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一年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戰後的巴黎和會背棄了中國。原因是美國總統在六十多個中國代表在場的情況下同意英國首相與法國總理等人的意見，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歸還日本而不是中國，令中國領土不能完整。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廣場。

來 自十三個地區大學院校的三千個學生手持用布和紙做成的大幅旗幟，一幅上面寫著親日內閣閣員名字的輓聯，緩緩的由天安門廣場往東交民巷西口的外國使館區前 進，抗議巴黎和會與和約。一路上，學生鼓勵民眾不分職業階層，一起加入示威行列。當時群眾雖然受到警察阻撓，但仍然包圍與日本協商巨額借款的內閣官員官 邸。部份學生強行破窗入屋，放火燒房。有一些學生發現了其他躲藏在府內的政客，便將他痛毆至不醒人事。那天，死了一個學生，三十二名學生被捕。

接下來數日，北京的學生及其幾位師長重整旗鼓，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結合北京市內中、高等學校與各大學院校學生的力量。聯合會是一個里程碑，因為它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男女學生一起集會，並正式主張男男女合校，作為男女分校之外的選擇。

這種大規模的學生組織觀念快速地在中國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漢，及其他地區流傳開來。一九一九年六月，來自全中國超過三十個地區的學生聯會代表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會」。

在 那時期，新的刊物與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目標在於向市井百姓宣揚理念，分析各類文化與社會問題，從而令更多人思索積弱、於清後混亂不已的中國應該何去何 從：怎樣才能構成現代新中國？應該如何重新理解中國文化？追尋答案的過程中又應採用什麼樣的價值體糸？用上的研究方法很多，有社會學、經濟學、哲學、史學 等方法。那時期學生對將來的寄盼反映在刊名上：【新社會】、【民鍾】、【奮鬥】、【新中國】。以今日的目光，這些動作純屬法國大餐多舊魚，不及掘金實際。

那年代的學生激情，可以用詩人郭沬若一首異常骨痺的新詩作結：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energy的總量

激情背後，並不意味當時社會的求變改造工程進行得暢順無阻；相反，如棄醫從文的魯迅的悲嘆，迷信與冷漠令中國進步變得如此艱難。縱是如此，他沒有重拾醫刀搵真銀，而是堅持寫下一部又一部的經典著作，希望通過嘲諷口吻喚醒國人意識到自身文化缺陷、鬼佬比我們優勝得多的危機感，因為他說：「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許，這就是五四運動那團火的燃料。

論 社會大環境，香港與當時中國有幾分相似，當然，層次有大不同。經常聽見「香港缺乏長遠計劃」、「香港只有錢是核心價值」、「香港很快便會給取代」、「在香 港窮人不是人」這類聲音。可見「國際都會」背後，問題叢生，我們與當時中國一樣，需要變。不同的是，這裡沒有學生參與社會的激情。就算有，只有少數人在努力：參與社運，或是三十樓上的青年在出版界努力，努力用筆桿像當年【新社會】、【民鍾】、【奮鬥】、【新中國】般既教育大眾散播思潮又試圖議論之後尋找新方向。在推動社會改革上，他們不是常規軍，而是零星攻擊的游擊隊。更多的人只會呆在一邊，認為這些問題不是大問題，或是乾脆說一聲：「關我mud Q事？」又或是說：「改革係政府o既責任。」這個時候讀五四那一幕，特別驚嘆當時學生對社會推進的一團火。

有個mentor，是一份報紙的副總編輯。有次他說起火紅年代自己參與學運的經歷：「當時政府要殺校，殺金禧中學。 我當時是學生會成員，而且覺得政府做錯事，所以與其他成員到金禧抗議。當時差佬說：『邊個過界，我地就拉邊個！』我們先是猶疑了一會，然後在場的所有人， 當中有很多學生，便一起越過界線阻止政府封校。」「也許你們當時搞學運不及現在般代價大，所以你們才能豁出去。」我說。「不全然是。當時可以讀大學的比現 在少得多。因此家人對我們的寄望更大：好不容易才能成為大學生，若然因為抗議而被拘捕留案低讀不完大學，家人一定會躁狂，這就是我們先是猶疑的原因。」那 年，學生不只抗議，學聯在政府沒有給金禧復校的情況下動員二百多名大學生，給失學的金禧學生在暑假補課。更加驚嘆。驚嘆的是原來香港的大學生也曾有團火。
是 的，曾有一段時間，大學生是社會很大的推動力。六十年代初，是學運萌芽期。許多由青年學生組織的文社突然間像雨後春筍般出現，每個文社都有一個刊物，但 每個刊物表現出的志趣並不相同，有些是純文藝的創作；另一些則開始對香港以及中國的各種政治經濟問題表示了關心和興趣。文社之外，還有「大專學生社會服務 隊」。他們利用假日，義務為木屋區的居民，新界的一些村民，修路築堤壩，改良他們的居住環境。一方面也趁此了解揭發香港社會基層的真相，他們同時又出版刊 物，舉辦討論會，分析研究香港社會的各種問題。後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學運經歷了「大學校政改革」、「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保衛釣魚台」與「反貪污、 捉葛柏」等運動。專上學生聯會提出了「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口號。同時間，學運裡出現了「國粹派」、「社會派」、與「託派」之間的爭論。

現在，社會對我們大學生而言只是一個符號—可 以是一個問號，或是一個感歎號。問號反映社會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大學充其量是一間職訓中心，裡面很多活動只為掘金技能鋪路，人生哲理是可以有高人工就是 叻仔一個。感嘆號也許只是反映了社會這遊戲真夠難玩的埋怨，一個又一個的專業認可，無盡頭的考試。當中參與學生會關心社會搞社運的，或多或少被視為畸胎搞 搞 震。與五四時，六七十年代大學生的形象剛剛相反。很汗顏，雖然我沒有視他們為畸胎，但是成了潛水份子，沒有加入他們一夥，因為怕露械以後惹禍上身，找工 難。

那些英雄片例如蜘蛛俠愛說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我們有沒有想過，大學生這三個字背負了什麼能力，什麼 責任？可以發揮什麼樣的能力，可以對社會負起什麼樣的 責任？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學生，更應想想這個問題。可以想像，在社科不受重視了解，讀社會學就被認為會當社工、讀政治就等於會當區議員的香港，很大機會找的 工作與所學無關。於是工作幾年之後，我們的記憶漸漸空白，或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雇員，但那時候我們也許跟沒有讀過大學所差無幾。我們花了多少個晚上讀經典 論述、花了多少時間痛苦地構思論文present、花了多少時間在導修課中幾近跟同窗絕交的討論社會議題、什至花了多少時間煩惱如何到外國繼續讀政治，讀社會學，或是讀其他社科科目，原來只為一時過癮孤荒自賞，不是為了現實所見帶來、蘊釀改變，甘心嗎？

我們應該是不甘心的。若不，不會總是聽到社科人牙痛般埋怨說社科不受重視，香港人真膚淺。但同時間，我們容許自己與那些他媽的主義淡淡交會過，各不留下印，不想想辦法，如何把我們學的應用出來：最簡單的，可以效法五四那班學生多讀不同的書多寫文章在不同媒介把不同理念宣揚出去，刺激討論、參與討論什至改變討論。或者，有人會認為我們是初哥，這樣做只會獻醜。如果我們抱著扮權威的心態，向社會一眾人說XY主 義而且一抒己見，一定心感壓力，因為你在表演不能出錯。但是我們要表演嗎？ 我們讀的東西原來就只有這個用途嗎？若然如此，我們當然要閉嘴。也許，我們有很多事還不了解，有很多難題提供不了答案。但是，不要自卑感作崇，看不起大學 生這三個字。對問題重心的分析，對求變方向的各種可能的摸索，我敢說，我們還行。也許，這就是處於國難的五四大學生毫不猶疑地向眾人撤下種子，努力推動社會改革—儘管國人的反應是冷淡或是對他們所說過於迷信—的原因。

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協助建立公民社會，把不同思考框架應用於討論之中。Roundtable、進一步出版社、上書局、InMedia等等都在為這個目標努力。但是慢慢地，中堅分子都會遠離青春，需要後面的人接力。很可惜，我們沒有主動伸手接捧，而是說很忙很煩很累，然後心安理得地放棄我們的一點點能力賦予的種種可能；同時埋怨社科的倒楣、他人的有眼無珠。

望著五四那一年的大學生、再望著六七年代的大學生，他們對社會的承擔令我說不了話。我不敢說自己是大學生了。

廣耳

之後不妨揭下

1. 香港專上教育的探討, 鄭宇碩, 明報月刊出版社, 1981

2. 追尋現代中國, 史景遷, 時報出版社, 2001

一個夢

1963年，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的演說，感動了無數人，令人明白原來發夢威力如此巨大，如此可愛。

2007年，一位患癌瀕死的教授開了 一個last lecture，說明發夢有多重要。最近，他出書了，書名正是last lecture，繼續宣揚發夢精神。

2009年，會是我的畢業年。積極狩獵工作填飽肚皮會是我其中一項主要的課外活動。想發什麼夢？如何實現？好問題。

最近，讀葉健民在信報的文章，以下幾句令我印象很深：「『管治』（governance）一詞本身就有超越政府（government） 的涵義，意思就是說良好的政治秩序不能單靠政府，也有賴公民社會的協作。故此如何去壯大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提高管治質素的重要考慮。可惜的是，不少公 民社會的活躍分子一直以官民不兩立的簡單思維去思考問題，認為任何與政府的合作只是出賣靈魂、放棄原則，完全不應考慮，但現實是，沒有公共資源的配合，沒 有政策的推動，要改變社會現狀，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故此欲以政治為志業的朋友，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去促成這股協同力，其中包括政府應如何在軟件及硬件上去為 公民社會提供更理想的發展空間，以及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平台去發光發熱。」可以用甘迺迪的名句作簡單概述：「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最近，社會有很大的聲音指罵政府在通脹問題上進退失據。始終覺得，把問題訴諸於感性的闡述與服用春藥分別不大；罵完之後、藥力過後，一切便將如舊。關鍵是我們認為什麼才是「恰當」的解決方案？ 短期派錢嗎？可以預見仍然會有很多人認為這並不足夠，因為這個方法治標不治本，派錢以後在職貧窮，住板間房的仍然大有人在。更什，短期派錢阻擋不了越來越多窮等人家到公司飯堂討飯吃的趨勢。要注意的是，貧窮問題不是從石頭裡爆出來，只不過通脤令這個問題更加刺眼。長遠而言，要 從根本處改善窮人待遇，我們要考量的是政府的理財哲學；然後看看可否從那處下手推動改革。素來，政府行的是小政府思維，盡量對市場作最低度干預，因而與福 利國家例如稅率高達六成的北歐五國完全沾不上邊。中產與有錢佬對這種思維很受樂，因為錢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政府干預越少（例如不收重稅），他們掘金的空 間與機會便會越多。以錢至上這個核心價值隨處可見，例如討論應否清拆天星碼頭，有人會問它值多少錢來量衡；討論西九，有人會問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搞文化； 討論能否在香港增加休憩範圍，得到的答覆大概會是：有什麼成本效益？換言之，香港是一個實是求是的地方，講一些「虛無」的價值，例如一個公正的社會該如何 設計，窮人可以有什麼權利等等很可能被視為與青山一眾住客的話題。期望社會有足夠力量推動香港政府認真檢討其理財哲學什至作出改變似乎還是遙不可及。既要 政府令窮人生活過得更好，同時暗地裡與政府理財哲學不謀而合，這種矛盾是香港社會你與我過癮的地方。

此刻，「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這句話變得更為響亮。徜若我們真的不滿社會現況，真的想求變，我們不能把球踢向政府而已。我們要問自己，自己信哪一套，為什麼要信，如何實現所信，不斷相互討論，以致有成熟的思維與政府討價還價或是合作。那即是說，我們要在公民社會的建立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畢業 之際，在想，不想因為在社會工作久了便忘了在大學學過什麼，忘了心中抱不平的一團火。因此，便有了這個地方 (砲台山學會)。我們看似力量單薄，但至少，多了一個平台，多 了一個空間討論，因而多了更多的可能為社會做點事。這是一個很天真的夢，也許，五年之後，我也會對這個地方嗤之以鼻。但是，不管了。因為看來遙不可及的才 是夢。沒有飛機之前，夢想在天空飛的人的名字大概也是「膠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