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園村運動的中港政治效應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思考

疑問是: 為什麼? 為什麼政府和建制派千方百計都要把菜園村村民置之死地? 王慧麟在AM730的專欄就很準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為了高鐵，幾百億都拋出去了，為何政府寧願如此大費周章，都不肯用多數百萬買通路權了事 (菜園村村民甚至已經讓步到「有村即走」，連農作物也不和你計的地步)? 要知道，政府要如此強硬回應菜園村不是沒有風險。萬一在收地時爆發了大規模衝突、甚至流血，政府將承受的政治壓力不輕。要統合傳媒口徑、煽動民粹也不是沒有成本。與其和村民曠日持久和周旋、令事件不斷升溫，為何不花錢了事算了?

隨著政府對菜園村的拆遷逐漸開展，抗爭者和政府的衝突突也逐漸升級，於是菜園村何去何從又成了社會焦點。明顯，建制對菜園村的抗爭者已失去耐性，行政會議成員兼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斥菜園村村民貪得無厭，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則發話批評抗爭者將把香港引向「車毀人亡」的暴力和動盪; 朱凱迪在衝突中受拆遷工人襲擊受傷，政府強硬回應指是朱凱迪動手在先; 連《明報》社論也壓上所謂「公信第一」的名聲，在社論抨擊菜園村村民，所用的說法和理據全襲用政府的講法，對抗爭者反駁政府指控的理據不聞不問。事實上，除了網絡世界，全港所有大眾媒體幾乎口徑一致，只突出菜園村村民「收了錢不走」的形象，而所有來自抗爭者的反駁則統統壓下不見天日。

政府對菜園村村民的強硬指控也是經過精心處理。村民依政府既定程序申請復耕牌照，政府將之抽述為「格外開恩」; 把村民購買新村路權被坐地起價十倍說為私人交易，聲稱不便介入; 同時，又不斷發話宣傳菜園村村民已得過千萬賠償。這最後一點尤其毒辣: 那是調動了香港人對農業的偏見的民粹煽動。對一般在城市長大的香港人，農作物都不過是賤價貨，說一個務農的村民的農作物可值過千萬根本是違反「常識」。但現實是，要是逐件農作物計數，一千萬根本不是甚麼，政府所賠的一千萬根本還是遠低於市價。

這些抗爭者都有清晰開列，不難查考，要是政府認為抗爭者意在扭曲也並非不能反駁。可是，由政府到媒體都對農民本身擁有多少物資、賠償的方程式冷處理甚至不公開，卻一味不斷強調一千萬一千萬。這根本就是一種精巧的媒體操作: 他們就是要令市民大眾覺得菜園村所得的已比應得的多，煽動大眾對貪得無厭者的民粹式厭惡。很簡單，這明顯是用以切斷菜園村在公眾之間自反高鐵運動以來所得的支持。

疑問是: 為什麼? 為什麼政府和建制派千方百計都要把菜園村村民置之死地? 王慧麟在AM730的專欄就很準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為了高鐵，幾百億都拋出去了，為何政府寧願如此大費周章，都不肯用多數百萬買通路權了事 (菜園村村民甚至已經讓步到「有村即走」，連農作物也不和你計的地步)? 要知道，政府要如此強硬回應菜園村不是沒有風險。萬一在收地時爆發了大規模衝突、甚至流血，政府將承受的政治壓力不輕。要統合傳媒口徑、煽動民粹也不是沒有成本。與其和村民曠日持久和周旋、令事件不斷升溫，為何不花錢了事算了?

更重要的是，菜園村的衝突並不是如五區公投等對特區政府管治權和中央政府的權威的直接挑戰。很簡單: 菜園村的訊息依然可以在內地轉發，菜園村村民甚至還能被內地報章頒「年度公民獎」，這就可見菜園村的抗爭並未觸動中央政府最敏感的政治神經。為什麼面對這群無力而又非主要矛盾所在的抗爭者，政府寧願冒政治風險都要千方百計將之置之死地，強硬得寸步不讓?

我想，問題的核心正正就是，菜園村的資訊依然可以在內地流通，而這卻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在。這甚至和高鐵起不起都無關。反之，菜園村村民能得到年度公民獎，這就正正顯示了菜園村是對他們最大的威脅。因此，他們不惜工本，也要把菜園村運動強硬敉平。

菜園村對內地政經關係的效應

在內地強行拆遷成風，甚至因拆遷成風搞出人命和群眾事件之時，菜園村被頒年度公民獎，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我們可以想像: 要是特區政府從善如流，和村民(用唐英年的說法) 「一人讓一步」「妥協」，協助村民搬村，這對內地的衝擊可以有多大。至少，特區政府示範了一種和平的拆遷模式。現時內地輿論普遍反對強拆、並時有就此批評地方政府，民間也對強拆恨之入骨。香港的「菜園村模式」一旦成功，我們可以想見內地傳媒和民間勢必大力渲染，要求地方政府向香港特區借鏡，可以發展與和諧社會兩不誤。

無巧不成話，中央政府近期也發文件明令禁止強拆民房，得到內地民眾和輿論正面的迴響。不管中央政府是如何地「政令不出中南海」，白紙黑字的文件下來，各級地方官員大抵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中央既然明令禁止，至少他們也得想些辦法把強拆辦得可以暪天過海。也就是說，要是再有拆遷，地方政府官員面對的風險成本都上升了。一旦「菜園村模式」成功，內地輿論和民眾對強拆的批評將更理直氣壯，也必然會有呼聲要求地方政府效法特區政府。這勢必進一步加大了內地地方政府進行強拆所面對的輿論和政治壓力，進行拆遷的成本由是進一步上升了。

地方政府自然不是省油的燈。無論是官員為了自己的油水、還是為了地方財政著想 (內地之所以拆遷成風，忙不迭地引入發展商開發土地，其中一個結構性原因就是地方財政能力不足，不得不倚重發展來維持政府收入)，這些上升的成本都只會轉稼到發展商身上 (要是內地官員跟發展商「官商一體」就更不用說了)。而香港的發展商，就是內地這個龐大市場的其中一班大玩家。

內地經濟增長是如此強勁，尤其金融海嘯過後內地是少數還能維持強勁增長的經濟體，比起內地的土地和發展潛力，香港市場簡直就不值一顧。更何況，內地法制不如香港健全，黑吃黑使橫手以減低成本遠比在香港容易。同樣規模的群眾事件，在香港發展商可能無能為力，在內地則只不過是又一起的民眾事故而已，不難擺平和任其不了了之。因此，要是香港的「菜園村模式」真的成功、特區政府真的協助搬村，再加上中央將插手加強對土地發展的管制，發展商在內地發展的成本只會愈來愈高。內地市場如此龐大，機會處處，箇中的損失可以很大。

菜園村運動真正的政經矛盾

因此，資本家要是夠理性，很明顯要先下手為強，令這個「菜園村模式」不能存在。到了這個階段，問題從來不是要趕快起高鐵，也不是政府在乎那區區幾百萬，而是要令菜園村和特區政府的處理不能成為內地抗爭者的引例。要是特區政府真的「人性化處理」，內地地方政府受壓，成本最終只會轉稼到主攻土地發展的資本家身上，這帶來的損失—在資本家看來—遠大於政府強硬拆遷菜園村所帶來的政治風險。又或者這樣說: 承受風險的根本只是政府，而不是資本家及其利益。利益當前，資本家自然就有很大的誘因向特區政府施壓，甚或那些本身就身兼公職的資本家自己利益所在，這樣看來，資本家施加影響統合特區政府以至建制派大合奏對菜園村強硬回應、置之死地，就很合理了。

再者，中央政府固然明令禁止非法拆遷，立場明確，可是各級官員以至人大、政協以及內地的資本家，都和地方政府及各種政經勢力盤根錯節。香港的資本家和這些既得利益者的關係自然更千絲萬縷—誰有錢投資誰有影響力，正如你也不會認為自己和各大地產商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相同吧。就是我當香港的官員和資本家真的玉潔冰清沒有勾結沒有個人利益關係 (OK唐英年我豪畀你)，資本家要透過和內地政經勢力向特區政府官員施壓也好、真真假假的「傳聖旨」也好，也非難事。

簡而言之，對資本家、發展商而言，菜園村問題一定不可以由政府協助以搬村解決，甚至最好也不能順順當當的以搬村解決。更進一步，就是無論如何都要瓦解菜園村村民和抗爭者的道德高地，令到他們即使搬村成功也好，也不能再被引用為內地輿論批評地方政府拆遷張目。而箇中的政治風險成本只有特區政府承擔，卻無損資本家的利益。這可能才是令到政府和大眾媒體 (也許是不得不) 對菜園村抗爭者口徑一致地強硬和抹黑的真正矛盾所在。非關高鐵，也非關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卻是指向資本家的利益。我們大抵可以合理懷疑: 地產霸權和菜園村運動的利益有著多方面的衝突，資本家和大地產商有著強硬對付菜園村的利益誘因。這也許是菜園村形勢急轉直下、連原本矛盾不大的主流媒體都紛紛落井下石的最合理解釋。

香港政治角色的自覺

香港的社會運動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只關香港人事的抗爭。在中港的資訊流通愈加繁密的今天，所有並沒有觸動政治主權的社會運動，是菜園村也好，是基層維權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也好，都有潛力對內地的社會和經濟矛盾有投射。舉個例，以香港為基地的組織「大專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聯盟」 (SACOM)，在多年和香港的學生合作對跨國企業內地血汗工廠的調查和抵制，即引起國內的強大迴響。菜園村事件想也不能例外。事實上，菜園村運動自反高鐵以來就受到國內輿論注視，本身也和國內對高鐵的爭論分不開。我的這個分析，固然只是推想，其合理性只建基在對內地和香港政經關係的理解，但我們卻不能否認菜園村運動和內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其實十分相關，其進展也勢必對內地有所影響。

因此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矛盾與變革，都將不能避免會投射到內地的社會和政治矛盾之上，並發生影響。而如果我的分析成立，則香港的社會運動的成敗，也就是說民間對香港社會和經濟轉形的推動，也和內地現時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各利益集團有密切的關係。簡而言之，要認識和動搖香港的資本家、大發展商對香港的制宰，我們不能沒有對內地的政經關係的認識和視野。

形勢是如此惡劣，除非有奇蹟發生，否則菜園村似乎不免在官府和傳媒大合奏之下被敉平。就是我的推想是事實、就算我們真的認清了資本家的力量和中港政經勢力的互動，我依然想不到可以如何扭轉現時菜園村在政治上以至輿論上的劣勢。即使認清了這點，未來的社會運動又可以怎樣? 我不知道。只能寄望這一點點的思考，可以積累成帶來改變的基礎，或馬前卒。

文: 基斯

(身在異國，不能為菜園村盡力於萬一，謹以此文獻給在菜園村抗爭的各位。)

保育「政府山」的深層次矛盾

在政制民主化受中央牽制的情況下，地區行政如城市規劃的民主化正好提供一個解決政府與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條出路。  

近月「政府山」的保育爭議中，表面上可以說是政府與社會之間對於古蹟保育模式的分歧。雖然經過近年的保育運動後，政府對古蹟保育已經由被動轉變為主動關注，但其保育方式仍然停留於保育一座座的古蹟而並非保育團體所提出的對一整個歷史古蹟群進行保育的模式，因而引發了建築學上保育“點＂或“面”的爭論。不過，如果嘗試綜合近年保育運動的訴求來看，「政府山」的爭議實際上反映出政府與社會之間有關城市規劃的深層次矛盾。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的城市規劃也著重經濟發展的需要來規劃土地的用途和功能，以致忽略了香港市民作為土地使用者的日常需要。例如，近年市民開始不滿某些政府部門的工程破壞了歷史古蹟，這特別從數年前拆卸天星皇后碼頭的事件可見一斑。而且，由於過分偏重了土地的經濟價值，這種城市規劃模式往往造成稀有的土地被極度不平等地分配，令有錢人得以佔據大量土地，而窮人則只能享用少量的公共空間[1]，最終引發近年民間團體重奪公共空間的訴求。而在「政府山」的爭議中，雖然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強調清拆政府山西座不是因為政府“恨”錢（明報：2010年11月24日A18），但是她在公眾諮詢期間沒有清楚表明那數座不拆的政府大樓將來的用途，反而早已經打算把清拆西座之後的土地作為綠化及商廈之用。這令人懷疑，政府除了關心以甲級寫字樓和賣地收入外，到底有沒有嘗試滿足市民對保存歷史和公共空間的訴求？

過往香港政府的官員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多以滿足創富能力及消費能力高的工業及金融精英為主，忽略了在香港居住的普羅大眾的生活需要[2]。以「政府山」的規劃為例，一個保育掛帥的項目，政府卻建議將一半變成商廈和綠化帶，再加上保育用途待定的古蹟作為點綴。這規劃模式根本就是中環金融中心景觀的一個複製品（在香港公園中的旗杆屋則為一例）。說到底，保育只是包裝，實際還是金融為主的經濟發展作為規劃上主要考慮的因素。

另一方面，古蹟受政府保育則變成一個與民共享的公共空間，把「政府山」的一半變成富人專享的空間，則減少了已經少之又少的公共空間。有人可能說，綠化帶是公共空間，所有人也可以使用。然而，問題是市民是否需要多一個綠化帶？我們能否要求一個光禿禿的平地（在中環，平地本身也是十分稀有的），讓市民隨意使用？公共空間之所以為之公共，不單止於所有市民也可以使用，更重要的是市民作為公民有權參與決定怎樣使用它。

因此，要解決上述的城市規劃矛盾，香港需要打破現時封閉的諮詢和少數技術官僚集權的城市規劃制度，讓不同市民的意見在規劃初期便得到諮詢和反映，實現城市規劃民主化。另外，政府作為對整體香港市民負責的政府，應多留意市民在經濟發展以外的訴求，不應過分著重金融精英的需要。這樣，政府才有望解決近年與民間有關土地使用、保育、公共空間等等的矛盾。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施政困難，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人已經不甘心像殖民地時期一樣接受一個民眾未能參與的政府，所以即使為官者的政策是「為民請命」，最後也會因決策過程沒有公眾參與而被質疑。在政制民主化受中央牽制的情況下，地區行政如城市規劃的民主化正好提供一個解決政府與社會深層次矛盾的一條出路。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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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1998年，每名香港居民只有1.5平方米作為休憩用地(recreational space)，而跟香港人口密度及經濟發展相約的新加坡則是香港的3倍。（引自 Charle Q. L. Xue and Kevin K.K. Manuel, “The Quest for better Public Space: A Critical Review of Urban Hong Kong”, in Public Places in Asia Pacific Cities, p.171）

[2] 有關香港的城市規劃的歷史，詳見龍炳頤：「香港的城市發展和建築」，收於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

編按: 或可參考

政府山系列：誰的政府誰的山

面試奇談

房間內的空氣有點侷促。四周散發出一種公立醫院的氣息。

面前坐著一位四五十歲、形象專業、表情繃緊的面試官。他翻開我薄薄的履歷表，發覺工作經驗一欄只去到二零一零年二月，之後一年則空泛地寫著「工作假期」，隨即眉頭一皺，似有所思。如此靜默，在這種情境下簡直是一種折磨。過了半天，他才以姆指和中指托起金絲眼鏡，舉頭發問：「嗯，關先生，我留意到你在過去一年參加了一項名為工作假期的計劃，你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嗎？」

我當然有備而來：「根據政府網頁，工作假期計劃是香港和其他國家簽訂的雙邊安排協議（雖然我十分懷疑有多少人有興趣旅居香港），旨在提供機會讓年輕人到外國旅遊、工作和體驗生活。一般人都會覺得這個念頭頗為浪漫，其實不然。我在昆士蘭的農場認識了好些亞洲人，他們竟在那個荒蕪的小鎮待上八九個月，甚至一年、兩年。為甚麼他們要刻苦幹活，不把握時間四處遊歷呢？」

我依照市面上的「面試要訣」，和他保持「眼神接觸」。他似乎沒有料到會遭反問，有點愕然。我不徐不疾地說：「有點反思能力的都會明白，這是由於近年經濟不景，失業率攀升，加上經濟結構轉型，學位貶值。這些年輕人發覺，他們在異國農場掙的錢比起在本國所賺的還要多。而且準時收工，生活自主，又不怎麼要受老闆的氣。對他們來說，所謂工作假期無非是謀生的捷徑，逃避剝削的法門。真是浪漫個屁！咳，不好意思。」

他呆了半晌，嘆一口氣，再作追問：「那麼，你可以具體講一講你在這次工作假期有甚麼得著嗎？」

「工作假期計劃的宗旨，根據官方的說法，是要讓參加者『了解當地文化』。就我片面的觀察和理解，澳洲人有一種安於逸樂的文化。他們懂得享受生活，閒時愛在河邊、在沙灘、在草地野餐、看書、聊天、發呆。他們的動作普遍緩慢。到超級市場買一包紙巾往往需時十多分鐘－－排隊的人很少，但收銀員慢條斯理，又忙著與客人胡扯。在後面乾等的澳洲人也不見得會大發牢騷。換轉在香港，這樣的員工老早被顧客投訴，繼而丟失飯碗了。所以在中國文化的語境，『安於逸樂』是貶義詞。但為甚麼享受生命不可以是一種美德？」

「你不認為員工勤奮工作是他們的責任嗎？」他打斷我的說話，語調開始顯得不客氣。

「那的確是他們的責任。問題是，工作是不是人生的全部呢？我初到澳洲，很不習慣那裡的作息時間－－為甚麼街上的商舖四五點就關門？要買東西豈不是很麻煩？後來我想，那些店主店員不也是人嗎？難道他們不用休息，不用與家人共聚天倫，不用有自己的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嗎？香港這種不分晝夜消費玩樂的地方當然比澳洲熱鬧，但缺乏休息的城市，註定患病。」

他不耐煩地盯著手錶，臉上好像塗了一層死灰。我愈說愈起勁：

「為甚麼加班似乎變成了香港的生活常態？工業革命至今兩個半世紀，科技日新月異，為甚麼機器的發明沒有減少人類的工作，反而令人類活得像機器一樣？每人每日只有廿四個鐘，勤奮工作是責任，難道早點回家吃飯不是對阿媽的責任？難道維持身心健康不是對自己的責任？難道每日花點時間反省生命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責任？讓工作佔據生活，等於讓工作抽走靈魂；心靈空虛，自然要用物質享受來填補；為滿足物欲，唯有拚命工作，甘願讓工作蠶食生活。因果循環，生生不息。真是喃嘸阿彌陀佛……」

他終於按捺不住，站起身欲終止談話。我雙手合十，點頭道別。再沒有收到這間公司的電話。

至今我仍想不明白，為甚麼在求職面試，我們總要裝作乖巧伶俐、精力充沛、熱愛工作？為何不能暢所欲言，表露最真實的自我？我不獲取錄，是不是因為我的「得著」無助建制的暢順運作－－不是「適應力增強了」、「自信心提升了」、「人際關係改善了」之類？為甚麼僱主明知這是個虛情假意的場合，也寧要空話不要實話？這種名叫「面試」的勾當正在千千萬萬個大大小小的房間上演。你說，如此社會是不是虛偽得有點可笑？

Sammy K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