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你是道家信徒嗎？

雖然從菜園村、 觀塘重建等事例中看到，城市的發展仍然建立在遷拆與重建之上，要說數年來公民社會對保育議題的努力白費了心機，又未免過於灰心。至少我們可以從本年度的 《施政報告》中發現，政府已開始認同城市發展之餘需要進行保育。但之所以民間繼續憤怒，官員繼續重建，在於官員們至今仍無法理解重建保育時為何要考慮民間 訴求──從鄭汝樺局長多次偷偷的、突發的巡視菜園村，便知道官員對民間訴求的恐懼。而今次《施政報告》，正將這種思維示範得淋漓盡致。   我 想，再去評斷《施政報告》空洞無物已是多言了，空洞皆因內容抽空得毫無挑剔之處，缺乏具體方向。正如毛澤東大躍進時誰都以為鋼的產量要翻一番是好的，哪怕 是把家裏的鍋都拿出來燒成廢鐵，仍可說得冠冕堂皇。報告建議將中環碼頭用地及中環街市打造成「集消閒、休憩、文化於一地的臨海公共空間」確很吸引，但內容 全是從上而下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一旦與民間觀點不同，仍然缺乏機制去反映解決。 迴避重建保育問題所在 況且在有限的綱領式內容中，仍能發現令人憂心的地方。報告論及中央書院遺址將「活化成創意文化地標……邀請團體或企業，提交營辦創意產業的建議書」，不禁讓人想起數碼港和北九龍裁判法院，有誰監察確保成為真正的創意產業，而非地產項目或學店？ 報告中囊括的建築物，都是政府擁有的建築物。不難猜想曾特首的用心，既然是政府的建築物，保育時便毋須考慮甚麼持份者的利益，更沒有所謂持份者的「抗爭」。由此可見，這樣的活化計畫務求安全至上，不想挑起社會大眾的反響──甚至不想大家說三道四。 但處理不同持份者的複雜權力關係，正是重建保育的難處所在。土地不一定是政府獨有的，居民在一處地方居住下來建立的感情、鄰舍關係，已經使該土地添了幾分地價以外的價值。曾特首以為光喊保育便可博取民間支持，根本沒有藍圖去妥善處理重建時的糾紛，是離開了重建問題的核心。 有否想過菜園村居民為何如此憤怒呢？是因為政府在收地時從來沒有讓村民做決定的打算，一紙條文便可以為所欲為。《施政報告》根本沒提及政府如何回應菜園村村民訴求、更沒有打算觸及觀塘重建該如何擺平其賠償問題。 政府角色應在民主決策 政 府彷彿假設收地是應然的，然後裏面複雜的權力關係可以自然解決。置重建戶於不理，又沒有機制解決民間訴求，就像莊子那種：「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 也。」，怪不得《施政報告》說小政府說得那麼振振有詞了。但政府本有在市場力量以外進行公正分配的角色，曾特首全沒有思考這方面的責任。 台灣高雄市處理保育重建比香港成熟多了，他們願意為每個保育個案成立委員會，廣邀民間社會、政府專家共商保育方案。剩下的便是講求委員會的民主性，以及是否有足夠權力，讓持份者進行民主規劃、決策。但試想即使菜園村居民的建議方案多達三個，鄭汝樺等官員依然繼續收地。那麼，即使有再多中西區活化計畫掩飾，政府在解決重建保育問題上，仍然沒走出與民間社會的對立面。 區諾軒 Roundtable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文章刊於2009-11-01星島日報)

從菜園村與五區總辭看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

五區總辭的大辯論令香港的政治討論出奇地熱鬧。自從社民連提出總辭的概念後，政治人物間固然是各有盤算互相過招，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實利的爭奪中刀光劍影; 知識界對總辭也是例必回應。學者如馬嶽、蔡子強、陳家洛、孔誥烽等都各有立場，網上對諸人的回應更見精彩，甚至不少年輕的政治系學生都加入戰團，討論總辭的得失與意義。一時間，討論似乎是前所未見的精彩，也是泛民內鮮有的策略大辯論。

菜園村的抗爭是應該載入香港社會運動史冊的一場運動。如果說天星、皇后事件對公共空間的爭取在大眾的理解之中不免落入歷史保育的陳舊概念之中，菜園村的抗爭則可算是理論和實踐都得充分成熟的真正的「新社會運動」。從理論上，在其一系列訴求、文宣和對政府的文件中，對生活空間的爭逐正式重構了整個知識體系，政治、經濟、文化的知識應用從空間的視角得到重構，而且能毫不抽象地結合到最具體的訴求和原因之上。這自然是脫胎自天星、皇后以降一系列和市區重建相關的抗爭，但理論上更完整。實踐上菜園村也是一個遠為少限制的空間，抗爭諸人和菜園村的村民一同生活一同抗爭互相教育，既有天星、皇后的影子，也遠為強韌多元。菜園村運動對網絡動員和宣傳的技巧也已經很成熟。

互相缺席的啟示

列舉這兩件近來的大事，是想指出甚麼呢? 我想，最值得玩味的並不只是兩件事件的本身，而是這件很大程度上時間上重疊、內容均充滿政治性的事件，竟然可以在公共討論中幾近完全毫不相干。明明抗爭和總辭討論就在同時發生，但卻互相消失在對方的討論之中。

菜園村的一班運動者暫不過問香港的民主進程這尚且可以理解為分身不暇 (事實上同一班人也有文章回應總辭問題，只是沒有扣連到兩件事)。但我認為至少在五區總辭的討論之中，竟然沒有探討菜園村的運動，其實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爭取到普選之後，到底菜園村事件的發展，還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如果會，那我們在爭取的，到底是甚麼?　如果不會，又是在哪方面解決?

這其實涉及到的，就是一個民主的價值的問題。菜園村事件的基本矛盾，就是到底政府和經濟權貴，有沒有權利剝奪小市民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又有沒有權力抵抗一種高度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只要把視點放回最基本的個人生活之上，我們便不難發現，香港的城市生活模式其實是極有問題的。人人都要沒天沒地的長時間工作，欠缺閒暇，社會也嚴重的單元化，稍為不同於主流的生活模式，都沒有生存的經濟基礎，簡單來說就是「理想不能搵食」，但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會默認一種「理想不能搵食」的思維，而且接受、不去想改變? 進一步的追問是: 有一天民主來到了，如果我的生活依然如一，九成人的人生都和今天一樣，我們又爭取來幹甚麼?

和民主相關的議題還包括人民規劃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空間是我們最切身的事，但為什麼我們的城市的規劃權力，長時期都落在大地產上和各大地產商傾斜的技術官僚之中? 為什麼我們不能參與規劃自己的社區? 為什麼我樓下應有甚麼商舖，是由領匯而不是由我來決定? 為什麼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永遠要向政府和地產商讓步，由他們決定我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方式? 但這些基層民主的討論，卻從來不曾出現在爭取普選的討論當中。甚至連最左翼宣稱權力歸於人民的社民連都不談。普選之後，我們可不可以爭取到這些最最基本的自由自主? 如果不能，領匯依然決定我的生活，技術官僚依然可以鏟平菜園村，爭取了普選，我又得到了甚麼?

「咩係民主o既意義? 不如問下……」

對!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泛民領袖們，從來都沒有告訴過我們的是，有了民主，到底我們可以得到了甚麼，又有甚麼東西是好了。當我九成的生活都不因民主運動而改變的時候，我自然沒有動機參與九成的民主運動。得來的，就是民主運動彷彿完全淪為泛民議員們的遊戲，而與一般人無關—又或者至少，我們爭取民主，從來不是因為民主派的帶領，而是恰巧他們被認為是民主派，形勢上至少他們是我們的敵人的敵人，無可奈何之下的一面反對派的旗幟。

我不敢說我所說的是代表大多數人的心理，但看著總辭討論和菜園村事件的互相缺席，則是具體而明確地顯示著政治菁英是如何地和社會運動脫節。談論五區總辭始終沒有落到民主的內容與意義之中，也就是沒有落到最具體的社會脈搏之中。

這是因為我們的公共討論中，從來沒有人把民主放到整個社會結構上理解。回顧歷史，成功的民主運動總是和人民所受到的壓迫扣連的。香港的民主運動卻沒有成功做到這一種扣連。我會認為這是同時在理論上和策略上的失敗。香港社會難道沒有存在著不公義和壓迫? 事實上基層一直都過著困苦的生活，但他們的困境和其社會改革的訴求卻從來沒有進入主流政治討論的場域，主流民主運動的領袖亦沒有主動作出扣連。

民主運動的領袖可能會反駁: 香港的社會其實很是富裕，而基層過的生活不止可以接受，而且只是少數; 出於有效的資源調配的思維，因此沒有把所以專注力投放在基層身上。且先不說到底上述講法有沒有他們沒有做好論述和教育工作的責任的成份。就算香港在過去的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真的舒緩的社會矛盾，但自金融海嘯之後，基層生活不特愈加困苦，社會亦事實上發生著階級的向下流動(註1)，具體如領匯、菜園村事件都反映著市民愈來愈醒覺到自己的生活是如何的被大商家宰制和感到不滿。但我們的民主領袖，又有沒有把握社會的脈搏來把民主運動扣連到社會改革之上? 社會民生向度在總辭的討論中完全缺席，正正就展示著香港的民主旗幟，內容是如何貧乏。

有人也許會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把本來不相干的政治和民生議題混淆。兩者是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們不能如此過份要求民主的領袖。如果我上面的分析和質問仍然不能顯示出兩者的扣連，那麼，看看當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又如何? 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早就在其三十年前的巨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就論證了自由主義和我們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關係密不可分。要確立一個由自由平等的公民組成的自由民主社會，就有必要在社會政策上作出調整，令在社會中最不幸的一群得到最多的來自國家和社會的支援。也就是說，政治自由的理論內部本身就擁有著要求社會改革的資源。我們未必同意羅爾斯的結論，但事實是不論是其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得提出民主制度在整個社會制度的框架下該如何建構，才能最好地確保人民擁有實質的自由和平等。(註2) 也就是說，社會改革從來都應該是民主運動—如果民主運動真的是為了人民的自由的話—的場域，不論在理論上還是歷史上都是。我們的民主領袖以至公共討論卻都沒有把社會改革的立場放入民主旗幟之內。

民主運動需要甚麼?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卻明顯是理論上和策略上雙雙的大失敗。因此，最明顯不過的是: 香港的民主運動若要突破現時支持者熱情減退的困局，就有必要重新整頓自己的論述，對社會局勢有更深的分析。這就涉及到民主派內部左/ 右派的整合。當然這似乎是不易的，尤其事實上香港的政黨都是面目模糊而欠缺對社會有獨立分析的派別，除去了民主議題，我們大抵不能分出民建聯和民主黨 (他們倒是自稱有九成政綱相同)、自由黨和公民黨的分別。而民主派內部的意識型態分歧，至少到現時為止筆者都看不到有整合成一個實質的綱領的可能。

但更可悲的是民主派領袖們都不見得有誠意討論。且先不說在這次五區總辭的爭論中完全沒有相關討論，即使是民間學者提出的意見，都不見得有動搖或改變到政黨領袖們的看法，那些看法可能甚至沒有進入過他們視線之內。對菜園村問題的完全無法回應只能反映他們完全和社會思潮的轉向脫節。如此下去，香港民主運動的弱點只會日益擴大。其實去不去總辭可能從來都不是重點。問題是: 總辭和民主之後，又如何? 若回答不到這個問題，就算有十次輝煌漂亮總辭動員戰，都救不了民主派的民望，更救不到民主運動的未來，我想。

文: 基斯

註1: 其中最好和詳盡的分析是中大學生會七月發出的《告香港市民書》宣言。之後的兩篇回應文章都很有意思。宣言可見: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而文章則在: http://www.hkdeclaration.blogspot.com/ 可找到。

註2: 事實上，政治哲學近三十年來的討論早就超越了冷戰格局下佛利民、海耶克一派自由/ 極權的簡單對立，香港的人物對政治理論的掌握和世界脫節了三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的又一大失敗。

總辭以後，還有什麼路可以走？

5區總辭的討論是悲情的，因為辭職好比把所有賭本跟中共拚了。它最讓人生畏的考慮是，若果泛民最後敗北，普選 便再沒有民意證明。然而日前形勢忽地一轉，公民黨 提出了總辭方案，像已解開一切民主運動的陰霾。但在公共討論裏面，他們先前提出的一切質疑，其實全部可以拿去再質疑自己一次：議題會被分化嗎？「變相公投」可「迫使」中央就範嗎？先旨聲明：筆者雖贊成總辭策略，但若因為形勢轉變而停止透過公共討論理順公投疑慮，是評論者的責任。

疑難一：時機選擇不當

社民連推出的總辭建議，乃對應年終政改諮詢而言，但公民黨的總辭藍圖，卻未得泛民共識，未開始談判，已退讓到2017年才普選。另一盲點是，為何 2011年才全體總辭？若曾特首聞訊即拒，等待1年不就沒意義嗎？戰線拖長的後果，便是儘管今天社會熱烈討論民主普選，難保數月後仍抱有相當氣氛。試拿任何1年「大事回顧」來看，1年之事何其多，普選議題被分化是可預想的事。

疑難二：泛民不是鐵板一塊

泛民全體總辭比5區總辭需要有更大的團結、承擔。惟當5區總辭尚未取得共識，又怎能確保全體泛民議員會跟大家「玩鋪勁」？素知泛民山頭林立，紮根不同位置，公民黨提出方案後，馮檢基 、何秀蘭 、梁耀忠提出質疑並不出奇。

泛民最終能否實質地提出彼此認同的策略，才是值得面對的問題。筆者理解現在只屬建議階段，但討論進程終須跳出空談框框。否則就與玩「大話骰」沒有分別：政團彼此為了不開底牌，按著不知實情的骰子叫價，到頭來如果團隊內有人根本沒總辭用心，又可會淪為互講大話，毋須負責的一場政治炒作？

害怕決戰的源頭

最奇怪的是，公民黨最害怕的贏輸問題，在決定總辭後像忽然勇氣大到可置之不理。但筆者認為，這牽涉到泛民對自身實力的根本了解。

回歸以來，民主派 有一種「失票症候群」，從來對自己的選票缺乏信心。每當要拿出選票對決，總要以哀兵的姿態告急，無論是陳太 補選，還是5區總辭，永遠預告著六四 定律會被中聯辦 的鐵票打破。倒不如我們別看民主派有沒有六成選票吧，看看建制派得票多少，即中聯辦統戰了多少票。2008年選舉，如果不計那些既非泛民又非建制的「搞局者」，除了新東、九東建制派得票逾42%，其他地方根本不過四成。在九西將民建聯 、梁美芬、田北辰 的票相加，他們只有近35%的選票，離50%還遠！

建制派沒一區能有過半勝算，那泛民究竟怕什麼？說到底，是我們隱隱感到，哪怕任何一區輸了民主議題，泛民已無立錐之地，因為，泛民一直無其他意識形態獨特之處讓市民支持。

再想想長毛 的一句話：「如果泛民政黨標榜有90%政策支持政府，那跟民建聯有何分別？」就算不支持政府，當黃毓民 一邊說一千蚊生果金是由社民連爭取，民建聯一樣可以到處掛上成功爭取生果金的橫額。事實上，民主派已在兩鐵合併 、領匯 上市、西九等議題「過」夠多支持票給政府了，但在野黨的角色本非如此，應是監察政府、提出反建議，以說服人民具素質準備執政。金融海嘯，市民未必最關心普選，反而是政黨能提出什麼濟世方案——已有四分之一年輕人失業了。但若朝野政黨政策如一，怎能說服群眾準備執政，讓更多民眾走進民主運動之中？

假使泛民早懂得站在建制派以外的位置開拓票源，就不怕決戰時拿不出選票。因為即使在補選給中共「河蟹」掉，仍存有實力繼續爭取民主。關信基教授在 1991年發表的《Power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一文說過，回歸後中共勢必為保「一國」角色不會輕易下放權力，故爭取普選路途艱難，但我們仍能夠透過完善《基本法 》「兩制」的灰色地帶，確保港人自治*。若公民黨諸君有考慮關主席的建議，現在應該不單在搞《樹木法》，而是草擬《政黨法》限制西環插手選舉；回國是港人權利，又為何只懂爭取台灣 免簽證，而不去關注沒有回鄉證的民主人士以致近來入境處 選擇性入境的問題呢？

連群眾工作都做不好，怪不得要年年害怕取不回六成選票。我想無論總辭成事與否，這才是泛民政黨需要正視的問題。永遠在危急關頭鑽空子，本錢既缺，多好的討論也是徒然。做好群眾工作，兩條腿走路，才能為民主作長線抗爭。

* 關教授另一建議是，我們應極力爭取大小政府委員會內決策民主，以求充權。這在泛民政策綱領裏，仍很匱乏。

區諾軒
作者是Roundtable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原文刊載於明報觀點版，19-09-2009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918/4/ealq.html

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甚麼

(編按: 本文是中大學生會的一篇評論文章，得中大學生會同意轉載，原文見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html)

早前，政府公佈大學生申請公屋的比率連續三年上升。這立即引來社會上那些手執話語權的評論員炮轟，說社會花大量資源栽培出來的大學生，居然不思長進，努力賺錢置業，成家立室，自己沒志向沒本事，又不想跟父母同住，便走去跟基層市民爭奪公屋的居住權。他們一是要求奢侈，二是沒出息，為滿足一己私慾浪費社會資源，簡直無恥（註１）。社會大眾似乎亦接受了把大學生和基層二元對立起來的講法，批評前者貴為天之驕子，居然鑽法律空子，侵害後者的權益。

有事業有家庭有樓甚至可能有車的評論家們，就這樣站在審判者的高度，跳過對香港社會實況的考量，把大學生申請公屋化約為一撮年青人自己不濟事的問題。大學生是沒有話語權的一群，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精力去辯解。於是整件事的政治經濟脈絡、其背後的宏觀社會意義，都沒有好好地為公眾所討論，就被直接跳過，大家只留下大學生年青人沒出息的粗淺印象。

可是，問題根本就不是如此簡單。

如果我們把「公屋」「大學生」「基層」都放回香港具體的政治和經濟脈絡，一般人對它們的印象，只怕應大幅修改。我們不妨由一個問題開始：炮轟大學生的人們，他們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過的是一個怎樣的求學生活嗎？我們的社會不錯為教育放了很多錢，但這些錢都放到那兒去呢？對不起，這些錢咱們香港的學生似乎無福消受：學校用這筆錢來搶外地、內地尖子、為尖子起宿舍、打造國際排名、為排名而只知做外國人感興趣而和香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研究。特區政府不是要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嗎？錢都用到大學爭國際排名上去了。以致不少學系仍然紛紛開辦質素沒有保證費用高昂一手交錢一手取證書的副學位和碩士課程來幫補開支，而大學生的學費和貸款也沒有得到絲毫的減免。

而現今的大學生也不再只是來自於社會的上層家庭，大學學費開支對大部分學生來說依然都是沉重負擔。大學生要借錢讀書──不論是向政府還是向銀行──的不在少數。可惜的是三年苦讀，出來面對卻是文憑貶值，大學生的薪金愈見被壓低，一出學堂，就要即時為還債搏殺。

誰不知道公屋排期要很久？現在就申請，正是大學生在為未來籌謀。畢業後他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要依賴家中接濟嗎？家中父母都已年老；要自己獨立生活嗎？不幸他們身處的香港卻是世界上樓價和租金最高的地方之一。即使苦苦工作，三十歲大抵都別指望儲到足以向地產商進貢首期的錢。除了申請公屋，他們還可以怎樣？他們申請公屋，想早早使供了自己讀書二十年的父母可以早日休息，少點負擔；想早早開始過自立的生活，又有甚麼錯？

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甚麼？說明了的是，香港的生活形態已被極為扭曲，事實上社會人大部分人都不能或需要付出極多，才能為自己找一個家、過自力更生的生活。這已成了香港人的普遍生活真相。大學和大學教育早已在教育商品化的浪潮下變質，「大學生」這身份的意義也早己和一般人的浪漫想像相去甚遠。在如此的政治經濟格局下，大學生再沒有空間追求理想，大學教育亦只是職業訓練，而「大學生」的光環對青年在職場打滾的增值也並不多。結論是：香港的大學學位既沒有帶給他們才幹，也沒有為他們擴大優勢，而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還要為此付出高昂的費用。大學學位，對很多青年人來說，甚至已成了負資產。

而公屋對他們而言已不是所謂低下階層的象徵，而是在社會上的一根救命草。他們的學位和青春沒有為他們換來為自己置業、找一個家的可能，在未來幾近沒有任何希望的情況下，預先申請公屋便是沒有選擇中的最好選擇。香港的地價已高昂至一個地步，以至「教育」這一個本來應該促成階級流動的機制，已經完全失敗。入學時是窮等學生的到畢業時都依然是窮人，大學教育並不能獨力令到他們突破階級間的巨大不平等（註２），他們畢業後，依然連找一個「家」也負擔不來。因此，大學生申請公屋說明了的，與其是大學生不長進，倒不如說是香港的所謂階級流動、機會平等的神話，已完全坍塌，甚至逆向：大學的高昂開支令學生愈讀愈窮，社會卻沒有空間吸收這些人才，大學學位最終換來的，是階級向下流動，令大學畢業生加入基層大軍，一同向政府申請公屋。

被握著話語權的人忽略掉的是甚麼呢？他們只看到大學生要和基層爭利，卻沒有看到，大學生事實上是被逼和基層互相競爭。在大商家、大地產商因高昂的樓價和租金袋袋平安時，社會上更多更多的人卻承受著階級向下流動的苦況，被逼和更基層的人爭奪大商家飽啖之後剩下的極少資源。大學生找不到他們的家，反映的是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下，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人找不到他們的家；反映的是，香港的貧富懸殊正在惡化，金融海嘯更令這個情況加劇。香港的階級正走向兩極化，基層也許不再只是不幸的一少撮，而是我們大部分的人了。公屋也許確是為窮人而設，可是，我們的社會已愈來愈多人不敢說自己不是窮人了。

這一切，我們的評論家們，你們又看得到嗎？

註１：典型例子可參考葉鏗然《天之驕子住公屋　變相浪費公帑》中所引莊太量教授的批評，香港經濟日報，2009年7月9日。

註２：高地價政策的流弊、及其如何引致香港的巨大不平等，中大學生會已有分析，可見中大學生會《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告全港市民書》：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 及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html。

去社會脈絡的青年禁毒

轉貼自facebook群組: 尊重青年人！強烈抗議 校本(家長)自願(強逼學生)驗毒 建議！！！

「毒品」。政府和社會好像總看年青人不順眼，永遠要向青年人下手，彷彿所有年青人都是毫無自主性毫無理智毫無判斷可言的物體，由三歲到十八歲智商都會比我們現在的政府官員和區議員低，而且讀了那麼多年的書全是白過，連甚麼是好甚麼是不好都要所謂「大人」為他們作主。

我不知道這班人事實上有多久未真正地接觸過年青人，但我所看到的一切卻是，這些都不過是這班人的家長主義心態作祟而已。一位青年組織的負責人譏諷得好: 政府真的如此有才幹，何不花多點時間去打擊毒品的源頭? 政策的荒謬，其實人所共見，報章也多有指出，我亦不想在這裡談論。我想談的是，到底在這一場大龍鳳背後，反映出來的是甚麼。

事實上毒品問題一直存在，但明顯的是，那可以是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映，也可以是有關打擊犯罪的問題，但斷斷不是青年人的個人行為的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年青人要吸毒? 是不是我們的家庭結構、教育制度、或社會大環境出了問題? 所謂「青年人吸毒」，作為一個社會問題的反映，根本就只是果而不是因。如果只要作為表象的「青年人吸毒」消滅，其實有一個更直接的方法: 不如乾脆把所有十八歲以下的人殺掉好了。

正如我們不會接受把所有人都殺掉就算解決了問題，強制驗毒、派警犬巡街、關閉所有網吧等等用強制手段約束年青人行為的政策，就算真的成功禁毒，也解決不了引致青少年吸毒背後的一大串社會問題: 年青人的父母依然天天要為口奔馳，不能照顧兒女，年青人依然缺乏家庭的關愛、依然不能在社會上找到出路，依然只是認為教育制度只是對他而言充滿挫折。而這些，事實上才是我們的社會要關注和處理的問題。現在所做的一切，卻是把這些東西完全跳過。這事實上的效果便是，把本身社會應負的責任，都賴在年青人身上，彷彿家庭教育社會全都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年青人的行為不檢，所有的一切都是年青人的責任，只是年青人不知自愛，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社會的一切都沒有問題，我們都給了你們最好的社會，是你們自己不好，因此現在我要規管你。

香港的社會好!? 如果香港是一個好社會，我們就不會有世界上最大的貧富懸殊，我們就不會有一個中下層家庭雙親都要不斷工作才能糊口、變相把家庭關係撕裂的經濟制度。實話，有幾多的富家子弟、有幾多有幸福家庭的年青人，會走去濫藥? 誰不知道吸毒不好? 如果不是欠缺家庭溫暖和和同學師長的扶助，又有幾多人會去聯群結隊，去做些不良勾當，換回一點成功感和存在感? 可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只有有錢人才有資格過幸福生活，低下階層卻是連家庭是不是可以存在都成疑: 為了養家，有幾多家庭連一起坐下來吃一頓飯的機會都沒有。在如此家庭生活之下，又如何能有心機時間空間氣氛學習? 在考試主導的香港教育體制之下，讀不好書的人，除了被拋棄，還會有誰關心?

也因此，香港最成功的戒毒機構，叫正生書院。我實在看不出香港政府除了家長心態之外，有多少誠意處理所謂的「吸毒」問題: 他們有沒有想過正生為何會成功? 他們有沒有想過如何把「正生經驗」應用到社會層面，譬如，應用到教育制度的改革? 他們又沒有想到，為何正生可以給青年人家庭裡也給不了的關愛? 他們又有沒有想過，可以如何改變社會經濟環境，譬如限制工作時間、設定最低工資、甚至對全職照顧家庭的人，作出資助，令他們可以專心照料孩子? 沒有。他們甚至連正生想找個地方落腳，都想拒絕。

事實上，看到竟然有校長出來支持校本驗毒、有教育人士支持政府種種所謂「禁毒」政策，我是痛心: 難道把學生都當成疑犯、變相把社會的責任賴在青年人物上，就是教育的使命? 教育，難道就是「我要你點做你就點做，你要聽我的」，滿足這班人的家長心態嗎? 就是要完全服從打造現時這個不公平的社會建制的政、經權貴嗎?

他們從來不打算理解我們，整個禁毒大計，不過是一個把社會矛盾轉移的又一場戲，為的，就是把社會的失敗、這些政經權貴經營我們社會的失敗，委過於人。透過把問題看成個人問題，他們避過了社會的問題; 透過對下一代的規訓，他們想確立自己永遠正確、體制從來沒有錯的地位。

年青人是沒有權沒有勢的一群，我們沒有權力去反抗、去反駁。所以他們打壓我們。但問題卻不會因為打壓而消失，因此他們總看年青人不順眼。他們的竭斯底理，連荒謬政策都照樣出台、支持，正正反映的是，我們社會在他們手上，已經到了一個徹底失敗的地步。他們沒有方向，我們的社會，也沒有。

文: 基斯

模入侵書展的反思

今屆書展最受注目的一定不是新鮮出爐的書籍，又或是極具人氣的作家，而是新登場的模。由她們起初遭網民猛烈批評，被要求滾出香港書展，到現在真的要滾出──有個別模宣布退出書展。然後又有論者語帶同情說，其實她們也是受害者，她們所以讓人反感，是因為社會對她們有偏見，認為她們的露肉跟書展的氣質格格不入，有人說她們包裝得不夠好，要改進寫真的拍攝手法與美態，才能登書展大雅之堂。不過，在我看來，此等說法仍未觸及一個更核心更基礎的問題。大家對所謂容不下模的書展，其實有着怎樣的想像呢？

讓筆者嘗試推想大家的背後理念。香港市民的書展有其一套既定範式，十年前，當書展與漫畫節分家的時候，參展商都擔心生意大減，但人數沒有顯著減少之餘，收益還比往年多，加上從筆者翻查的報章訪問顯示，市民因少了輪候漫畫精品的漫畫迷，可專心購買文化書籍，故普遍歡迎分家。隨着大學出版社、內地書商加入，書展遂偏向「高質化」。如今一班市民反對模參展，大概循着這種「高質書展」的觀點出發，模庸俗又意淫，又怎能入侵這塊文化聖地呢？

香港缺乏書店街

在香港這文化沙漠裏面，書展彷彿是唯一殘存的綠洲。在外國，要買書是無須一年一度全城朝聖的，因為總會有一兩條書店街滿足需要。張彧暋兄早前發表的模文章，提及神保町的例子，就筆者理解，日本的古書店街形成，不少因毗鄰大學，積聚一群讀書人而形成，神保町以外較著名的還有早稻田和本鄉古書店街，分別鄰近早大、東大。神保町書店街的形成，應是從當初的明治、中央、專修大學的學生對法律課本需求殷切而逐漸興盛起來。在這些商店街寫真集氣息倒感覺不到，販賣古今書籍的店舖卻俯拾皆是。

話說回來，我們能夠看見香港任何一間大學附近有一條書店街嗎？甚至寬鬆點問，我城能夠看見一條像樣的書店街嗎？當連印喜帖的利東街都被剷走的時候，我們就發覺昂貴的土地是不容你進行集體有關文字的工作。有的讀者可能會想起西洋菜街，但書店都因為租貴搬到樓上去，你無法輕易尋訪。故此我們無須奇怪，為什麼有些人甘願像牛郎織女一樣，一年一度交入場費，才能在肩摩轂擊的人潮中花盡力氣翻書；而作者又被迫與明星同台簽名，既與讀者相見有限，又給明星叨盡了光。參展商為宣傳、賺錢，便賣最主流的書，務求在有限地方盡快散貨，也就別談什麼有品味、多元、小眾了。因為在香港這個資本至上的社會，時間、地方就是金錢，連一個讓讀者靜靜找尋書本、作者與讀者結緣的集散地也匱乏。

除了錢還有什麼可言？

抗議的市民就是在這種環境被培育出來。他們首先認同書展是神聖的，因為除書展能提供較為「高質」環境以外，我城別無他選，然後又不加思索地接受書展裏一切主流書籍、商業布置與趁墟式的散貨議程。市民希望模不要入侵書展，以保一點「書展文化」，在此看來，實在是一個非常低及可悲的要求。在此層面看，抗議的市民與模不是同樣可憐嗎？在徘徊於模的討論外，又或是責罵抗議市民如何不是，我們更應思考，是什麼弄得這個書展如此一塌糊塗。

其實，當我們看到一個提出小小異議的反模盟主，最終也被淪為新聞炒作的對象，答案就顯而易見，易見得讓人更悲觀。因為連傳媒考慮事件也只是從當事人有沒有新聞價值出發──這個社會除了錢還有什麼可言呢？這令我想起中大學生會《未來建言》中一句：「諸如黎智英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自由市場)在你們口中是烏托邦，它帶來的理應不只是溫飽生活，但為何活在香港這個經濟自由之都的人，總是處於壓力和憂慮中，一點也不自在呢？」

區諾軒

（原文載於香港商報，28-7-2009）

續談六四

還有一個關於六四很可愛的說法，那就是若然沒有學生聚集衝動幹傻事，根本沒有可能發生六四事件；天安門旁會有洗街車、貨車、單車、私家車駛過但斷不會是軍車坦克車。所以六四事件很複雜，不可只責怪政府。可愛程度有如說若然世界上沒有男人，避孕套的存在便相等於法國大餐。

但是這個說法有一點很是有趣，因為它提醒了我們，一直以來我們似乎只把焦點放在六月四號凌晨。好一點的，會把焦點延伸至胡耀邦逝世引來一大群悼念者的四月。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未能被解釋：「為什麼學生會這麼狂熱討論參與國事？ 即連香港學生也沒有那份狂熱。」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問題重要性等如零。不過，如果沒有搞清這個問題，我們可難以給六四定調，因為我們還「沒有弄清事實真相，不夠客觀」— 很多覺得六四難教的老師都是這樣埋怨的。

社會學家趙鼎新曾透過空間分析北京學生政治參與的激情。他指四月胡胡耀邦逝世時，同到天安門的政法、清華、北大等大學生大都是宿友。他們常在宿舍討論國家大事，因此可以說他們的政治動員力量已蘊釀了一段時間。而四月到天安門遊行的路線刻意繞過不同宿舍，在朋輩影響下，很快便聚了一堆人上街去。

是什麼原因令學生對政治的興趣那麼濃以致不斷在狹小的宿舍中討論？這可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若然我們說中國大陸是一個言論自由欠奉的地方，同時香港這個地方說明了要令政治冷感的學生忽然沸騰起來可不是易事，那份政治熱情便愈顯珍貴。

那要問究竟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回事。

查建英編的【八十年代】頁背的形容有這樣一句：「八十年代，人人都有激情，什麼激情呢，不是一般激情，是繼往開來的激情。」另外還有一句：「八十年代的高潮始於文化大革命。」這裡說的高潮可以從查建英訪談阿城的一段話略見端倪。「可在八十年代，這些人文知識份子也好，藝術家也好，實際上在話語權上是很中心很主流的。比如電視劇【河殤】」，那口氣多雄壯呵！李澤厚【美的歷程】當年是大暢銷書。再比如劉再復，據說那時候他一演講，講文體性啊二重性啊，就有上萬人去聽。你想那恨不得都是現在歌星出場的架式。朦朧詩人也有大批的追星族。」我知道什麼是「性」，對文體性二重性倒一曉不通，更不明白那上萬旁聽生是如何對這兩個外星詞語產生興趣。而在wikipedia打上了「河殤」，就會看到這句：「該片播出之後，除了在思想較為激進的青年學生中受到廣泛歡迎之外，更一度得到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共領導層的賞識，在中央電視台曾兩度重播，片集在校園引起「河殤熱」，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八十年代與文革的關連，在查建英與阿城的訪談中，有這樣的提及：八十年代是一個「表現期」，各種思潮的蘊釀其實貫穿整個七十年代，比如下鄉知青當中，各種交流相當活躍。另一位受訪者北島下為此了個註腳。他說更深的潛流是各種不同文化沙龍的出現。交換書籍把這些沙龍串在一起，當時流行的詞叫「跑書」。而地下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另一種關連可體現在八十年代的特徵。「它還是集體主義生活沿襲下來的這麼一種形態。所以當時提的問題不太個人化，都挺大的，考慮的都是有關民族的，國家命運的大事。」查建英如是說。

當時政府政制如不推波助瀾，還處於史太林模式每天上演恐怖劇的話，多大的激情也只會停留於蘊釀階段。一個不能不提的轉捩點就是文革末期鄧小平上台的一幕。當時毛的繼任人華國鋒在政治風格與個人外表方面，都極力模仿他的前任以顯示他繼任的合法性。為了得到權力，鄧小平用的策略就是淡化神化了的一人領導，打倒個人崇拜。要做到這點，就得利用群眾對文革以及毛時代批判的言論壓力。在鄧以及其盟友的明顯支持下，年輕的不同政見者十分活躍。著名的西單民主牆應運而生。1976年他們發起備受尊崇的「四五運動」，1978年初以大字報的形式再次出現於北京。1978年下半年，他們在北京市中心街道上多次舉行集會，內容除了批判，更有要求清除還在政治局中「毛主義者」，要求人權、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政治體制，響應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雖然在1979年，政府開始鎮壓這類民主訴求，並拘捕魏京生等人仕，但仍無礙打倒國家舵手個人崇拜的趨向。這個趨向在共和國的政策制定過程，特別是三峽工程，可見端倪。毛時代「朕即國家」說一就一的景象不復再，更多的時候國家舵手要做的是求共識。在這漸趨開放的脈絡下，到了1986年春季，鄧時代仍出現一個政治上相對寬鬆、思想上相對活躍、強調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時期。1986年11月，全國人大更通過了關於進行基層人大代表民主選舉的法律以對鄧提倡的「政治改革」作具體回應。這個回應引來了上海五萬名學生抗議，要求改善民主選舉質素。後來政府又再鎮壓拘捕。但到了1988年6月，河殤在中央電視台面世。這套電視劇相當大膽，它多次提到1919年，但對1949年卻不置一詞。除讚揚周恩來、鄧小平以及趙紫陽的「對外開放」外，河殤完全不提共產黨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國歷史。而後來這套電視就如上文所說令學生熱情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與發展。

簡括而言，文革蘊養的反思思潮，加上了政府的助瀾，促成了學生的政治熱情。

這篇文章做的事情是試圖勾劃出六四的脈絡(context)。有人可能會說，有需要扯得這樣遠來看六四嗎？有。除非我們能大聲肯定的說六四是偶一而發的意外，是學生突然有一天覺得食早餐太過沉悶想搞搞新意思絕食去，是解放軍坦克意外地經過天安門意外地遇上交通失事撞死了人，不然，我們定調六四之前，還該看學生的激情何來，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把目光放遠至八十年代來看六四，會發現如果沒有x就沒有y是一個荒謬的簡化說法。若然說如果學生不搞民運就不會有六四，是不是同樣也可以說如果偉大的鄧公不搞開放不說什麼社會主義民主上台之初不鼓動學生，就不會有學生民主運動？有人或會說，真天真，政府說的從來就說說就算，學生也太天真認真了。這種說法更為過癮，學生因為天真地信了謊言而賠了命，錯竟還是在學生身上，原來天真是死罪。自信自己客觀理性地定調六四的人，不妨想想自己有沒有簡化了事情，有沒有窄化了自己的視野。那些願意集體自殺的信徒就是因為信了教主簡化了的世界觀。

目光放遠至少有兩個意味。第一個意味在於歷史的可塑性。目光放遠的過程就如掘洞，掘得愈深發現愈多；因而聚焦六月四日那一日凌晨與聚焦八十年代來看八九民運所得出的判斷，結論因而定調可以很不同。前者會好像很有道理的把政府學生二分並跟你說解放軍也有死人，「客觀」點吧；後者會令人發現政府在民主運動中原來並不能置身事外。第二個意味在於正是因為歷史具有可塑性，不如1+1=2的算式黑白分明，我們更要把目光放遠，不要簡化六四至學生軍人各有死傷所以大家都有錯，要分清大事大非，即千錯萬錯也不如用坦克招待學生錯，然後在六四事件上爭取話語權；不只接收關於六四的定調，也要表達我們對六四的定調。這就是我們要記著六四的原因，不致於人民網在「歷史上的今天」六月四日漏掉了天安門事件我們也覺並無不妥。

延伸閱讀

80年代訪談錄 查建英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和國史, 莫里斯邁斯納
Lampton, “Water Politics”
Zhao, Dingxin 1998.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1493-529.

也談六四

        

 

             不能忘記六四其實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良知。良知不能用錢衡量，也不能用錢收買。如何平反六四當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底線是用暴力手段屠殺沒有使用暴力的學生是六四事件的最大過錯。你可以不認同這個說法，若然你覺得一旦有學生在維園對社會不公作出指控絕食抗議，同樣可以用熄燈用坦克車用機槍來招待他們。

 

        記得上年讀報，報導說中學生大多不知六四是什麼一回事。有的以為六四是五四的朋友，是年代久遠的遺物。有的還不曾對六四有耳濡目染的機會。那時很是驚訝，心中慨嘆往事竟是一縷煙。

        今年情況「好」多了。突然地，多了人重拾記憶，也多了人突然理性有critical thinking，總算令六四二十年不會冷清的過。愈來愈多的人大聲疾呼說六四是變壞了的罐頭沙甸魚，因為有人派錢同時有人等派錢，因為有外力入侵。另外一種備受寵幸的說法是我們現在悼念六四把事情變得政治化了，複雜化了，因為過去現在將來要緊的是經濟，準確一點說不是要緊，而是惟一要緊。而現在經濟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可以填飽了肚，什至可以富起來購買單位讓LV手袋安住，幹啥要花心神記著六四緊咬不放？ 看來很有說服力，於是令特首很有自信地說：「我就是香港，有奶就是娘，六四管來幹啥？」說時面不改容。

        簡括而言，不應把六四放在心頭的理由都與錢有關：一. 民運學生其實是很邪惡的短期工； 二. 賺錢才是黃道，有奶就是娘，其他事情若與賺錢無關，討論理會悼念與跟吹氣公仔談心一樣多餘無聊。

        先說第二點理由。我倒有興趣知道，官員、教師與家長有沒有膽量只教學生錢就是一切，有奶就是娘，而摒棄其他價值觀例如誠信公義公平正直，其他什麼全人公民德育教育。如果沒有，為什麼？不是說經濟凌駕一切嗎？

        如果真不該教授「有奶就是娘」以外的知識，那意味著的是我們都曾很天真很傻。為什麼我們會/要對南京大屠殺咬牙切齒？為什麼我們期望文化大革命得到平反？ 而偉大的祖國偉大的共產黨竟然也會花時間於八十年代初玩玩平反這玩意。試想想，如果錢就是我們要膜拜的神，而日本公司的工廠零售批發公司遍佈祖國，大力地幫「中國神話」一把，點燃那GDP那推進器又養活了不少人，我們對日本人不應有恨。南京大屠殺那些掉下的人頭我們很應該視作被風吹倒而不是給日本刀砍下來，曾局長也應當按此來改改國民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平反在「有奶就是娘」的感召下顯得更是無聊。什麼人死了不是很要緊，重點是在八十年代以後祖國經濟起飛，不，對不起，錯了，是騰飛，一小撮人富起來了，死去的人就算不被平反但泉下有知，也會跟著拍手高興吧，何必多此一舉？

        再看看六四發生了的事。

六四那天，學生只是靜坐天安門廣場，原因與訴求說得很清楚：「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結果，警察與軍人不是為示威者開路，而是開路讓坦克駛進。

六四後不久，柏林圍牆仍然未倒，東德仍未在地圖上消失。有一大群學生上街和平示威反對共產黨，沒有人說他們動亂，政府沒有令他們流一滴血。後來，柏林圍牆倒下了，共產政權倒下了，德國統一了。整件事情和平進行。在柏林旅行，聽到導遊說：「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也以此為傲。」時至今日，柏林人說，示威遊行是柏林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政府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柏林步行那天，碰巧遇上一個遊行，警察為示威者開路。

        兩個同在八九年的和平示威，命運卻迥然不同。我們付出的代價那麼大，為什麼？愈來愈少人會回答，因為想「如何掘更多的金」這個問題可愛得多。

        如果，各位依然相信有了好經濟就成同時又可以大聲疾呼「忘記南京大屠殺！忘記文革！」而不會有絲毫慚愧，那麼，你才有資格說：「忘記六四！」

        再說「民運學生是邪惡的intern」這個指控。通常這類指控的開首句都是「可能」、「或者」、「會不會」等等，明證實例比國寶還要稀有。換句話說，這類指控都屬陰謀論。但陰謀論卻不是什麼好工具，因為它可被應用的範圍實在太廣。陰謀論一點，我們敬愛的祖國原來也可以很邪惡。江澤民主政時期，與俄羅斯簽了條款把大片國土割讓，是不是有外力入侵中央政府？是不是有不為人知的金錢交易？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會不會只純然是權鬥而不是什麼破舊立新？會不會死的人都是疑似爭權但實質沒有最後死得冤枉？ 如果真是如此，一個可以容許十年來不斷有人枉死的祖國，而且殺死的人數超於南京大屠殺人數的祖國說六四時如果不用坦克車壓偏絕食的學生會令國家分裂，你信嗎？那會不會只是赤裸裸的保權行為？ 各位親愛的愛國人仕，這可愛的陰謀論有沒有令你想與我們結伴到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不能忘記六四其實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良知。良知不能用錢衡量，也不能用錢收買。如何平反六四當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底線是用暴力手段屠殺沒有使用暴力的學生是六四事件的最大過錯。你可以不認同這個說法，若然你覺得一旦有學生在維園對社會不公作出指控絕食抗議，同樣可以用熄燈用坦克車用機槍來招待他們。

該以何物祭英烈

文：區諾軒

近日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說要為六四「反 思」，批判相片內容虛實，又懷疑學生領袖為何逃走。雖說反思，但只對學生領袖及史料反思，就像一些活動團體活動過後開「反思會」，只向主事者說活動是假 的，參與者都很有問題，主事者有沒有紕漏，怎可改進卻又隻字不提，這種反思，是很奇怪的。然而這種想法，卻得到不少內地生附和，究竟是甚麼原因，令他們有 這種思想傾向呢？

這讓我想起野田正彰《戰爭與罪責》有關侵華日軍的一個故事。大澤雄吉曾為侵華日軍一員，征戰十二載，歸國背負着侵略的罪疚 而不住反省，終在死前囑咐子女在墓碑上刻上「……參加了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做出的行為不容辯解，真誠地道歉。」大澤先生生長於軍國主義之世，參與侵華戰 爭，多少基於軍國主義對他的影響，人的道德理性，很多時都交給外在環境決定。

輿論批評陳一諤與內地生的言論太不該，但請想想，究竟是誰令他 們駭論百出？我們的民族有太多記憶，隨着國家機器的操作而不斷地被竄改忘記。大躍進害死了多少人一直存疑，若不是袁隆平先生近日披露死了四、五千萬人，我 們根本無法得知那場災難究竟害死了多少人。拿近年的非典問題來談吧，沒有蔣彥永醫生揭露疫情，因着情報封鎖而死去的病人可能更多。「失憶」還要精神、肉體 地害死多少國人？

本地生也受「失憶」影 響

正因我們都處於不斷「失憶」的環境下長大，一切對中共政權不利的因素就從來在思考中缺席。考證無方，那種犬儒的思路就逐漸萌生。內地同學可能平常跟你我一樣，但在內地這種六四消息完全封鎖的環境下長大，說「天安門沒流一滴血」，不足為奇。至於香港長大的陳一諤，早於競選時已有報道指其六四立場不穩，他的言論以至他能被選出，反映六四真相的抹殺不僅影響內地生，本地生亦身受其害。如果香港長大的同學對六四有充足了解，就應對候任會長是否站穩六四立場而着緊。

大澤先生一反主流將歉意刻於墓碑之上，這需要多大決心。要知道戰後日本社會對反省罪行是何等抗拒(他的兒子與哥哥便因此拒絕刻上道歉的文字)，他有此覺悟，在於他的反省經驗使他感受到國家的侵略行為是錯的。香港難得作為自由討論六四之地，面對國家掩飾真相，仍然不斷有人只願質疑史實，缺乏對國家的反思，大眾竟以選票表示毫不在乎。作為香港學生，是否更應珍惜已有言論自由，積極為自己、為內地同學了解和發掘六四真相？

罪惡源頭在 於當權者

罪惡源頭在於掩飾六四真 相的當權者。二十年前，一班針對當時中國出現的問題而站出來的學生，為國家重回正軌而尋找出路，獻上自己的寶貴生命，至今仍蒙上不白之冤。二十年後，香港 交出的如果是一份失憶的功課，何以面對死去的英烈？我們在批判學生否認史實的同時，更應批判的，是背後抹去屠殺人民的歷史記憶的當權者，因為「失憶」而死 去的人，已經夠多了。

微調政策，有解決過問題嗎？ 一名中中學生的自白

 

自從孫公推出微調方案後，坊間意見紛陳，道出了不少改善方案，現下的情況明明有更多更妥當的做法，可是政府卻選擇了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藍圖。筆者在中文中學畢業，是母語政策的第二代製品，與同儕在此不善之策底下掙扎求存，足有切膚之痛。如今再看微調的嘗試，實在覺得有地方值得留意。

標籤問題從未解決

 

當初提倡母語教學，無非要打破殖民地以來重英輕中的局面，但政府掛一漏萬，又要實施母語教學，又要保留百多所英文中學，結果將社會既倡母語，又重英文的矛盾制度化、表面化。在中中長大，夾在矛盾之中，深感此扭曲制度如何荼毒學子，問題不在母語本身，而是香港教育一邊強制學生必須接受母語，一邊要求學子擁有一定英語水平作為升學不二之途。宏觀數據已經說明強制母語底下令學生英文考試水平下降，筆者的同輩，不乏術科成績優異，卻因英語不及格，夾死在會考、高考、聯招等升學夾縫之中。每每看著放榜哀鴻遍野，我一直抱有疑問，為甚麼我們的社會要將中、英教學強制二分，班班級級學子秉性各異，老師卻沒有權力因應能力決定授課語文，學生也被劃一地沉沒於被標籤作二等學生的命運。究竟同 學犯了甚麼罪，非要受此等苦楚不可？

現在微調將中英教學在學校裏面進行分野，其實只會令矛盾由社會轉到學校之中。接受母語的學生，同樣被要求與英文班學生有同樣實力的英語水平，同樣沒有解決到語文差別教育造成的標籤問題。現下的中中高中教育就是俯拾皆是的未來縮影，以筆者中學為例，五班會考班有兩班英語、三班母語授課，成績優異的學生自是湧往英文班升學，但英文班同學未必是英語能手，學習術科時有困難，中文班同學已經不及同學優異，既要學習術科，又要克服嚴重缺乏英語環境造成的升學障礙，儘管僥倖度過會考，若果像筆者中學一樣高考術科因班數減少而要以英語學習的話，語文的轉變便更令學生頭痛。我看不到微調政策，對於上述困境有多大幫助。

只在歪路原地轉圈

還記得母校最後看不過母語政策對學生的摧殘，拿幾科術科英書中教，結果被教統局發現，被報章冠上偷雞惡名，傳道授業要偷偷摸摸，簡直是教育之恥。學校理應比教育局更清楚自己學生的能力，為何教育局非要全港性規管教育語文不可？

社會科學形容這種現象叫「路徑倚賴」(Pathdependence)：母語教學明明就有更佳的路可以走，有好的路不走偏偏在歪路原地轉圈，矛盾愈鑽愈深，原因是發生的事件、社會結構令事情不得不如此前進。筆者理解母語政策的爛攤子令孫公步步為營、社會的英語優位觀念令官員不敢放棄英語教學，但觀念可以變，攤子可以一起收拾，路可以改，懇請當局能充分社會持分者意見，找出更佳的教育方案，而不是盲目護航──我們聽你們護航十年，受苦足足十年。

區諾軒@Roundtable、中大學生會內務秘書

We Serve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the Money of the People?

圖一.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前陣子，政治助理的薪酬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有社會人士認為對於一些沒有行政經驗、年紀輕的新丁來說，年薪過百萬是太高。

我認為，把討論聚焦在那幾萬元的差異，沒有什麼大的意義，因為幾萬元在香港政府的支出上，只是冰山上的一小點。反而，我認為社會各界應討論一下，如何去釐定各職系公務員以及政治任命人員的薪酬及津貼水平。

就政府內一般職系來說，薪津的釐定是根據一套嚴謹而清楚的程序去做的。這套程 序的主要部分為薪酬水平調查和薪酬趨勢調查，前者用作比較市場上同類工種的工資作比較，而後者則用作制訂每年的薪酬調整幅度。但要注要的是，要把這套應用 在一些沒有對應工種的職系／職位是十分困難的，因此，我們沒有可能要求政府內制訂所有職系／職位的薪酬都要在這個系統的框架下作出解釋。

有公共行政理論指出，政府和私人機構的薪津，尤其是一些比較高層人員的薪酬，不應被直接比較，因為政府對應徵者的要求，應該是與私人機構不一樣的。例如，政府僱員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的框架裡（詳見圖一），對最底層的需要的追求（即一些基本物質需要，例如：食物），應該比矢志要為私人機構打工、立心要賺大錢的人小，而政 府僱員所更嚮往的，應該是一些為市民服務而獲得的滿足感。而我相信，這個理論的應用性，對一些越高層、越對社會有影響力的職位應該會越大（因為對於低層或 專業職系來說，服務政府跟加入私人市場，可能在工作性質上分別不大，薪酬自然成為唯一的考慮因素，政府用高薪留住這類人才、穩定軍心，確是無可厚非）。我 身邊就有不少朋友，寧棄高薪或一些充滿發展機會的工作，加入政府，服務市民。當然，他們可能是少數，但他們才應該是我們想要的公務人員。我認為就算一個人 有多聰明，若果他對服務市民沒有興趣，他是沒有可能在政府裡做得好，而他亦會很快被更能付鈔的私人機構高薪挖角。

回到政府聘請政治助理的事件上，政府一直 指出，他們要用高薪才能吸引社會上的精英為市民服務，而另一方面說他們都對社會充滿承擔、對為市民服務充滿熱誠云云。但在政治助理這類理論上能參與政策制 訂等重要工作的職位裡，一個真的有心為市民服務的人，應該不太介意於薪津上的差異（姑勿論表現，梁錦松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梁錦松當年的工資只是和我們最 高薪的政治助理差不多，而更吊詭的是，很多政治助理的工資比原本的工資還要高很多），要找十多位有心、有能力服務香港政府和市民的人，應該不會太困難。因 此，我想我實在不能明白政府用高薪挖角的原因，除非，政府是在自己承認政治助理不過是花瓶，工作上毫無滿足感可言，所以才不得已地要用高薪買人才，又或者，政府這次只是成功而錯誤地聘請了一些只對市民的稅款、而不是對市民的福祉有興趣的精英。無論原因和結果如何，我們都要想一想，我們的政府需要的是一些見利忘義的精英，還是一些真心為市民服務的人？但這樣的黑箱作業，已經使不少公務員心中有氣，日後公務員系統和那些高薪新丁的合作，當然不可能太暢順。

文：狗官

旺角大火、後設政治哲學與政治妖魔化

旺角大火那天我家中沒有開過電視，我是其後才在友人處得知有兩位消防員因這場五級大火殉職了。

之後報紙一片頌揚，然後也同是如許多的殉職一樣，迅速在媒體中退潮。

他們英勇、他們盡忠職守、他們為他們犧牲。有時真的不知道是否應叫這些為套語才好。不錯，他們都配得這些禮讚。問題反而是，一片讚揚聲中的我們，到底是否知道，自己在讚揚的，究竟是甚麼?

之所以頌揚一件事，是因為這件事符合或趨近一些我們理想(ideal)的標準。譬如我們讚揚一個人很美，一定要事先心裡大約有一個「美」的準則或模形，來判定眼前的東西是否我尺度下的「美」。讚美因此一定涉及到一個判斷，不管所依賴的標準是否自覺。

我們會面對無數的判斷，心裡也有不同的價值觀，也就是不同的「尺」。因此重要的是，我們是否真的用對一件事，用對了那把「尺」。我們判斷兩位消防員為「可敬」，真的是因為「英勇」、「忠於職守」、「為他人犧牲」嗎?

要說英勇，一個打劫金行汪洋大盜也可以很英勇，但他的勇氣我們不會覺得可敬; 要說忠於職守，社會上充滿忠於職守的人，又為何又只有他們配接受一天頭版兩大版報紙的禮讚? 你可以辯護說，是因為他忠於職守的獻上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個街頭小混混在打鬥中為保護大佬而被人斬死，也是盡忠職守地死掉，但，除了覺得那人可憐 (我真的會的)，社會輿論會覺得他可敬嗎?

因此，到底我們在讚甚麼，有人想過嗎? 我們覺得可敬的感覺，是真的。因此問題就是出在「尺」上。

其實我們想讚的，顯然不只是英勇、忠於職守和為他人犧牲生命，而是由如此種種要達成的目標–我們認同的，其實是在正當、遵守社會定出來大家的法則(不論法律上還是道德上)的情況下，他們為社會的其他人的不幸，奉獻自己的生命的這個行為。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打心裡認同這是一個理想的形態。

這個理想的形態代表甚麼呢? 這其實代表了，我們認同可以為任何一個不知名的、社會上的人的安危而令出生命，是一個令人欣賞的行為。重點是那人是這個社會內的人。也就是說，我們這裡欣賞的，其實是一種對我們身處的社會、社群的付出。

於是我們可以後設一步看: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為社會付出了生命的是一種可敬的行為? 這就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由我們組成的「社會」這生活模式，人與人之間會正當地守望相助，是應該存在的。而視這種守望相助為一種義務，甚至值得 (雖然最好不用)為之壓上生命，則顯示了這「社會」生活模式在我們心目中的價值，是高至怎樣的一種程度。

於是，其實我們對兩位殉職的消防員的讚揚的那把「尺」，是一種價值觀，是基於我們對我們的確活在一個社會、一個社群內的概念。讚揚他們對群體的付出，其實就是對這種群居生活的一種感情上的肯定。這就是我們感到他們可敬的感情基礎。

我們的這些感情基礎，其實可以推演出更多東西出來。

如果群居、人與人可以有互動這一生存模式是受到肯定的，那麼，應該如何規範這之間的人與人的生活關係，就是一個重要課題。譬如說，我在社會上的甚麼的行為，才是正當的? 正當又該如何定義? 這就牽涉到我們該如何設計社會制度 (social arrangement)的問題。而既然我們視為群體中的一員的付出為可敬，我們自然視為整個群體的付出也是可敬的。可是，我們又應如何定義「付出」? 是否有一些我們每個人也應有的義務?

而這種種，其實，也就是政治哲學所指涉的課題。如果我們直指我們對殉職消防員 讚揚的最深層，其實就是政治哲學甚或是政治學的起點，也是一切人為的政治及社會制度的確立的基石。我們不單單有我們是活在群體內這一概念，還會肯定這一種 生活模式的存在。因此付出是可敬的，也因此我們會尋求這個群體的進步和改良。政治哲學的種種爭論，其實就是對如何進步、何謂進步的不同演繹和論證，希望找 到一條改善的道路。

但對這些，我們有多認識，又有多重視?

日前遇然讀到《明報》的一篇社評，指現在的社會過於「政治潔癖」。如果按照我們的推演，理解到對消防員的禮讚其實基於的「我們這個群體」的認同，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現實政治呢? 又該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呢?

香港人在這裡，是不自覺地自相矛盾的。對現實政治人物及事務的戒心、把政治花邊化、陰謀化、對政治制度的不求甚解、欠缺參與，在在都和殉職消防員所盡的公民責任的肯定成強烈反差: 當我們認為這種公民責任是值得讚揚的、是理想的，在我們力能所及的為社群付出的範疇裡，我們又是如此的犬儒和逃避。

因此，香港人對消防員公民美德(civic virtue)讚揚的片段性、政治哲學論述的缺席、現實政治的妖魔化以至不自覺的自我矮化 (看看現在的選舉論壇的對罵而不求實質內容可知)，其實不過是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我們心目中的「公民」的概念是不整全的。

這是不是因為社會制度 (不只政治制度) 的安排故意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們應該理解的一個事實是: 永遠在一種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認為制度應該改變的，而他們也往往掌握了這個社會制度中的意識型態的操縱權: 我們社會上有幾多口號式的教條式的政治及社會宣言、原則以至信仰，是應該受到深刻的分析及批判的呢? 我們又有沒有尋根問柢呢?

所謂的妖魔化，其實就是一種逃避: 一 種不去思考下去的逃避。於是由讚揚到政治，我們都流於淺薄化和支離破碎，沒有一個整全的視野，去挖掘我們真正重視的感情和價值，然後，讓一切都和兩位消防 員的英魂一樣，和我們擦身而過，而我們沒有得到任何一點的反思及進步，也就是令到他們一個個的死，大大貶值。無論這是不是社會制度的環境影響，作為直接逃 避思考和分析的我們，也許也應付上責任。

文: 基斯

歷史與將來

六月四日，明報在街頭做了一個訪問，看看中學生對六四有多了解。16名受訪學生當中，僅有四人能夠回答六四發生在1989年。差不多所有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六四的起因。其中一位學生說，六四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不太想知道。

若然訪問改為南京大屠殺，情況或會完全不同。這令人奇怪。南京大屠殺與六四都發生在中國，死的都是中國同胞，但是前者人們可以憤恨地說死了多少人，而後者死傷人數仍然成謎；前者大家可以青筋暴現地說：「日本鬼子，道歉！」，後者人們會說：「要體諒政府，我們要和諧，這些血是應該流的。」；前者換來的是兩行熱淚，後者換來的是冷笑與冷漠。也許，這兩件事的性質壓根兒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前者操刀的是日本人，後者操刀的是中國人。不，這樣說很有侮辱性，因為中國人操的是坦克與槍。中國人該比日本人更文明更現代化。

有人跟我說過那些學運領袖是失勢權貴的子弟，他們只是用慷慨激昂的字詞鼓動學生動亂，以為父母出頭。這種陰謀論聽來相當悅耳，令人覺得血真是該流，鎮壓真是必要，社會穩定真是重要。這也許是冷漠冷笑的源頭。

陰謀論其實是一把雙面刃。套用陰謀論，我們一樣可以說，共產黨非為共產，而是為集中財產，從而質疑其正當性；文化大革命非為破舊立新，而是為了令新的上不了台，因而舊的仍能安坐神枱……陰謀論只會令我們陶醉於罵街的過程，而不是在討論大是大非。大家很喜歡說社會需要和諧。持有不同意見觀點討論其實一樣可以很和諧，前提是我們不亂扣帽子不亂上綱。

六四後不久，柏林圍牆仍然未倒，東德仍未在地圖上消失。有一大群學生上街和平示威，沒有人說他們動亂，政府沒有令他們流一滴血。後來，柏林圍牆倒下了，共產政權倒下了，德國統一了。整件事情和平進行。在柏林旅行，聽到導遊說：「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也以此為傲。」時至今日，柏林人說，示威遊行是柏林文化生活的一部份，政府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柏林步行那天，碰巧遇上一個遊行，警察為示威者開路。

六四那天，學生只是靜坐天安門廣場，原因與訴求說得很清楚：「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結果，警察與軍人不是為示威者開路，而是開路讓坦克駛進。兩個同在八九年的和平示威，命運卻迥然不同。我們付出的代價那麼大，為什麼？愈來愈少人會回答，因為大家說這太敏感，把它忘了吧。

林則徐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若這句說話應用在六四的討論上，既能對反對者說，亦能對中共說。六四已過，不能再訴諸於感性的苛責謾罵，亦不能當那些六四死難者自己去了百慕達三角洲消失在地球上裝作沒事發生，而是要平心靜氣地省思如何建立多元社會, 多寬容。中國仍然前路漫漫，將來歷史會否重演，視乎我們有沒有從中學到什麼。我們大可把六四忘記，若然我們覺得人命不重要，表達意見的空間不重要；否則，我們還是要記著六四，就如中學時老師教訓我們：「今次返學遲到，下次唔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