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本為中大學生會活動su cafe而作，刪節版將刊於不日發行的《幹事匯報》，現將原文轉載於此。)
訪談之中，談到女工合作社上一次續約。當年他是范克廉樓服務單位管理委員會的 主席，正要處理這項申請。說到這件事，他氣不打一處來。「當年寫了很多文、講了很多道理，用了很多時間，搞到好煩。有很多來自校方高層的壓力。」但最後總 是成功吧，我想。於是便進一步追問當時是如何成功，想試試復刻那段歷史。「無呀，我向學校寫了封信。話到底決定權是在委員會還是在校方? 如果在委員會，你們就別管那麼多; 如果是在校方，那我辭職。」嘩。
但陳教授卻沒有一絲自豪。「續約之後我還是辭職了。我不想浪費時間，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訪問完結後，路過女工。他指指門外的人龍:「你們應該拍下照片，看看同學多喜歡女工。」當年已經在中大的女工，有認得出陳教授的，說:「好耐冇見啦陳sir!」
第一次SU café 在毛毛細雨中開始。陳健民教授既是專門研究公民社會的學者，也是學生會的前輩。他會怎樣看大學生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近三小時的暢談中，過去、現在、將來不斷穿插，勾勒出他心中的大學生的形象。你未必會認同他的分析，但卻不難看出他對社會的熱忱。
大學生的責任
確是很久沒來了。
由於之前八號風球，訪談被迫改為這天，於是一切安排都很混亂。宣傳啦、安排地點啦，在都還未準備好的時候，陳教授就輕裝下來了。我一時手忙腳亂: 對方可是對公共空間、咖啡館文化深有研究的學者呀。如此不堪的安排，還冠以「cafe」之名，可會令他哭笑不得?
不管了。作為第十一屆的外務秘書、我們的超級老鬼，訪談的暖場，還是先談學生會。談談當年反對四改三的大罷課 (現在又開始三改四了，嗯，歷史真的是飄忽而吊詭)、頂撞當年的校長，他不時仍哈哈大笑。想起當年，他依然自豪。「有很多東西是課堂上學不到的。當然也不能不讀書，我便當自己讀多人家幾個credits」他笑說。
學生會向來被視為偏激、走得太遠。是對是錯耶? 這就牽涉到，到底大學生有沒有責任關心社會、大學生在社會的角色是甚麼了。
「當然係為最邊緣的群體行動啦。」竟然是一個學生組織中人常有的答案，我還以為會有很高深的學理。為什麼? 「因為無包袱嘛。今年做完，下年就走，勝在咩都唔駛怕。」竟然係咁。
「真係好緊要的。」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以為然。「離開了學校，就會有很多包袱。我都有好多事看不過眼、好多話想說，好多事想做，但我有更重要的計劃，我的時間要花在最有意義的事上，那有時就不得不忍讓。譬如說，我現在在大陸搞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協助大陸的NGO (編按: 非政府組織)發展。策略上我有好多話不能亂講，但學生會在爭取公義上，就沒有這個包袱。」
這是在優勢一方面說。有說，大學生的在社會角色，隨著政黨、壓力團體的興起，已經不再重要。他卻認為，這更突顯了大學生為邊緣社群發聲的重要。「邊緣社群是小眾，無權無勢無名無利。他們的權益，若大學生不去幫忙爭取，政黨為用最少資源爭取最多選票，自然更不會去爭取。」
「好在仲有大家」
大學生的責任—聽來好絕望。別說一般大學生。就是學生組織，近年來也危機重重，大有「成事不足」的感覺。陳健民卻不這麼看。「譬如保樹立人，我就好appreciate同學做的一切。我地已經冇精力同那團火去做，但同學仍然有。對那幾棵樹我也有很深的感情，最後它們沒有被斬，我真係好感激。」
在訪談中，我們幾次說到大學生影響力減退時，他總用這個例子來說明一切仍有希望。換個角度看，大抵近年只有這件事算是既成功又得人支持吧。當然，事件的確也有其劃時代的意義。日後在天星皇后抗爭的一群，也就是把「保育」變成重要議題的人，都在這場運動中有其身影。
「當然，不同時代的人會有不同的關注點。」陳教授補充。當年，所謂的環保、保育的議題，就並不在他們的關注之中。也許，我們應該敢於用自己的視角，去關注社會。
觀點轉移
如果說大學生的角色開始轉淡，是因為大學生愈來愈難組織起來; 愈來愈難組織起來，是因為愈來愈少人流連在大學; 愈來愈少人流連在大學，是因為對自己的大學並沒有強烈的認同; 那麼，用一個社會學的視角，就必定要去到解釋為什麼大學生們會缺少的對大學的認同。
「社會學有一個叫同質化，isomerism的現象。即是說，一個社會內的不同群體，共同向同一個權力靠攏，卒之漸漸把各自的特色磨平。」他說。「因此，政府的大學資助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各間大學因此都向同一標準爭逐，各自的特色就漸漸被磨平，因此我們對自己身為一個中大人的身份認同是弱的，正如其他大學的大學生對自己的大學一樣。」
但我會問，那麼，我們曾經想像過的有理想有遠景的所謂「大學」，又是否真的存在過? 政府支助不是始於今日。即使把其放入整個商業社會來理解，以大學商業化作為原因。但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又不是今天才存在的。我們想望的其他國家號稱更有特色更具傳統的大學，又何嘗不是處在一個金錢至上的商業社會?
耶魯的書本歲月
「那時我在耶魯讀書。耶魯大學其實不是一所歷史太悠久的大學。」陳教授說。他在訪談時不時談起耶魯大學，而每次談耶魯，他就必定會談到那裡的讀書氣氛。據他的描述，耶魯大學的所作所為近乎矯揉造作: 為了令校園更有歷史感，很多房舍都故意用磚頭起。為了令那些磚頭更有歷史悠久的殘破感，耶魯方面甚至把磚頭先埋在地好一陣子才拿來用。連窗也故意弄破，裝成日久失修的樣子。
「這是為了提高校園的學習氣氛。不是造假，人家講明的。」他笑說。「那裡有一座專門收藏古本書的大樓，那些書全都鎖在玻璃櫃裡，同學都不能拿來看。那大樓有一個裝置，就是一旦起火，就可以立即抽走內裡的所有空氣，以免書本被燒著。」
但中大卻連一間書店也養不起(註1)，他不無憤慨。
「我好失望。堂堂一間大學，竟然一間書店都不能生存。我寫了一篇文貼在下面。中大經常都話自己係國際級大學，我看還差很遠。別說英美，就是台灣，一間大學都已經有幾間以至十幾間書店。」
角色與框架–放在最後的導讀
大學生在「公民社會」內的「角色」，談的是一個社會定位的問題。其實問題本身就包含了部分答案: 這是以一個社會學的方向，或，其中一個社會學派的方向，去定位社會上的一個群體。談的是大學生的角色，實際上是在勾勒在陳健民心目中的社會應有的框架下，大學生應有的角色。透過他心目中的大學生的形象，我們隱隱可以勾劃他對社會的想像。
事實上，這一切都可以質疑: 「公民社會」只是一套社理解下的某種社會群落的集體定義。所謂的定位、角色，前提都是我們真的相信有這麼一套社會框架的存在。然後，我們才能在框架中，找尋我們的位置。
於是，在談大學生的角色，其實陳教授就是在用一套他想像中應有的社會想像，去批判現有的社會現實，或，一般人的社會想像。
記得之前曾聽聞過一本書，是說哈佛大學的前校長狼批時任校長把大學當商業來辦。陳教授批判的，也許既是人文精神的失落，也是資本主義的高漲? 因為人文精神的失落，我們不再重視歷史、不再重視文化，不再重視人與人的互相理解以構成群體的重要性。因為資本主義的高漲，一切都只能化成數字和錢。市場制度把我們的一切社會關係都打破，卻代之以一個無孔不入的向金錢的全面依賴。
這是兩個稍微不同，但又是互相關係的問題。不是學術討論，這也不是學術論文，難以繼續拆解。而這種討論，也甚至已逸出了社會學，而涉及社會哲學的問題了。
我們細味他的種種見解，便可以串連出一個他的理想社會圖象。我們未必要認同，卻不難發現，他在這背後的堅定的熱誠和盼望。
後記: 訪問完畢，和他參觀了現在的學生會會室。在他的年代，范克廉樓還未改建，不是這個樣子的，因此不太算是故地重遊。惟一令他有點回憶的，是一幅畫。
「這幅畫很重要，一定要保留住呀。」他指著名畫家方蘇的一幅畫魯迅的畫。「好像是三中送給十中的畫，在學生會很有歷史意義的。永不休戰嘛。」
是的，那幅代代相傳的畫，名叫《永不休戰》。
文: 基斯，依然酷愛比卡超烏托邦的火星人。近來變得古惑，喜歡一稿兩投，無視知識產權。
註1: 也許你也不知道，李慧珍樓的新思維書店，已經悄悄摺埋了。甚麼?你未聽過? 唉算啦咁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