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制民主化受中央牽制的情況下，地區行政如城市規劃的民主化正好提供一個解決政府與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條出路。
近月「政府山」的保育爭議中，表面上可以說是政府與社會之間對於古蹟保育模式的分歧。雖然經過近年的保育運動後，政府對古蹟保育已經由被動轉變為主動關注，但其保育方式仍然停留於保育一座座的古蹟而並非保育團體所提出的對一整個歷史古蹟群進行保育的模式，因而引發了建築學上保育“點＂或“面”的爭論。不過，如果嘗試綜合近年保育運動的訴求來看，「政府山」的爭議實際上反映出政府與社會之間有關城市規劃的深層次矛盾。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的城市規劃也著重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規劃土地的用途和功能，以致忽略了香港市民作為土地使用者的日常需要。例如，近年市民開始不滿某些政府部門的工程破壞了歷史古蹟，這特別從數年前拆卸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可見一斑。而且，由於過分偏重了土地的經濟價值，這種城市規劃模式往往造成稀有的土地被極度不平等地分配，令有錢人得以佔據大量土地，而窮人則只能享用少量的公共空間[1]，最終引發近年民間團體重奪公共空間的訴求。而在「政府山」的爭議中，雖然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強調清拆政府山西座不是因為政府“恨”錢（明報：2010年11月24日A18），但是她在公眾諮詢期間沒有清楚表明那數座不拆的政府大樓將來的用途，反而早已經打算把清拆西座之後的土地作為綠化及商廈之用。這令人懷疑，政府除了關心以甲級寫字樓和賣地收入外，到底有沒有嘗試滿足市民對保存歷史和公共空間的訴求？
過往香港政府的官員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多以滿足創富能力及消費能力高的工業及金融精英為主，忽略了在香港居住的普羅大眾的生活需要[2]。以「政府山」的規劃為例，一個保育掛帥的項目，政府卻建議將一半變成商廈和綠化帶，再加上保育用途待定的古蹟作為點綴。這規劃模式根本就是中環金融中心景觀的一個複製品（在香港公園中的旗杆屋則為一例）。說到底，保育只是包裝，實際還是金融為主的經濟發展作為規劃上主要考慮的因素。
另一方面，古蹟受政府保育則變成一個與民共享的公共空間，把「政府山」的一半變成富人專享的空間，則減少了已經少之又少的公共空間。有人可能說，綠化帶是公共空間，所有人也可以使用。然而，問題是市民是否需要多一個綠化帶？我們能否要求一個光禿禿的平地（在中環，平地本身也是十分稀有的），讓市民隨意使用？公共空間之所以為之公共，不單止於所有市民也可以使用，更重要的是市民作為公民有權參與決定怎樣使用它。
因此，要解決上述的城市規劃矛盾，香港需要打破現時封閉的諮詢和少數技術官僚集權的城市規劃制度，讓不同市民的意見在規劃初期便得到諮詢和反映，實現城市規劃民主化。另外，政府作為對整體香港市民負責的政府，應多留意市民在經濟發展以外的訴求，不應過分著重金融精英的需要。這樣，政府才有望解決近年與民間有關土地使用、保育、公共空間等等的矛盾。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施政困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人已經不甘心像殖民地時期一樣接受一個民眾未能參與的政府，所以即使為官者的政策是「為民請命」，最後也會因決策過程沒有公眾參與而被質疑。在政制民主化受中央牽制的情況下，地區行政如城市規劃的民主化正好提供一個解決政府與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條出路。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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