中,更是很有創意;與現在那些鐵板一塊一式一樣,歌手拼了命然後走了音的歌相比,是兩種層次。

是我懷著歧見、幻覺還是現在香港枷鎖真的太多?不曉的,只確信,今日香港早已不是國父所言的那個新理念搖籃。

 

孫中山訪問港大當年報道

旋國父即應香港大學同學會(按:即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於二十日上午十一時、至港大大禮堂(按:後來改稱陸佑堂),作公開演講。據翌日香港各華文報紙,所記國父在大學堂演說之新聞云:

「昨日上午十一點、孫中山先生在本港大學堂演說,座中有輔政司施雲君、普欒君、爵紳何東君、及陳友仁君等,與會者多大學堂會友,約有四百餘人。大學堂學生會義華何東君(按:即何東之子何世儉),起而向孫先生致歡迎詞。次由輔政司施雲君演說,大致亦向孫氏表示歡迎。孫中山先生是日穿長衫馬褂,頭戴氈帽,精神奕奕,用英語演語。

演講全文

「略云: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已家鄉一式,因為從前在香港大學讀書,其教育是在本港得來。今日乘此時機,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 即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於每年放年假,必返鄉二次,每次約數禮拜。覺得在鄉間在本港,確大不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吾有一次返鄉,遂主張由我個人發起親自灑掃街道,為清道夫。(哄堂及鼓掌)。在村內有多數少年,贊成如此做法,極有進步。後面見香山知事,解明來意,欲仿效香港,整頓地方。知懸亦喜,且云:極願幫忙。不幸放假完滿,再要返港。迨第二次返鄉,欲再求縣官幫助,始悉縣官已離任多時,其缺己為繼任者用五萬圓購買之。此等腐敗情形,激起我革命之思想。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為我敝邑香山一縣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

「由此想到中國之官,勢位越高,貪念越熾,所以北京各處,更有甚焉。吾曾與英國之西人朋友閒談,僉云良好之政府,並非與生俱來,須人事造成之,數百年前,英國官僚多係腐敗,迨後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產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堅,深知如中國無良好政府,辦事必不能成。迨畢業而後,在社會行走,遂毅然決然,脫離醫學,而轉以救國為前提。惟是革命以來,亦有多少人反對,且多加以譭謗,不明我素抱之宗旨,且疑我為激烈派。惟吾人之宗旨,無非欲得好政府而已。雖然,中國革命以還,十二載於茲,不特無甚進步,人民之苦更深,因是有少數人,且欲恢復帝制。但須知,民國係以民為主,故稱為民主國,人人皆有一份,不容放棄者也。民國現時廢除帝制,如拆了一間舊屋,其新屋尚未建築完竣,而一有風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勢所必然者。但將來必有完竣之一日,不有艱苦,何能底於成。吾之所以百折不回者,無非為一勞永逸計,為大眾謀將來之幸福計耳。(大鼓掌)。

「有等西人,亦曾向余問及,何以中國反正後亂事多過從前,吾祗答以緣故極多,現在革命事業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頂,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為樹枝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樹技終有枯之一日,障礙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無論若何艱辛,一定要革命成功。(大鼓掌)。中國有一良好政府,我心願已足。現時香港有六十餘萬人,皆享安樂,亦無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極望諸生勉之。云云,孫先生演說既畢,忽有學生五六人,將孫先生抬起,直抬出頭門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歡呼。孫先生亦揭帽答禮,歡聲震天,至一點方散會。孫仍乘摩托車返楊西巖住宅,駐節。聞定今天(廿一號)搭船上省...」

http://www.hku.hk/daao/sunyatsen/syspaddress.html

STEVE JOBS 的演講

In 讀後感 on 一月 4, 2009 at 2:53 pm

9_2

看了這篇演辭不止一次, 說的是老生常談: 要做自己喜愛的事

可是在香港, 這是談何容易的事

通常, 障礙有兩個

  1. 大人說: “父母誰供養?”
  2. 友人說: “那沒錢的, 實際點吧”

Jobs中途綴學, 然後學西洋書法, 當時看來不切實際. 誰知這成了日後他對imac的創作靈感來源.

Jobs說, 現在只憑喜好行事, 試多點, 看多點, 好像每事之間沒有關連. 但日後回望, 你就會看到它們其實是互為因果.

反正還年輕, 隨心而行還可以; 大不了, 路行不通, 那時候才想plan b 吧. 我是這樣想的.

廣耳

http://news-service.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Stanford Report, June 14, 2005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This is the text of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by Steve Jobs, CEO of
Apple Computer and of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delivered on June 12,
2005.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at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ruth be tol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 di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 have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someday go to
colleg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of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on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ten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is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This approach has never let
me down, and i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o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had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 the Macintosh ― a year earlier, and I had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 ha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I retur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Laurene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s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 i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 i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ew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19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and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ew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八卦中國政改的理由

In 讀後感 on 十二月 31, 2008 at 5:35 am

CB013130

1. 香港要民主化, 主要有兩個障礙

  • 香港未有足夠條件
  • 中國因素

2. 香港未有足夠條件, 涉及的問題包括香港是否有足夠資源? 香港人有公民參與意識? 香港人的教育程度不高以致民智未開, 因此討論公眾事務會顯得白痴無知? 傳媒欠缺獨立監察地位, 只能作為政府愛犬? 以物質條件計, 很難說香港不夠資源搞民主. 香港有的是錢.後面說的非物質條件“, 總括而言, 說的是民智, 而民智關係到傳媒與教育的廣度與深度. 雖然香港人的躁狂表現令人不免對民主化有所懷疑, 但是以現有傳媒的表現, 公民社會的活動, 教育的普及, 要否定優化香港人討論公共事務的可能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做到的事. 因此這個障礙不是最主要的障礙.

3. 祖國因素: 說祖國, 是因為我們常被告訴說是中國大家庭的一員. 因此香港問題一舉一動不能與祖國割列開來思考. 民主化影響的, 將不只是香港而已, 還有祖國. 祖國有的問題是, 彊土遼廣非常, 不同人種多的是, 因此存在不同的離心力, 例如西藏, 新彊. 既然香港已回到祖國這個老母親的懷抱, 一旦香港可以玩鬼佬的民主玩意, 其他老母親的子女就會開始大叫大嚷: “那我們呢? 我們也要xx自決! 民主!” 簡而論之, 這個雪球效應可以說是香港民主化的主要障礙. 人大釋法如氣候般變幻莫測的理由也源於此.

4. 若然如此, 祖國的政改路與我們其實很有關連: 他們可以改, 我們要改也容易得多.

5. 下文作者為張博樹, 是中國社科院的一位學者, 對中國政改路如何走很有興趣. 他寫了兩本書: “從五四到六四以及 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 都被禁. 下文可說是他的綱領文章, 讀一讀, 頗過癮.

廣耳


文章摘要: 我的基本主張是:傳統的單一制和聯邦制都不足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鑒於中國既是一個缺乏民權、自治傳統的國度,又是一個內部情況極其複雜的大國,可以考 慮構建一種兼具聯邦制和單一制特徵、吸收了二者優點又對二者弱點有所克服的混合體制。由於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詞來概括,姑且稱之為“雙軌共和制”的憲政國家 結構形式。

作者 : 張博樹,

發表時間:7/19/2008

現代憲政國家結構形式可以從兩個角度予以界定:在公民權利語境內,它是指民權在不同範圍內行使的結構性安排;在政府施政意義內,則指國家機構體系中縱向配置國家權力行使權且規範其運作程式的制度框架或模式。

中國是一個有著漫長的前現代中央集權傳統的國家。自辛亥革命成功以來,為了尋求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合理形式,學者和政治家們作了大量的研究與實踐探索。民 初關於“單一制”和“聯邦制”的論爭,“聯省自治運動”中對自治問題的探索,孫中山的“均權”學說和地方自治思想,國民政府制憲時期關於界定中央與地方關 係的反復斟酌,都代表著1949年前人們為解決這個問題付出的種種努力。共產黨在大陸掌握政權後建立了以黨專制為基礎的單一制的政權體系,但在行政“集 權”和“分權”的兩難中,也作了艱苦探索,走了不少彎路。改革開放後民主化訴求湧動,官方對六四民主運動的鎮壓並沒有使那些獨立的、具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 停止思想,反倒促使他們更深入地思考當代中國面臨的問題,包括民主化進程中的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國家結構形式問題,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比如,在單 一制框架內,近年來就有吳國光提出的“縣政中國”  和王思睿提出的“州政中國”  等不同方案;在聯邦制框架內,則有諸葛慕群的聯邦中國方案  和吳稼祥的“中華第三共和國”構想。

本文願意在同代學人上述貢獻的基礎上繼續工作,就未來憲政中國的“政治設計”奉上綿薄。我的基本主張是:傳統的單一制和聯邦制都不足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問 題;鑒於中國既是一個缺乏民權、自治傳統的國度,又是一個內部情況極其複雜的大國,可以考慮構建一種兼具聯邦制和單一制特徵、吸收了二者優點又對二者弱點 有所克服的混合體制。由於一時找不到更好的詞來概括,姑且稱之為“雙軌共和制”的憲政國家結構形式。

超越“單一制”和“聯邦制”

經典意義上的單一制指中央政府掌控行政、人事、財政大權,地方政府僅僅是中央政府的延伸,沒有或很少自主權。經典意義上的聯邦制則正好相反,聯邦體系由那 些自身具有獨立政治生命的單位所組成,在法律上,這些單位(不管它們被稱作“州”、“邦”或別的什麼)不能被中央政權消除或輕易改變。如果我們用“集權” “分權”這樣的字眼,那麼最初的“單一制”幾乎都和“集權”相關,而“聯邦制”幾乎都體現著法律“分權”的現實。

各國采行“單一制”或“聯邦制”,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生成語境,這裏不必細論。有意思的是,進入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單一制和聯邦制之間的 分野似乎越來越淡化、越來越模糊化,單一制國家通過地方分權或自治有了較多的“聯邦”色彩(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而聯邦制國家通過加大中央政府的權 威,又似乎具有了某些“集權”特徵(如羅斯福新政後的美國)。今天,在很多場合,人們已經不大說的清楚聯邦體制下的“自治”和單一制下的高度“分權”究竟 有多少區別。它們可能都意味著地方領導人的直選而非任命、和中央政府分享的財政權力以及對地方事務的更多控制。這個趨勢表明,治理的多元化、傳統的國家結 構形式的某種分解和再融合,已經成為一些大國改善國家治理結構的主動選擇。

現在讓我們來看中國:我們這個民族歷史上奉行單一的中央集權傳統,前現代的皇權時代如是,今天的“共和國”依然如是。黨專制體制內的“制度化分權”能否真 的解決中央和地方的權力析分,至今仍是個疑問。在這個背景下,許多學者提出“聯邦中國”的設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除非為了解決臺灣問題,很難 找到“聯邦”實體的現實依據(至於把一個統一的中國人為劃分成各個“主權邦”然後再進行“聯邦”,顯然更有些滑稽和非歷史的味道)。“分權”“自治”有助 於提升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問題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地區利益的膨脹及其體現的“集體行為的邏輯”勢必造成一系列 “公用地的困境”,此類問題的解決又必須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級公共權力機構的介入,特別是中央政府的介入,而不能僅僅指望地區間的“協作”或“談 判”。所有這些都提醒我們不能在傳統的“單一制”或“聯邦制”的單一軌道內考慮問題。如果說國家結構形式的調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經成為當今一些中等規模以 上國家的現實,那麼中國――由於它的巨大的人口規模、極不均衡的地區發展水準、複雜的民族生態狀況和歷史遺留下來的不同政治實體並存的現實――更有理由、 也有足夠的必要去考慮設計一種更複雜的、超越“單一制”或“聯邦制”單一邏輯的制度體系。筆者所謂“雙軌共和制”就是對這樣一個制度體系的初步構想。

“雙軌共和制”的基本含義

可以用12個字概括“雙軌共和制”的基本含義,那就是分級自治、多種形態、適度集中。

分級自治:自治是公民權利的直接體現。本文把自治定義為一定區域內的公民依法對境內公共事務的自行管理與處置,包括自主進行不違背國家憲政原則的地方性立 法、自行選舉區域行政長官和議會議員、自主決定地方財政的使用、對區域內的公共事務自行做出安排等等。“分級”意味著自治的多層次性。鑒於中國人口眾多, 同時考慮到歷史上自然形成的行政區劃傳統及其體現的區域人文內涵,也兼顧近年來經濟發展帶來的區域經濟整合關係的變化,我主張把自治分為4級,即省自治、 市(地、或州)自治、縣自治和鄉(鎮)自治。理想狀態下,各級自治體在各自的範圍內通過公民直接選舉產生自己的代議機構成員和行政長官。省、市(地、 州)、縣設議會,有立法功能;鄉(鎮)的代議機構可稱“議事會”,對鄉(鎮)行政機構行使監督權,但無立法功能。

多種形態:基於中國多民族共存、多種政治實體共存的現實,自治的形態也應該是多元的。比如,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區的區域自治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同於漢族地區 的地方自治,香港、澳門和統一後的臺灣在自治方面也肯定會有不同於大陸其他省區的特點。嚴格地說,自治共同體的多種形態的並存乃是自治原則和精神的必然結 果:既然自治體現著自治共同體範圍內公民的集體權利,他們當然有權選擇適合於自己的區域治理形式,只要這種選擇不與國家的憲政原則相抵觸。但中國民族問題 的複雜性(特別是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以及台、港、澳作為政治實體在近現代史上形成的特殊性,迫使我們必須要著力強調自治之多種形態在這個意義上的政治蘊 含。

適度集中:即便是在聯邦制下,軍事、外交之類事權通常也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我所謂的“適度集中”乃在於強調這樣一層意思:中國作為一個整體,要成功 面對全國性公共問題的挑戰,化解地區間發展差異太大造成的種種難題,就必須依法保留中央政府處理與地區有關、但又事關全國的那些公共事務的足夠手段。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這裏指省級政府)的關係,既是合作關係(在自治範圍內,中央政府有義務支持地方政府依法自行處理本地區事務而不得隨意干涉),又是領導- 被領導關係(在超出地區範圍的全國性公共事務領域,地方行政長官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調度指揮;他可以被中央授權、接受中央政府委託完成在本省區內發生、但 事關全國的公共事項,同時又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這個原則也適用於省以下各級行政長官之間在處理跨層級公共事務時發生的關係。

在以上描述中,顯然,“分級自治”和“多種形態”更多體現著聯邦制建構所特有的分權特點;“適度集中”則繼承了單一制政府結構的某些元素,特別是集權元 素。但這裏的“集權”將是“適度的”,它是在新的制度框架內的“集權”,受到法律的明確限定,不會再重蹈傳統中央集權制的複轍。在憲法政治意義上,無論 “分權自治”還是“適度集中”都是民權的制度體現,只不過範圍不同:“自治”體現的是區域性民權,“集中”體現的是全體國民的民權(最高行政權的行使得到 了全體國民的委託)。而在政府建構意義上,“分權自治”和“適度集中”又的確代表著對兩種不同建構傳統的有意識吸收和揚棄。這樣,這個共和政體既是“雙 軌”的,又是在新的制度框架內融為一體的,所以稱之為“分級自治、多種形態、適度集中的雙軌共和制國家結構形式”。

有了這個總體說明,我們還要就這樣一個構想的某些細節再做些討論。

“縣政論”、“州政論”和“分級自治”

吳國光的“縣政論”主張“虛省實縣”,在縣級實行自治,最終“廢省”而建立起中央與縣兩級政府架構。這個思路是吳90年代提出的“制度化分權”主張的延 伸。我以為,強調“縣”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確有其獨特意義;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曆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  縣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發揮作用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徵)。今天黨專制語境下的政治腐敗在縣一級具有特 別嚴重的性質和彌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一級權力所具有的如下特徵: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環境下,這 意味著這一級政權有更多直接魚肉鄉民的機會)。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民主化應該重視“縣政民主”,在程式上也應該把“縣政民主”置於優先考慮的地位。――這 些,我都是同意吳國光觀點的。吳的問題在於“虛省實縣”的設計會帶來一系列治理上的難題,因為中央政府不可能直接面對上千個縣級政權單位(即便像吳國光設 想的那樣把縣的規模擴大,使全國的縣的總數減少到1000個左右,這樣的“兩級政府架構”的實施仍然是不可能的)。

與吳國光不同,王思睿的“州政論”主張設立兩級自治單位,其中,“州”(地、市)為上級自治單位,“鄉”(鎮、街道)為下級自治單位,而“省”、“縣”暫 時保留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體。這樣一個設計突出了“州”在國家-地方政權建構鏈條中的地位,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區域經濟整合的新特點和發展趨勢對政治整合 的要求(近些年來,省府城市、“計畫單列市”、傳統地級市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的作用正在加強,“市管縣”體制也提高了這些城市在地方政府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這個背景下,將“州”(地、市)作為未來國家憲政結構的一個自治層級,顯然有充分的根據。但該方案把省、縣列為非自治體,理由並不充分。比如,關於 “省”,王思睿強調“省不是自治團體,不是法人,而具有中央派出機構和地方自治聯合體的雙重地位。”但什麼叫“地方自治聯合體”?王並未給出說明。在王的 方案中,省無獨立財政來源,其收入由中央撥款和地方自治撥款兩部分組成,並分別支出於中央、地方自治體委辦的事項。中央委託事項暫且不論,地方(州)委託 的只能是超出州範圍的公共事務。這種下對上的委託從利益關係角度看,似乎並不合理。無論從民權建構意義講還是從利益關係角度講,應該是省政府受全省民權委 託、代表全省公共利益處理省範圍內的公共事務才更合理些,但這將意味著省級本身也是自治體。至於“縣”,王思睿主張縣政府採用“雙重職能兼行架構”,縣長 由州任命,既負責上級委託事項,又負責執行縣參議會議決事項。這種“雙重職能兼行架構”的設計在功能上很接近本文的“雙軌”化設計,只不過在理論上不承認 “縣”的自治地位。而“縣”無獨立財政來源,將使傳統上作為綜合治理單位的縣級政權的運作遇到諸多困難,縣參議會的存在也將流於形式。更重要的是,縣長不 直選,是這個方案的一大弱點。我想再強調一遍:中國的民主化,應該從老百姓直接選舉他們的“父母官”開始。而這必然意味著“縣”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基礎性 自治層級。

王、吳二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均反對省級自治。為什麼?說到底是因為擔心地方權力膨脹對中央政府的威脅。中國歷史上由於諸侯割據造成的內亂確實留下 了太多慘痛的教訓。但我以為解決這個問題主要得依靠未來憲政體制的制度安排,而不是靠簡單的“虛省”或者“廢省”。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省一級建制仍然是 必要的。從文化上看,“省”所代表的區域性概念具有重要的歷史-人文內涵。它不應該、也不可能被輕易抹去或中斷。從政府建構角度看,省又是重要的戰略規劃 與領導單位。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保留兩級(中央和省級)宏觀戰略部門有其合理性。省級自治既是區域性民權行使的最高形式,又是溝通中央政府與基層自 治體的有效橋樑。當然,為了防止地方勢力過大對中央政府的可能威脅,適當地縮小目前省的規模是必要的。在嚴格界定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法定許可權的同時縮小 省的規模,增加省的數量,使中國省的總數達到50個左右,就有可能在實行省級自治,完善省級自治體的民權建設的同時,有效地防止地方割據或分裂傾向的發 生。即便局部出現這種傾向,也不致對中央政府造成真正的挑戰。

這樣,在討論“縣政論”、“州政論”的同時,我們實際上已經論證了縣、州(地、市)、省各級實行自治的必要。至於最基層的鄉、鎮自治,由於它是公民權利體現的最具“面對面”特徵的舞臺,又是所有較高層級自治的基礎,重要性自不待言,這裏就不再多論。

“分級自治”有利於創造地方治理的多樣性,有利於改變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傳統和“子民”心態,有利於促進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公民對每一個 自治層級公共事務的參與,都意味著公民自身公共品性的提升;公民參與的公共事務的層級越高,公民的視野和胸襟也就越開闊。總之,自治意味著治理主體的多元 性,意味著民權共用基礎上的協調,而不再是專制意義上的統治。這都是政治哲學範疇內的常識。當然,也許有人從操作角度置疑“分級自治”,因為它有可能增加 政治運行的成本。我以為,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但並非無從解決的問題。党專制造成了龐大的官僚體制和行政冗員,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未來的憲政體制 中,將不再有党專制意義上的“黨”的系統及其分系統(比如政協、婦聯、青年團之類),僅此一項,就將大大減少各級政府中“吃財政飯”的人。行政機構也將按 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進行構建。司法機構主要是改變運行體制,強調司法獨立性。唯一需要加強的是代表民意的代議機構,因為議會不再是“橡皮圖章”和 黨專制體制下的養老部門,各層級自治體的議會或議事會都將由、或主要由專職議員組成,同時配備必要的輔助機構。總之,只要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理順各 層級自治體之間的關係,做到立法明確,事權範圍清晰,清除冗員滋生的土壤,政府高效運行並不是不可企求的。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分成2000個左右的縣 級自治單位,300個左右州級自治單位,50個左右省級自治單位,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治理格局。  且這樣一個格局體現了對現存行政區劃體系的大體承續,只是改變了其建構原則,在過渡上也將比較方便。

在“分級自治”體系中,一個公民將參加各個層級的選舉活動,佔用時間較多,這是一個問題。假設未來的國家級領導人也由全民直選,這將意味著每個公民理論上 都要參與5個不同層級的選舉投票。解決辦法是,可以考慮在任期時間(從而也就是換屆選舉時間)上做出合理安排。比如,設國家、省級領導人和議員任期5年, 州(地、市)和縣級任期4年,鄉(鎮)級領導和議事會成員任期3年,則全國和省級的換屆選舉可同時舉行,州(地、市)和縣級的換屆選舉可同時舉行,各層級 自己組織自己的競選活動,但選票可以印在一張紙上,從而方便選民投票。這當然只是一種設想。只要大的框架確定,相信實踐本身會找到更多解決問題的辦法。

為什麼要強調“適度集中”?

“適度集中”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必要,前文已有述及;現在我想把討論再往深處拓展,從利益的政治哲學分析角度看看為什麼要強調“適度集中”。

“利益”是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向度。“分級自治”意味著每個層級上的每個自治體都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事實上,“分級自治”的政治哲學基礎之一恰恰是利益的 多元性和多層次性。與公民權利相聯繫的利益訴求通常是以政治形式表達的經濟訴求。問題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個自治共同體之間的經濟關係會衍生出極其 複雜的性質:它們既有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相互抵觸、相互衝突的一面。利益從來就有自我膨脹的本性,民主政治並沒有消除這種本性。在這種情況 下,一個自治共同體既有可能與它的同一層級的其他自治共同體產生利益上的衝突,也有可能與比它高一層級的自治共同體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前者作為衝突具有水 準排斥性質:一方所得造成另一方所失,比如一個城市只允許賣本市企業生產的啤酒,或者它的計程車行業只允許使用本市生產的車種。這種貿易壁壘勢必造成其他 擁有啤酒企業或轎車生產企業的城市的經濟損失。後者作為衝突具有垂直同心性質:自己的暫時所得造成包括自己在內的更大共同體的長期損失,比如一個地方對礦 藏的盲目開採或者對植被的生產性破壞,可能造成更大區域內生態環境的災難以及治理這種災難的費用的成倍增長。這樣,地區利益的多中心傾向、分離傾向和衝突 傾向,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認真面對、設法解決的問題。在發生衝突時,較低層級的公共利益服從較高層級的公共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是任何一個政府都 要遵循的原則。

問題是如何把這個原則化為實實在在的憲政制度安排。除了訴諸自治行動者的理性協調能力,在可能的範圍內通過溝通、談判化解彼此間利益上的衝突,達到“雙 贏”結果外,必須估計到有大量問題是無法通過此類協調、談判得以解決的。這意味著必須確立這樣一個概念:民主政治框架內的國內治理並不排除強力的運用,只 要這種運用符合國家公共利益的最高要求。這一點與今天的全球治理不同(目前的聯合國僅是一個政府間的協調機構,而不是全球公共權力機構,所以無法擁有公共 權力機構意義上的強制力)。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間的這種區別,恰恰證明了雙軌共和制中除“自治”這一“軌道”外另一“軌”――也就是“集中”之“軌” ――存在的可能;建立在利益分立基礎上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及其可能導致的各種負面結果,則證明了雙軌共和制中另一“軌”存在的必要。在制度層面上,強力 的運用主要表現為依法確立不同層級政府間在處理跨層級公共事務時的行政委託-代理和指揮-服從關係。比如,在治理一條跨省河流的污染時,中央政府可以委託 省政府完成本省內河段的治汙任務,同時負監督之責。再如當發生了事關全國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時,地方行政機構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並對中央負責。 通過建立全國性的財政轉移支付系統和利益轉交系統以實現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援,也體現了中央-地方關係中這種行政委託-代理和指揮-服從關係的性質。

需要強調的是,行政強力所指涉的物件只是那些跨層級的公共事務。換言之,凡屬某一個層級範圍內的公共事項,皆由該層級的自治共同體自行處理(過去那種“每 級政府都管所有事情”的現象不應再繼續下去)。行政強力也不僅僅存在於中央政府對省政府的關係中;任何一級政府對它的下一級政府,在跨層級公共事務範圍 內,都應該享有這種行政強力。

這樣,在加進了“適度集中”這層制度安排後,“分級自治”實際意味著:每一層級的自治都只負責治理本層級內的公共事務,它的行政機構同時接受上一級行政機 關的委託完成與本層級有關而又超出本層級的公共事務,還要對下一層級內發生、但涉及本層級的公共事務負行政監督、指導之責。也可以這樣來表述“雙軌共和 制”下各級行政機關的性質:省、州(地、市)、縣三級政府作為行政機關,都擔負著雙重任務。首先是自治範圍內的任務,包括完成地方民權委託處理本級自治區 域內的公共事務和對下一級自治機構完成跨層級公共事項的行政監督,在這兩個方面,行政機構都將對本級自治機構的選民和代議機構負責。另一項任務是接受上一 級行政機關的委託,完成在本自治區域發生但超出本自治區域範圍的公共事務。在完成這項任務時,政府是對上一級行政機關負責。議會裏可以扯皮,行政上不能扯 皮。各層級議會間並不存在誰服從誰的問題,它們都是民意的代表機構;各層級政府作為行政機構在處理跨層級公共事務時卻必須有一個上下級的委託-代理和指揮 -服從關係。這就是“雙軌共和制”的基本精神:既強調自治,也強調集中。自治以加強民權,建設發達的地方政治;集中以化解矛盾,成就完善的大國治理。未來 的中央政府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設立參、眾兩院制度,對全國選民負責。這樣,在源頭上就最終確立了“適度集中”的合法性依據。

關於自治的“多種形態”

前文已經指出,所謂自治的“多種形態”,除了民權基礎上產生的自治之多元性的一般含義外,筆者主要指由於歷史-政治原因形成的幾類特殊地區在自治問題上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首先是民族地區的區域自治問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除漢族外,還有50幾個人數較少的其他民族。這些民族的人口總和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約6%,但居住地 域面積卻達全國領土的64%。顯然,處理好民族區域自治,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全局問題。歷史上漢族與各民族的關係源遠流長,錯綜複雜,有戰有和,共同走 過了多少個世紀光陰。儘管近百年來民族融合在大部分地區發展迅速,但仍有一些民族保留著鮮明的宗教傳統與文化特色。如何在現代文明和民主制度框架內理順漢 民族和其他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理順中央政府和民族區域自治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至今並沒有解決。西藏就是一個典型例子。20世紀50年代初,剛剛 建立的共產黨北京中央政府曾制定並實行了較為審慎的西藏“和平解放”政策,但1959年發生西藏“叛亂”和“平叛”、達賴喇嘛出走、西藏轉行激進的“民主 改革”後,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工程對雪域高原的藏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為了挽回這種破壞造成的惡劣影響,中央政府20多年來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西藏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問題,西藏的人權狀況受到全世 界的關注。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是尊重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傳統,落實藏區政治上的高度自治。年已七旬的達賴喇嘛近來在國外不斷重申不尋求西藏獨立,只希望西藏 享有更高度的自治。他甚至表示“倘若我們不再是難民且能生活在民主的西藏,則我不認為在我過世後應該要有繼承人”。  筆者相信,西藏問題在憲政民主框架內的解決,將為中國境內漢、藏兩大民族的和睦相處和共同發展創造真正的前提,藏區的自治也將為其他民族地區的自治提供 有益借鑒。

第二類特殊地區指港、澳。這兩個地方在近代皆有外人佔領並實施治理的殖民歷史。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門回歸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均規定港、澳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港、澳甚至擁有超出聯邦制 國家的州政府的某些權力,比如貨幣發行權、獨立徵稅權和某種程度上的外交權。在未來的中國憲政國家結構中,港、澳地區的高度自治將真正予以兌現。至於兩個 基本法中所說的“一國兩制”,由於中國憲政民主制度的最終確立,這個提法也將自然失去意義。

第三類地區則指臺灣。臺灣與港、澳問題不同,它是中國內戰的產物。國共兩党的武力紛爭導致主權的分裂,在海峽兩岸有兩個政權都宣稱自己代表中國。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沒有結束這種紛爭,因為兩個政權的分立仍然是事實。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方面的兩大變化 令人矚目:一個是臺灣實現了政治民主化,在建設一個憲政民主體制方面,臺灣遠遠走在了大陸的前面;再一個是“台獨”傾向的增長,這種增長給兩岸關係和台海 和平帶來了新的挑戰性因素。從根本上講,台海目前的對峙不符合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正如吳稼祥所指出的:“兩岸花錢買外交,也花錢買軍火,花掉的是兩岸人民 的福祉,買來的是兩岸人民的相互仇恨和可能的毀滅。”  統一才是兩岸最好的選擇,這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統一?我以為,從大陸方面說,改變現行政體的專制性質,實現實質意義上的民主憲政改革,才 是為兩岸統一創造了真正的前提條件。在一個共同的憲政民主框架內,兩岸究竟是以何種具體形式完成統一大業(“邦聯”、“聯邦”還是本文“雙軌共和制”意義 內的自治體建構),都可以商量,可以從容設計。只要憲政民主的大原則確定下來了,其他問題相信都不難解決。近來臺灣各在野黨紛紛組團訪問大陸,增進了兩岸 之間的對話、溝通,是一件好事情。當然,也不排除台海形勢向更危險的境況演化的可能。還是那句話,要遏制臺灣島上的“台獨”傾向,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關 鍵。只有在大陸開始了真正的憲政民主制度轉型的情況下,臺灣與祖國大陸和平統一才會獲得強有力的民意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法統之爭, 也才會找到化解的出路。可以想像,統一後的中國不管採用什麼樣的“國號”――比如,可以仍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臺灣方面接受的話;也可以借鑒吳稼 祥的提法,改稱“中華第三共和國”,以示對“中華民國”(中華第一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第二共和國)的繼承――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單位在國家 憲政結構中都將保留一個比較特殊的地位。如果它是雙軌共和制下的一個自治體,那麼在較長時間內,臺灣的自治在法律上有可能擁有更多的“特權”(甚至比港澳 擁有更廣泛的自治權力)。從歷史角度看,這是一種必要的過渡。什麼時候臺灣的自治不再需要這種“特權”,就將意味著20世紀中國國家分裂這段歷史被徹底翻 了過去,中國的憲政民主體制也走向完全成熟了。這當然是我們大家都盼望的那一天。

(本文作於2005年7月底至8月初)

評香港政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

In 讀後感 on 十二月 25, 2008 at 4:36 pm

1.    文中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香港不乏有識之仕, 他們也沒有啞了起來. 何以現在香港不能把這些聲音容入體制, 停留於 “唔做唔錯, 少做少錯, 多做多錯” 的階段?

2.    “包機事件”是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以思考這個問題. 報紙如是說: “港府先是錯判形勢,認為沒有需要派包機接載滯留港人,令人大失所望;即使在澳門、內地政府實施包機行動之後,港府仍固執己見,不肯認錯,還以當地機場設 施不足、包機審批需時為理由,解釋不包機的原因,擺出一副愛莫能助的姿態。港府似乎認為憑這些「大條道理」足以化解市民的不滿和指摘。” (星島日報, 2008-12-01); 然後 “泰國反政府示威者上周一開始佔據曼谷機場,導致大批港人旅客滯留當地,正當各界批評港府沒有效法內地及澳門包機前往接載港人返港的同時,一對港人夫婦昨 凌晨由曼谷包車通宵趕往布吉乘機返港途中,發生交通意外,導致夫死妻輕傷。意外發生後,港府昨日突然宣布一連兩日包機前往芭堤雅接載港人返港,拒絕就事件 道歉,強調包機與意外無關,但各界均直斥當局反應遲緩,要「死了人才解決到問題」。” (經濟日報, 2008-12-02)

3.    這件事可先讓我們了解香港的政府運作能力 (government capacity), 作為解答問題的第一步. “包機事件”在常人而言其實是令人費解的一件事: 其白痴程度令人相當費解聰明的AO才智去了哪裡. 遇上別國內亂, 而且有香港人身在該國, 政府出手協助也是常情, 這也許正是 “服務市民” 的原意; 然政府在香港人為自身安全焦慮之時, 官員說: “因為程序不合, 政府不會包機接載, 由航空公司自行安排會更好”. 政府的 “市場萬歲” 思維可謂堅持到底.

4.    但是若然提到 “官僚作風”, 剛才的動作就會變得異常合理. 曾經在一個關於公務員入職試的工作坊聽到政府文化的一二事: 倘若見到文件有二十個錯, 改兩個已經足夠; 因為另外十八個錯積存已久. 有有為之仕看不過眼, 把所有錯都改過來, 結果得罪官僚同儕, 被調往沙頭角. 可以看到, 官僚行事最大動力, 不是外間發生的問題, 而是對程序, 規例, 昔日案例的緊緊跟從. 一旦遇上一件新事, 因為沒有昔日案例可以跟從, 結果官僚便沒有積極誘因用以往沒有見過的方法處理那件新事. AO的風格也同出一徹. 那天, 亦聽說AO的Role Model就是孫明楊. 他的看家本領就是面對程序舊案例說不了的就耍太極, 說一堆比 “我阿媽係女人” 更缺乏內容的話語以應付. 令人難忘的是, AO體制就像一部碎肉機, 把最優秀最 “醒目” 最 能言善辯的人轉化為一部部人肉錄音機, 這真是一個奇蹟, 這就是“官僚作風”的威力.

5. 政府運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 意指處理社會千變萬化問題的能力. “按本子辦事 “的態度會令其解難能力下降, 因為它只看眼過去, 只詳細了解過往的社會進程, 然後錯誤預設將來的社會變化萬變不離其中. 問題是若然社會轉變, 人的行為變化有這麼一個清晰的特定模式, “發展研究” 不會成為一個學科, 當中的議題不會令學者辯論了幾十年. “本土論述” 的產生就是一例– 清拆皇后碼頭惹來強料反對相信不是政府你我可以預料的事: 素來香港作為無根的浮城, 再加上全球化鼓勵大家洗更多的錢, 每天六點新聞前播國歌提提大家有個偉大祖國, 是中國人而非香港人, 這種重視過往痕跡集體回憶如此沒有市場價值的本土論述照理沒多大可能會出現; 但是它出現了, 說明社會發展就是有這樣一個不確定性. “官僚作風”盛行正正令政府在此當前抱緊以上那個錯誤預設, 以不變應付萬變, 成為政府運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的絆腳石. 結果, 政府連什麼時候應該安排一架客機也出現困難.

6.    文中提及呂大樂, 沈旭暉等說的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用新角度,新思維看刻下問題:例如看市場運作不能只聚焦內裡運作,因為外在的社會文化會對其有一種無形影響; 所謂國際大都會內涵為何,要重新思考, 因為世界不同了.只是一旦談 “新”,現在的政府無能為力,因為操作的人員不想,因為有“官僚作風”然後有低政府運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難以把 “新”的東西嵌入體制內.

7.    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開始變得似層相識:政府反應慢半拍.曾幾何時,這是用來形容老董管治風格的話語.現在這話語又開始流行.有趣的是,兩位特首風格全然不 同:一個好高望遠,一個不說將來而講現在之實際,但最後二人殊途同歸.為什麼?原因不只在特首一人,政府內部欠缺動力不斷求變也是問題. 簡言之,一潭死 水可以比喻現在的政府運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

8.    若然現在的政府運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只是一潭死水,誰回應知識的呼喚這個問題便昭然若揭: 那便是自求多福, 很依賴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能否看清問題, 然後統一力量成為強有力的外力令死水泛起漣漪. 不過, 這只是短期的解決方案, 長遠計, 我們需要的是政府公務員改革, 改變死水文化, 增加政府機動力以致政府運作能力(government capacity), 那才是根本.

9.    問題是, 如何可以誘使這一改革的來臨. 可能的方法有兩個: 一. 香港情況壞得不能再壞, 然後作為internal shock令政府狠下決心一改頹風勵精圖治; 二. 民主化得以實現, 準政府舵手像奧巴馬般打改革旗號提出公務員改革方案引來選票. 不過, 第二條路還是路遙遙.

 

幾點補充

1. 是否官僚一貫如是?總的輪廓可以說是差不多, 但還是有程度之分. 有一天聽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演講, 與香港高官相比, 他少了一點耍太極, 多了思維清晰. 也許有人會說, 新加坡是國家, 香港是城市, 難以比較. 也許吧, 但是真不能比較嗎? 兩個政府同樣是密封式政府不靠民選, 為什麼前者對政策路向多了點肯定, 看得遠點; 而後者的話語愈玄愈好? 我說的有程度之分, 指的就是官僚體制中的改變適應動力高與低.

2. 關於官僚改革, 我現在的想法還是粗糙的. 緊依程序, 好處是可以使政策執行不受政權更替影響, 確保其穩定性. 但至少, 距離政策制定核心的官僚不能維持如此的惰性, 這裡指的是AO.

3. 公民社會這部份, 的確不能忽略. 要社會進行改變, 政府能力要變, 公民社會亦然. 可以說, 本文話只說了一半, 原因還在想公民社會的問題. 初步的想法是現在的公民社會問題有幾個: 1. 訴求流於口號, 當中論證相當粗疏, 什至骨子裡與政府想法不相伯仲. 例如對解決貧困態度, 雖然有很多人指責政府不理窮人, 但一旦說提高稅收以改善福利政策, 反對的人又會多的是, 支持政府的低稅政策. 2. 欠缺統一力量整合民間意見, 令其聲音散落, 各說各話, 流於游擊, 令政府疲於奔命, 還得繼續當沙包. 因此政府急著解決民怨,根本沒有時間作成效需時的大改動


廣耳

梁啟智﹕誰回應知識的呼喚

(明報)126 星期六 05:05

【明 報專訊】雷曼兄弟於9月中申請破產保護的時候,輿論大都集中於眼前的危機。筆者104日於本版初提出要「把金融危機放進經濟哲學的脈絡當中思 考」,來「一場香港經濟前途的大辯論」。兩個月來,幸得編輯廢神盡心,覓來了一篇又一篇分析政治經濟前因後果的文章。既是期末考試的時間,我們何不溫故知 新,看看學到了些什麼?

先看金融海嘯的成因。趙耀華認為(1029日)市場監管不足的問題,並不止於個別的衍生產品,而是當「把市場看 成上帝」被奉為金科玉律後,各種的 管制便因為被視為政府干預而必須放寬。對此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許寶強(113日)強調其階級特質,指出這經濟哲學的最終目的,實是「一系列嘗試把財富從 低收入社群轉移到富裕社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

然而貧富的差距不可能無限擴張。林本利指出(123日)當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 中,他們對回報的期望會愈來愈高,會只問股價升跌而「不理會公司 的實質投資價值和業務情况」,結果「長線投資便變成短線炒賣」,泡沫經濟由此而起。但是當泡沫一旦爆破,便整個經濟都會陷入蕭條,人人都會受害。引用葉蔭 聰的說法(106日),是資本家於環境好時就「盡量賺錢放進自己的口袋」,環境壞時就「叫大家來一起分擔風險」。

上述的論者都沒有把所 有責任推在個別的銀行、投資者、官員或監管基構,而是要把問題放在全球的尺度來考量。呂大樂明言(1117日)把問題歸咎個 人的貪婪是「差勁的解釋」,而該分析現實中的市場如何「嵌入在社會制度之內」。正如陳建民所說(121日),我們該反省現行資本主義的運作,是基於生產 過剩而需要虛假需求來推動消費,結果除帶來信貸危機,還在「侵蝕我們的生態系統、社區和文化」。也就是說,面前的金融海嘯只是冰山一角。

於這些宏觀的考量,則不難理解為何健吾認為(1122日)香港需要的「不是靠一人多花一元五角,而是要重新思考香港經濟的發展」。畢竟,反省資 本主義是世界大勢所趨,香港不可能白白錯過。就連甚少談及香港政治的沈旭暉,也警告沒有「全球在地化」遠景的香港,下場將會和威尼斯一樣,變成昔日的全球 金融中心,「徹底退出歷史舞台」(1020日)。

知識界介入未改變政壇焦點

回顧過去兩個月來,共有20多篇的相關評論在本報論壇版刊出,許多都力竭聲嘶提出要長線思考。這些文章條理明晰深入淺出,只要是一個像樣的大學生也肯定會讀得懂。然而花了這麼多的油墨和版面後,政壇的焦點有沒有因知識的介入而轉變?

有。一點兒也沒有。兩個月前政客關心的是雷曼投資者,接下來是生果金,今天的熱門題目變成了消費券,我們還是逃不過新聞周期的勞役。筆者相信這些 議題都十分重要,只是當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於眼前的爭端,追訪那些在鏡頭前放聲大罵的「苦主」(如果不是富豪婚禮的話),又有誰注意到世界的巨變?

政壇集體失語 社會環境使然

我們可以在這兒多寫百篇文章,卻不等於香港就能鳳凰湼盤。什麼新政點子,不能靠一時三刻從立法會 文件中湊合出來,也不能靠網上討論區的無責任腦震盪,而需要長時期的政策研究來支持。套用上述的宏觀視野,今天政壇的集體失語,並不是個別政黨或議員的問題,實是社會環境所使然。當大學校園內的流行政治術語是掟蕉而不是階級分析,或者就暗示了危機所在。

筆者很想寫一個快樂結尾,然而只要高官權貴繼續他們的近親繁殖,議員名嘴繼續只求其口舌之快,政府官僚繼續「社會問題,當然行政技術問題處理」……只要社會繼續不尊重知識,則金融危機仍會不斷重來,直到香港真的變成了威尼斯為止。

可以睇下

1.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Capacity for Policy Development

2.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the Hong Kong Civil Service

3. 張炳良:新加坡模式對香港政治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