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原文刊自明報2010年5月29日)

自05政改方案以來，政府一直強調區議會 功 能組別是市民以間選方式選出立法會 議員，有廣泛民意基 礎，因此政改方案是民主向前一大步。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亦以如美國 總 統選舉人制度等例子來證明間選的可行性。但若果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確是間選的話，那由全港選民「間選」出來的現任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 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豈不是比特首還要強？全港又有誰會真正覺得葉國謙正在 代表自己？

間選制度須達到兩個條件

所謂間選是指選民在選舉中並非直接選出最終當選者，而是選出代理人，再透過後者代表選民去選出最終當選者。一個成功，具代表性的間選制度必須達到以 下兩個條件：

第一， 選民必須清楚明瞭自己一票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縱使最終投票的是各州的選舉人，但選舉人不按選民意願投票會受到嚴密監察，此外，在部分地 區的制度中，選民所投是選舉人而非總統候選人，但絕大部分候選選舉人均由政黨提名，並早已公開一旦當選時將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因此，每位美國選民均明白 當自己投票予民主黨 選舉人時其實是等於投給奧巴馬 ， 而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則等同支持麥凱恩。

第二， 代理人必須如實轉達選民的意願。美國的選舉人所投的每一票均需在國會面前公開唱票。公眾和傳媒便能從中監察選舉人有否按各州的選舉結果投票，並可由此對違 反民意的選舉人作出問責，從而確保選舉人能如實反映選民意向。

那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又能否做到以上兩點？

大家在2007年區會選舉時是否知道各候選人將在08年區會界別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全港無人能答「知道」。按照本港現時的選舉時間表，每屆 區議會選舉均會在立法會選舉前約10個月舉行。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大量無政黨背景的人參選。由於有眾多獨立候選人，選民難以單靠候選人的政 黨背景去推敲他們在來年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因此，除非各有意參選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人均在正式選舉前近一年時便向外透露參選意向，而各候選區議員亦 向選民公開一年後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否則選民將難以知道自己在區會選舉中的一票，實際上是在支持哪些區會界別候選人。但由於選舉條例對表明參選 意向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開支、宣傳和媒體曝光等各方面均有嚴格限制，因此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人願意在一年間接受選舉條例對他的各種掣肘。結果是選民難以 透過區會選舉的一票，去清晰表達他們在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的意向，而區議員亦遑論能夠代表民意去選出立法會議員。

難肯定區議員一票能反映選民意願

那大家又是否知道你的區議員在上屆立會選舉中究竟是支持葉國謙還是另一候選人林偉強？相信這條問題亦是無人能答（那409位投了票的區議員除外）。 自2000年以來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均採用暗票制。暗票制的原意是為了保障選舉的公平性，避免選民被威嚇或買票等行為影響投票意向而設，但在間選中使用暗 票制，卻令公眾無法知道究竟各區議員有否如實按照選民的意願在立會選舉中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自稱「獨立民主派 」 的區會候選人，拿了民主派的票卻支持建制派的區會界別候選人，他的選民卻無從得知，而他亦毋須就此向選民交代和問責。而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大眾和傳媒難 以監察，加上區會內眾多無政黨指示投票取向的獨立議員，最後很可能出現大量以枱底交易去換取區會界別選票的情况出現。因此，我們難以肯定區議員在區會界別 選舉中的一票能夠反映選民的真實意願。

誠然，一個設計良好的間選制度的確能某程度上準確反映民意的取向，但現時政府的方案要求選民和候選區議員都不知道誰會參加區會界別選舉，而選民亦不 能知曉區議員最終投票取向的情况下，要選民透過選舉區議員時「順便選埋」立法會議員，就像要盲人騎瞎馬一樣。這樣的選舉根本稱不上是間選，由此選出的立法 會議員遑論有任何民意基礎，而政改方案亦難以稱得上是「向前走」。

（本文部分內容取自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比賽材料，特此致謝）

筆者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現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電視辯論能令社會更明白政改爭議？

五區公投完結後，這兩天有關政改的新聞焦點，除了是吳美蘭老師的示威外，就是特首曾蔭權向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下戰書」，提出在六月十七日舉行電視辯論，討論有關政改的問題。此事一經公開，社會的注意力均集中在「政府是否想分化泛民」、「巿民看電視是否等於參與辯論」等等。不過，筆者想把討論拉到最根本：電視上的一場政策辯論真的可以令政改爭議愈辯愈明？

辯論比賽的限制

容許筆者從自身的經驗說起。有些朋友起初知道我是政治系畢業時，都會問我是否有參與過辯論比賽。每一次他們這樣問起時，我都要解釋為何我不喜歡「辯論比賽的辯論」。筆者並不是想否定辯論的價值。首先，辯論的確可以令辯論員在準備材料的時候，對辯論的議題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另外，辯論員在演練時，可以令自己的演說技巧更加純熟，令自己想表達的意思更容易和準確地傳到觀眾心中。因此，筆者十分鼓勵學生以磨練、提升自己的心態去參與辯論。當然，觀眾也可觀看辯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知道不同人對有關議題的不同意見，加深了解。

但是，筆者不願意參加「辯論比賽的辯論」，就是因為它本身的一些限制。辯論比賽有時間限制，對辯論員的最大要求，除了是對議題的熟悉外，就是他們自身的思考速度和演說技巧。筆者喜歡對不同議題作出思考，奈何自己並說不上是能言善辯之人，也不是十分有急才，思考問題時盡量想在心中反覆思量再加以組織才表達出來。非必要時都不想在未組織好就勉強說出己見，因為肯定會有更慘的後果：說話結巴，口齒不清，邏輯混亂，給人一種不成氣候的感覺，容易令人覺得我所持的立場不值得支持。在辯論比賽中，如果觀眾不是對討論議題不是十分熟悉的話，這個情況就會更加嚴重。就算觀眾對議題有所認識，也可能會因為辯論員的連珠砲發，或是因為辯論員為了取勝而作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詭辯，來不及消化他們的說話內容。當觀眾跟不上討論節奏時，便很可能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表面的事物上：可能是談吐、說話語氣；更悲哀的是可能集中在講者的衣著、樣貌。

電視政策辯論的焦點是……？

如果這只是一場為了興趣或是自我練習的辯論比賽，這些問題或許不太緊要。但是，現在所談的電視政策辯論卻是一項會影響香港日後政制發展的辯論。這種政策辯論也有著上述辯論比賽的限制：時間有限、要求講者的急才和反應。這場將會上演的政策辯論，在香港能令多少巿民更了解政改爭議，筆者實在感到悲觀。試想想：香港人談到社民連時，有多少不是只說他們行為「很激」，而有認真看過他們在立法會就不同政策的發言？在討論公投時，有多少人不是把焦點放在「起義很激、公投是要用一筆公帑」，而有細心了解公投的民主意義、發起公投的深層原因？我想起了有一次看城巿論壇直播，有一位現場觀眾想說香港政府不肯復建居屋，然後就突然說到五區公投、民主運動。表達技巧當然是拙劣，他跳過了不知多少個推論過程，所以沒有人會即時明白他想說甚麼。但又有多少人會嘗試了解過，他所說的香港政制如何令香港房屋政策向大商家傾斜，而不只是想一句「不知他說甚麼」便算了？

想到這些例子，實在很難不令我預視到眾多巿民對這場政策辯論的觀後反應：曾蔭權有沒有沉不住氣？兩位有沒有說錯話？余若薇的衣著如何高貴？對於一些香港人的這些習慣，筆者不會認為全是巿民的責任，因為香港整個政治制度及傳媒習慣就是令我們對政策內容沒有詳細的理解，而只對政治人物有表面的認識。但是，無論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是甚麼，我們在選擇政策取向時，應該留意的是不同立場的理據，而非表達技巧！即使曾蔭權真的沉不住氣，即使余若薇可能說錯話，也不代表他們的立場邏輯必定是有問題，很可能只是受環境因素影響臨場表現而已。

不是技巧，而是內容

筆者覺得悲哀，因為很多人仍把政策辯論看成是純粹的公關策略，想著如何吸引觀眾，而非讓公眾了解政策內容的活動。筆者不是反對舉行這場辯論，因為我不會否認這是令巿民更了解政改問題的機會。但是，我懇請各位香港人，不要看過這電視政改辯論就以為自己理解了政改爭議；懇請各位在看辯論前，能做多少功課，了解一下政改的背景，辯論過後也要反思不同論者的說話，嘗試加以消化，分析哪些是合乎邏輯的理據、哪些是要人轉移視線的說話技倆、哪些只是講者的無心之失。筆者是相信「真理愈辯愈明」的，但要辯論，就絕不是只局限在一場「辯論比賽的辯論」，而是長久的討論；辯論中要考量的，也不是表達技巧，而是議題內容。

Stanley 斯坦尼

「激化」城市論壇的，不是人，是制度

一如所料， 4月18日的城市論壇被「維園阿哥」們「激化」，親建制人士發言時多次被現場觀眾喝倒采。到晚上筆者在網上看到城市論壇在電視直播後的情況，原來去到論壇尾聲時，連民主黨的劉慧卿都忍不住「阿媽教仔」般教訓在場觀眾，大約意思是說他們令論壇不能正常運作云云。也許這一幕在主流媒體上只是小事一樁，但筆者相信在部份民主派巿民對形象較為進取的卿姐非常失望，因為後者似乎不明白，「維園阿哥」們的作為，根本是在現行香港的封閉制度下的無可奈何、理性（rational）的選擇。

政治機會結構

所謂理性，最重要的是行動者衡量成本與效益後作出行動。如果把這想法套用到社會運動的研究上，大多數學者都會先引用Eisinger在1973年發表的研究。Eisinger在其研究中提出「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政治機會結構），結果發現他研究的美國城市中，政治制度或政策制定過程愈封閉的城市，社會運動出現較對抗性（confrontational）或所謂較「激進」的行為（例如暴動、警民衡突等等）的機會便愈大。 [1]

另外，多位學者在1995年發表對西歐的社會運動作出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如果政府在某個議題上對反對意見愈是拒諸門外，或是社會運動人士的聲音愈是不在建制內受到重視，這些社會運動的行動方式便會愈趨向有對抗性。 [2] 根據這幾位學者的解釋，這些社運人士並不是如香港某些保守勢力人士所言，是為了「搞亂社會」而作出比較激烈的行為，因為當他們作出這些行為時，其實是需要付出成本，例如動員的成本、體力等等，而且還要面對被建制檢控、抽後算帳的風險。他們可能是認為與建制對話是沒有實際作用，或是根本沒有真正的渠道去與建制作出有意義的商討，才如此被「逼上梁山」，以對抗行為向建制或政府討價還價。這種情況，即使在較為民主的西歐國家也會出現，特別是在一些牽涉政府或建制人士重大利益的議題上，由於政府會更加「手緊」，對反對聲音更加抗拒，對抗性行動因此愈多、愈劇烈。

利東街的經驗

類似的情況，在香港是否有發生呢？筆者在大學畢業前有幸得到我的老師和一些社運人士的協助，可以研究2003年到2007年的反對巿建局清拆利東街的文化保育運動。在報章、與利東街居民的訪談、在反清拆利東街的H15關注組的網誌等資料中，筆者發現其實利東街居民多次希望與政府高級官員對話，卻不得要領。關注組希望從建制內著手，向城規會就巿建局的計劃作出反對，也以不夠專業為由而不被接納。在2007年5月，H15關注組的網誌也許道出了不少社運人士的心聲：「無論你如何文明地跟程序，那個程序根本就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就是一些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不公平制度，把反對者從制度上排除出去，令他們一些較為溫和的策略根本沒有效益，才會令堵塞馬路、絕食等所謂激進的行為出現。

這是制度問題，笨蛋！

套用在香港政制改革的議題，無權無勢的在野民主派政客以及民主派巿民、社運人士、普通巿民等等自是在決定改革方案上基本上是無能為力，而主張與政府溝通、談判的，卻在2004年失敗過後，今年又再遇到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而回，整個建制利益集團根本不能說服其他人他們是真的有誠意去落實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在主流傳媒（如TVB）歸邊、拒絕舉辦補選論壇、新聞大肆報道政府官員的講話而相對地冷待民主派聲音、政府打壓民間廣播、建制派在宣傳上的壓倒性優勢下（這兩天，政府推銷其方案的廣告又在電視和電台中發表了，但你我何曾見過要求真民主、或是推動516公投的廣告？），民主派人士，特別是在爭取民主制度上更堅持的，自然是無力感愈來愈強，覺得所謂溫和的爭取方法是沒有成效，對抗性的行動就愈來愈多。

對沒有太多資源、不能在媒體有顯著曝光機會的民主派（特別是社運人士和普通巿民）來說，每週都直播的城市論壇自然就成為了他們用作向政府以至整個建制表達不滿和憤慨的平台。試想想，他們在香港這個制度下，不能用談判去說服政府、不能在媒體上得到與建制大致相同的待遇、甚至很少有反駁建制派謬論的機會，低成本的「城市論壇行動」卻可帶來媒體注意、向建制人士宣洩不滿的效益，理性的民主派自然會懂得如何選擇。當然，有論者可能會提出到底「維園阿哥」是否真的可以說成是社運人士。這可以是香港社運組織資源不足、結構鬆散的問題，令社運個人化的情況出現。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我想大家清楚的，是整個制度如何驅使個人的行為。

論壇當天有不少中學生在場。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抱持卿姐的想法，認為論壇應該是有秩序、嘉賓不受騷擾。其實單看論壇本身，筆者也大致認同這看法。但是，我們在分析其他人的行為時，是否能只抽空研究一件事件，而不理會宏觀局勢？「維園阿哥」的行動，似乎不是基於他們本身的欲望，而是整個香港社會政治局勢和制度使然。

Stanley 斯坦尼

同文刊於2010年5月5日的《明報》

讓商台風波重燃對政黨法的討論

商業電台向民建聯出售共72小時的深宵節目時段，讓後者力捧的新星參與新節目《十八仝人愛落區》，據報涉及金額約為五十萬至七十萬元。事件引起極大爭議，有人批評此舉會令傳媒失去中立性、向錢看，此類政治廣告或政黨宣傳節目贊助應被禁止。很明顯，今次商台和民建聯的處理手法以至整個政治宣傳規管制度都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但我們不應因此而認為大氣電波應與政治盡量隔絕；反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重新考慮如何以政黨法把大氣電波的政治宣傳規範化，並協助政黨發展。

大眾媒體的特質

要了解為何商台今次的處理手法並不妥當，我們就應先了解大眾媒體（mass media）的一些特質。大眾媒體，包括收音機、電視、報紙、互聯網等等一直是巿民大眾接收各類資訊，包括有關公共事務及政策的資料的重要渠道。筆者相信很少人會否認，巿民接收甚麼資訊與輿論或大眾的政治取態沒有太大關係。例如，很多人會提到像中國和北韓這類自由度低的國家內，國家機器對大氣電波以至整個大眾媒體牢牢控制，就是為了引導大眾想法，方便管治。

有人可能會提出，就算他們接收到媒體的資訊（例如社評、電台節目主持的言論、甚至是筆者的拙作），也不代表他們的取態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們會自行消化資訊和作出分析。即使我們不理會媒體長期潛移默化的威力，而接受「大眾媒體不能完全控制巿民的取態」的觀點，我們也不能忽略其「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的作用。所謂議題設定，即是決定到底我們所關注的議題是甚麼。McCombs和Shaw在1972年發了一項研究，結果發現在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時，媒體報導對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的選民對不同議題的關注度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1]。放回近期的香港，我們也可感受到媒體如何影響巿民關注甚麼，例如前陣子高鐵事件時，傳媒作出鋪天蓋地式有關所謂「八十後」的報導，忽然整個香港都非常高度關注青少年問題，但高鐵事件中再核心一點的議題，例如行政立法關係的高度不平等（立法會在審議過程中並不能從行政機關得到足夠資料）、現行政策諮詢的荒謬（尤以政府在茶餐廳諮詢大角咀受影響居民的態度為甚）等等，很快就不獲注意了。說到底，我們日常生活討論甚麼，以至隨後政府要為甚麼事項回應巿民，都很受到媒體的影響。

誰控制了大眾媒體？

從這裡，我們可以見到大眾媒體並不單單是屬於電台、電視台、報館等機構的私人空間，反而是一項重要的公共資源，用作影響社會輿論以至公共政策決定。正是因為這樣，有不少論者會認為，有能力控制傳媒的，都會想盡辦法搶佔傳媒空間。傾向馬克思學派的學者會認為，傳媒其實是由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控制，發放有利資本主義制度的資訊，從而保障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例如Chomsky和Herman在他們發表的著名作品Manufacturing Consent中提出「宣傳模型」（propaganda model）的理論 [2]，指出媒體會為了媒體擁有者的利益、廣告收入、與消息人士的關係等五個因素而作出有偏見的新聞報道。以廣告收入為例，由於這收入是商業媒體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這媒體的新聞報道或其他節目都會受到買入廣告時段的人士或機構的利益立場影響，作出有利該些人士或機構的報道或節目。

商台和民建聯的問題

大家或許會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畢竟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較有財力的總會有較多優勢。但這可不能成為我們證成（justify）這制度的理由。特別是連建制派都說香港人其實是要求一個公平的制度時（實際是否這樣則不得而知），我們不應助長「有財力就有政治宣傳機會」的風氣。這次商台與民建聯的合作，令筆者想到兩個問題：（一）是否有財力的政團就值得獲取更多的宣傳機會，而忽略這些團體所提倡的並不是一件私人消費品，而是影響社會的公共政策？對筆者來說，答案明顯是否定的，因為如此一來，社會輿論更易被有權力、資源較多的人士控制，公共政策或多或少會更傾向他們，而非無權（選票）無勢的普羅大眾；（二）商台會否為了與民建聯往後的合作關係和所帶來的商業利益，而調整新聞和時事節目的立場？這個問題就是一眾社會人士不滿今次商台和民建聯的生意的主因之一。

政治宣傳不是洪水猛獸

有些論者因此會認為我們應該繼續禁止政黨在大氣電波中作政治宣傳。但是，筆者認為我們不應因為現成的媒體結構而忽略它的作用。政黨的政治宣傳，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首先，香港的政黨和政團總是給人一種沒作為、只是有破壞無建設的印象。這當然與香港宏觀的政治體制，例如立法會權力小、巿政局和區域巿政局被廢等原因有莫大關係，但筆者今次想集中在宣傳機會這方面。如果政黨能夠在大氣電波中宣傳自己對不同政策的見解，而不是像現在局限在一小段新聞報道（而且政黨還不能控制報道的內容）、報紙論壇版、或選舉時才可能會有的選舉論壇等等，就可以讓巿民大眾更清楚其實不同政黨都有為公共政策作出努力，而非只是「無野做搞亂檔」。政黨能夠得到更多巿民的支持，才能健康地發展下去。

此外，政治宣傳也可令巿民獲得更多有關不同政策的資料，以及不同立場的理據，能夠讓巿民對政策議題變得更消息靈通（more informed），這樣才能讓巿民對香港的公共事務更熟悉，強化公民參與。這樣讓不同政黨自由地表達不同的意見，總好過現在我們只能看（聽）見一個無民意授權的政府的政治廣告（例如宣傳政改方案的宣傳片∕聲帶）。政治宣傳甚至可以讓政黨不受媒體立場限制，自由提出一些較少人想起的議題（例如同性戀者的權益），令社會的討論變得更多元。

政黨法的作用

由此可見，大眾媒體，包括仍有很大影響力的大氣電波，其實是一把雙刃劍，關鍵在於我們怎樣讓其發揮作用的同時，避免了不公平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重燃有關政黨法的討論，讓政黨可以公平地作政治宣傳。例如我們可以在政黨註冊後，每星期安排一些時間讓註冊政黨免費得到若干宣傳時間，而不同政黨的可根據每屆立法會選舉的所得的地區直選票數而獲分配不同的宣傳時間，以好好利用珍貴的大氣電波時間。又或者，政府可以跟據上述地區直選票數向不同政黨提供不同份量的財政資助，同時開放大氣電波讓註冊政黨可以作不長於某個時數的廣告，宣傳自己的政策提議。這些做法，既能令政黨能發揚自己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上述討論過的「誰控制了媒體」的問題。

政黨法如何規管政治宣傳的方法還有很多，筆者也只能提出些少建議。當然，政黨法的內容不限於政治宣傳，還包括政黨財政來源、甚至黨內運作的規管。希望今次的商台風波，能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認識政黨法的作用，再展開討論，以協助香港的政黨以至政治人材發展。

Stanley 斯坦尼

是誰沒有信任誰? –砲台山學會 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提交文件

砲台山學會

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提交文件

立法會 CB(2)1598/09-10(0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主席、各位議員:

就政府於4月14日公佈的政改方案，本會認為這個方案完全沒有方法達到推動政制發展，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目的。恰恰相反，正正是政府推動的這個方案，不但無從使社會就政治改革尋求共識，更反過來加劇了社會的撕裂。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從速修訂方案，交出步向普選的清晰時間表及路線圖。否則，即使這次方案被強行通過，亦無助解決政府的管治和合法性危機。

區議會功能議席　欺騙市民

這次方案的最大弊端，是政府依然對功能組別議員的存廢毫不觸及。根據政府的方案，功能組別將和直選議席一樣增加五席，由區議會議員互選五人出任。誠然，區議會的確是有選民基礎(委任議員除外)。可是，第一，現時的區議員的選區劃分過細，往往一兩個屋村，就已經成為一個選區，因此一直以來區議員都是以地區服務為主，市民都慣以社區服務的成效而非政治立場或全港性的政策理論選擇區議員。因此，市民未必習慣把政治立場加入考慮之中，區議員是不是得到市民的充分授權頓成疑問。

第二，區議員當選前不可能事先預測其他區會有甚麼議員當選，自然亦不能為自己在互選中的取態向選民作出承諾。互選因此往往取決的是各政黨在會內的勢力分佈和交易，而非選民的意願。由此可見，區議會的代表性根本不可能因此轉移至立法會的新增五席之中。說區議會方法增加了民主成份，根本是偷換概念。

不縮減功能組別議席 毫無誠意[1]

更重要的是，政府交出的這個方案依然是在為功能組別背書，並沒有顯示出取消功能組別與分組點票的明確意向：原有功能組別原封不動，合併和擴大選民基礎的提議都得不到接納，現時又反過來新增五席，事實上沒有民意基礎的區議會議席。

迭經反高鐵、最低工資廿蚊事件後，功能組別的合法性已在市民心目中破產，這是不能忽視的民意取向。如果現有的功能組別既不改革也不取消，立法會通過的議案以至政府政策的公信力都會大為削弱，這將會使政府出現嚴重的管治危機。同時，政府如此維護功能組別，也和市民的意願形成具大落差，這只會令社會對政府和中央的不信任加劇。

而政府是次「翻叮」零五年已被民意否決的方案，甚至更為保守 (沒有許諾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員)，這亦令民眾覺得彷彿政府從不打算回應民意，增強其無力感。既然正式的渠道無效，民眾對議會機制的信任亦會大減，便只有訴諸社會運動，衝擊現有的建制，不久前的反高鐵及變相公投都是例子。如此，官民之間的互信建立更是遙遙無期。

破壞互信的 正是政府

有關功能組別的問題，坊間早有共識並要求廢除了；有關2012年的政改方案，毫無民主成份，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了。這次發言，目地主要在於探討一個問題：是誰沒有信任誰？

民主化的理論說，要使反對派與政府透過協商達至民主，需要一方面有溫和的民主派，與開明的建制人士互相合作，才可互相建立共識（norm of trust），也就是建立特區政府所謂的互信。[2] 現在，民主派已經成立了終極普選聯盟，擔當溫和的民主派角色，並不斷受激進派的打壓，問題是他們看不到，而事實上也根本沒有所謂「開明的建制人士」擺出誠意，願意為確立普選路線圖而合作。

如果狀況持續下去，政改將被否決，是可以預計的事。政府一天沒有打算確立普選路線圖，一天也別想從泛民的票數中拿去幾張，因為誰願意支持政改爛方案，誰就承認了香港不民主的未來，也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封死。故此，若政府不擺出誠意，落實普選路線圖，將無法通過政改方案。

結語

政府的宣傳片說現在最要緊的是信任。但正如父母與子女之間，家長主義的以上壓下強迫子女接受和信任，往往反過來破壞互信。我們可以見到，破壞互信的正是政府漠視民意、正是這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方案本身的問題，而不是民主派、甚至是廣大市民的問題。

砲台山學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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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實有關廢除功能組別的理據，多得一個程度是，現在大學的香港政府課，中學通識教育課都已經在教了，再辯論應否存廢都已經嫌多餘。

[2]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Ch 3, 5.

[3] 砲台山學會是一個什麼地方? 用途有兩個: 1. 留有這個退役軍人俱樂部, 仍然有空間可以應用腦內的半桶水, 關心社會, 參與討論, 又或是毫不怕醜地分享在象牙塔生活幾年以後的生活哲學 2.不想浪費所學的東西, 想跟大家說我們學的東西可以很過癮, 雖然什麼 “xyzism”樣相極為不討好.

如果你對我們這些夢話有話要說, 或者你想加入我們一夥, 或者你想投稿, 請email 我們至fortresshillacademy@gmail.com. 你會有足夠時間, 因為砲台山學會不會那麼快仙遊, 橫豎我們不是I-Bank.

有關公投的一次討論

之前某群組內的一篇討論，本來516前想寫一篇，但事忙擱下了。後來寫著寫著就愈來愈長。就當是一點感言和思考吧，立此存照。下文對原來的討論有一點修改。

by 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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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和諾有些相似。不過與其說是因為香港人「不配有民主」(facebook上circulate的某文的講法)，我比較覺得最大的問題是這次運動，其實很脫離群眾。

其實我的觀察是和諾差不多，雖然昨天身處的街站已經算是反應很好的一群。我所指的脫離群眾的意思是，有很多好像對我們是不證自明的東西、顯淺易明的道理，其實他­人並不能明白。至少，昨天的百分之十七以外的人不明白。我並不是因此對我們所想的很多公平、正義、民主之類的原理有錯，甚至也不是對香港現時民主和社會面對的局­勢分析有錯，而是，其他人不明白，而且這些人不是少數。更有甚者，他們不是沒有意見，而是和我們的結論相反: 否則簡單去樓下投一票有多難? 又不是去遊行。

但我們便可以因為我們的理念是對，因此就定性不理解以至反對的就是錯的嗎? 這理念和群眾認知上的落差，才是我最困惑的地方。尤其是，這次的理論一點也不深: 向大眾宣傳的版本，已經淺薄到一個地步，基本就是說功能組別搞到政府搞不了民生，一人一票又是人權，而功能組別又很多是沒有人選出來的。即係，咩都屈落冇普選度。很多一般人以為很深的經­濟民主直接民主基本上是可以跳過的。

而其實我們對他們為什麼會反對，又或者反對的人事實上在想甚麼，原來都沒有好好的理解和掌握，或至少是我並沒有好好掌握，在我所能接收到不同圈子內的不同資訊都­沒有很好的想過這問題，彷彿我們所堅持的，真的是「常識」，反對者只有兩種: 不明真相等待啟蒙或邪惡。剛剛就在facebook見到，友人說他支持民主但不想去投票，人們立即就是反問: 不如你畀個唔去投票的理由我丫。我的經驗是，似乎涉及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很多時候即使本來是好朋友的人都不能好好對話。我不是說提問的人有責任，甚至未必是問錯­問題，可能是真的很真心想問，但我困惑的總是為什麼總是不能好好對話? 是甚麼的感受令到問者和被問者都很難有可以互相理解的對話? 這，又是不是指責一方太惡/ 一方太保守小氣可以解決到?

但我又發現，隨著運動的推展，異議者就是反對者: 因為任何的異議，都會是反對者的彈藥，用來進一步削弱運動者的群眾基礎 (中間游離的一群)，甚至是運動者內部的士氣
(因為動搖了一直以來所行策略的合法性)，而問題是，如果運動最終失敗，我們其實分不清，到底是策略失誤一開始就走錯了，還是不過是信心不足士氣不夠因而被對手­反動員。每個參與者都面臨選擇: 有你一分力，現時的策略就會多一分成功的機會; 你一質疑，運動者就要花心力回應，你的不參與本身就會令運動少了一分成功的機會。這是一個異議者很被動的格局。

回到群眾的問題。我會認為，很可能就是因為這種格局，我們其實很難會有一種體諒異議者的心境去理解群眾。我們的心態是: 真理在我手，接下來的工作只是如何說服，但我們都沒有一個好的心態真的由頭聽起異議者甚至反對者的看法，甚至嘗試為他們的想法辯護，為他們想不清因而講不清而出­現破綻的想法找一個更好的講法–我們都只會由此而入直至將對手打至體無完膚。用這種心態的話，其實「群眾」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他們要嘛是友、要嘛是敵，要嘛就­是被說服的一群，而我們的抗爭並不是來自群眾，而是理念。

當然可以反駁的是: 公投不就是最群眾的東西嗎，你可以支持可以反對嘛，沒有人強迫你嘛。但問題是，群眾只能選擇我們–這次我們我指的是我們和建制派– 我們派給他們的選擇，要嘛A，要嘛B，而我們認為世界上是不存在C或其他的。選擇並不是來自群眾的。這並不是說，群眾就一定對。打個比喻: 一個媽媽為了小孩子好，給他兩個下課後的選擇: 要嘛補習，要嘛上興趣班，但小孩子其實只想hea。媽媽要做的，是說「我尊重了你啦，你兩樣中隨便選一個吧」嗎? 還是，更好的做法，是多花時間陪小孩子hea，想想他其實所謂的hea是想做甚麼，再慢慢引導?

我於是這樣想: 是不是其實公投的方向一開始就有這個風險呢? 一旦走了公投這條路，我們就注定很難由群眾出發，又或者更準確的說 (免得說我把自己代表群眾)，注定很難由異議者和反對者出發? 我們一開始，就只是走了一條鞏固本來已是「我們這一邊」的，打擊「不是我們這邊」的人的道路，或走入了這個運動框架?

但我又得反省: 這所謂的另一條路似乎很難走，甚至如何走一條由異議者角度出發的運動的路線，我也沒有任何概念。簡單一句: 普選聯又好深入群眾嗎? 談判又好群眾嗎? 又不見得。

我們一直都以為公投是很群眾的，但原來可能並不。如果這次失敗可以令我們從新思考群眾的問題，新時代的民主運動的前路也許並不灰暗，如果本身就是錯，從新來根本­沒有問題; 如果的確有些甚麼我們的確忽視了的，慘敗過後可以從新來過去由根本修正問題，也許走了彎路，但也是有價值的。因此其實我很反感認為這次運動「成功了」的看法。我­自然明白這場輿論戰要打的原因，所謂輸人也不能輸陣，不能先輸士氣。但，我們是不是到現時還要停留在這種運動邏輯? 其實，此時此刻，認輸、認錯、反思，又是不是那麼難，又是不是真的只會被人落井下石? 這我就很質疑了。我也很反感說這次運動「新」: 這些運動邏輯、運動的限制，我們又真的很陌生嗎?

投票 VS 投票意欲

有了”國家”, “政府” 這些玩意以後, 自由就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是可有可無的事.

若然一個人選擇沈默, 那就不要在失去自由時有任何埋怨

總是有點不明白, 為何連投票這麼一種自由公民可以做的事也可以被妖魔化,

我他媽的不管這是”公投”的投票, 還是”正式”的投票,

總要分清:

你支持誰, 或誰也不支持是一回事, 你投不投票是另一回事, 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

也許, 這解釋了為什麼在新加坡選舉時不投票是犯法行為.

你誰也不支持, 那就投白票, 在票上寫粗口, 情書, 小說, 傳記, 不也就成了嗎? 為什麼不去投票?

一個人的權利, 不是給予, 而是爭取; 愈多人爭取, 愈有可能有權利這玩意. 因為”國家”"政府”可以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如果社會選擇沈默.

到了柬埔寨集中營以後有感

沒有民主，港人「抵死」？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偉豪 2007-08-16《明報》A31

這可能是一篇得罪所有香港人的文章。 曾有人說過，有什麼的顧客，便有什麼的服務，如果服務不好，顧客可以把不滿向管理層反映，要求盡快改善，或停用該公司的服務。以上的道理，說明了公司和顧客的身分是互動的，公司的服務不佳，除了公司的管理層要負上責任之外，顧客本身也責無旁貸，要為容忍和接受差的服務而負上責任，換句話說，差的顧客得到差的服務是活該的。 同樣道理也可以套用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之上，有什麼的人民，便有什麼的政府。香港的政制長期停滯不前，除了中央高度干預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民甘願接受或容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的合理結果。 港人爭取民主作過多少貢獻？ 在國際的經驗上，民主從來不是恩賜的，要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是妙想天開的事情。沒有經過爭取而得到的民主，也往往得不到人民的珍惜和重視，因而變得反覆、不穩定，甚至是短暫的。 歸納世界各國成功民主化的經驗，要成功向當權者爭取權力，方法通常只有一個，就是加大他的管治成本，使他明白只有採用一個民主的政制，才可得到有效的管治。但當香港民主運動對當權者的最有效武器，也只是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一切以和平有序秩的方式來進行，以不影響香港營商環境為大前提，它對當權者所給與的壓力自然有限，對香港管治的衝擊，甚至比紮鐵工人的工業行動更細。 從香港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甚至有足夠理由去懷疑，香港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組織自己，成功向當權者爭取自己的訴求。六七暴動是港英管治的轉捩點，使它走向更開明的善治。但歷史的分析多把六七暴動定論為「左仔搞亂香港」，亦即當年的北京在幕後有一定角色。而80 年代的民主化也主要由英國人賜與。多年來，香港人究竟成功爭取過什麼？不需要努力爭取，便得到了現有的自由和權利，到頭來，是香港人的福氣，還是詛咒？ 當我們投訴我們的政府如何不是，香港遲遲未有民主的時候，我們應深切地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值得享有一個更佳的政府？ 已故美國總統甘乃迪有一句名言，就是「不要問國家可以給予你什麼，要問你可以對國家作出什麼貢獻」。在香港爭取民主化的路途上，我們應該問的亦不是香港何時有民主，而是香港人自己為爭取香港的民主，作出過多少貢獻？

投票率17.1%破底

公社黨稱滿意

【明報專訊】立法會5區補選昨日結束，公民黨及社民連推動了10個月的「5區公投」，最終投票率只有17.1％（投票人數57.9萬），是2008年選舉45.2%投票率的四成，更是回歸以來立法會選舉及補選新低，有學者形容「公投」成績欠佳，證明市民不接受這個概念。但兩黨堅稱滿意結果，5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余若薇拒絕承認「公投」失敗；社民連黃毓民更說無論結果如何，都會把抗爭升級，發動市民包圍立法會，重返議會後必定會反對政改方案。

5名辭職議員高票當選

今日凌晨1時40分公布首個點票結果，社民連梁國雄以108,927票在新界東勝出，其後4名辭職議員亦高票當選。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在總結選舉時指出，今次補選投票率是特區政府歷次選舉中最低的一次，從而看到市民對「公投運動」支持程度「比較低」。他強調，政府已做應做的宣傳，認為毋須為這次低投票率負責。

另外，根據香港研究協會的票站調查顯示，5區辭職議員的當選機會都極大，惟九龍西黃毓民的得票率只得63.3%，對手白韻琴則有17.9%，而昨午亦一度傳出建制派動員支持白韻琴。另外，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亦發現昨日投票的市民，有50%是為了「盡公民責任」，為支持5區「公投」的只有11％（見表）。

半數投票者　為盡公民責任

今次補選投票率為17.1%，有57.9萬市民投票。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指出，若扣除其他候選人的得票、廢票及白票數目，估計兩黨最終得票是總票數的75％。以今次投票率計算，5名辭職議員的總得票約43.4萬，僅稍稍高於公、社兩黨於08年選舉的36萬總票數。若以整個泛民陣營獲得的87.2萬計算，今次補選更只取得一半泛民支持。

余若薇﹕京要回應 譚耀宗籲撐政改

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承認投票率低，但表示滿意結果，拒絕承認「公投」失敗，認為今次是繼03年7．1遊行後的民主派最大規模動員，中央有需要就此回應。社民連黃毓民亦說不計較投票率，表示有60萬市民出來投票，特區政府就需要交代；另一成員陳偉業認為「公投」失敗是港人的責任，「這次運動需要香港人自行選擇是否投票，難道要我剖腹？」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投票率低證明公社兩黨的「5區請辭，變相公投」失敗，也反映市民認為是浪費公帑，呼籲兩黨支持政改方案。

在政府及建制派杯葛、市民對「公投」反應冷淡下，昨日的選舉氣氛是歷年最慘淡。本報記者於早上9至12時半到山頂德瑞國際學校觀察投票情，3個半小時內只有40多人往投票，場面冷清。

5名辭職議員昨全天候盡力拉票，仍未能增添選民的投票意欲，即使「洗酒樓」、企街站，都不時遭到拒絕甚至指罵，有市民索性張開報紙擋開拉票者。只有民主派重量級人馬如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李柱銘坐鎮時，才增添零星的選舉氣氛。

對於選情冷淡，李柱銘歸咎特區政府要負全責，因為曾班子帶頭不投票，加上頻以小動作打壓選舉，都對市民有影響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強調，今次補選原本可以避免，社會主流意見亦不支持5區請辭及補選，政府已依法舉行補選。

學者﹕港人未接受「公投」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昨日投票率與兩黨當初評估直如南轅北轍，是因為兩黨期望太高，錯估市民對「公投」運動的反應，結果把自己推向進退不得的位置。他稱今次選舉看到港人仍未能接受「公投」，不能說服他們「投議題不投人」，「你看5區中投票率最高的是九龍西，也正因為是有『人』對決，才能谷高投票率」。

默默堅持理想 用意不用力——關信基

（信報 20100514）

明天「五．一六」，是公投補選的決戰時刻。

與很多市民一樣，筆者對公民黨參與五區公投運動的舉動摸不着頭腦。一個 月前，有機會走訪該黨的精神領袖關信基，話題應該是太極悟人生，但終歸也離不開公投。短短兩三小時的交談後，發現，其實答 案或許很簡單，推動公投不過是為了追求理想；「一個地方冇咗理想，就唔應該存在落去；一個人冇咗理想，就唔應該活下去」；關信基說。

二〇〇 六年，關信基懷着一腔熱誠及理想走出校園，以學者身份參與創辦公民黨，正式成為一個政治人物，期望透過參與政治，幫助提升香港的政治 文明。在他眼中，政治一點也不骯髒、不可怕、不危險；相反，政治可以很高尚地解決地方政府的問題。卻偏偏香港是一個十分現 實的社會，政治人物最需要的是曝光、講求「sound bite」、擅玩公關手段，但這麼多年來，關信基就是保持低調，「我無資格做 一般的政治人物，香港的一般政治人物不講理想，講現實。」

社會上 很多人因而批評其不失學者色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只怪理想成分太高。關信基反駁：「梗係我啱，佢地錯啦！冇咗理想，你只係不斷再生 產一些舊的東西，不想進取，不行的。堅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誠然，華叔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就來得好感動；長毛對理想的堅 持來得好激昂；關信基的堅持，則好subtle。

一 黨存廢並不重要

關信基 不諱言，自己是一個好忠誠的人，一直視教學為終生使命，現時依然很喜歡教書，鍾意做研究多過搞政黨。講完，竟也哈哈哈地開懷大笑。

「參與公投有利公民黨的長遠發展？」

「我們完全沒考慮過，公民黨隨時摺咗都冇問 題，組織政黨是為了推動香港的民主，如果推動唔到還要來幹嘛？如果今次公投使香港人明白什麼是真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的意義，即 使不成功，都已經播下了種子。到了明年、後年，公投運動或只不過係新方法其中一部分，最重要係有新思維、新人、新團體去參與這個民主 運動，扮演比政黨更重要的角色。所謂新民主運動的新，在於不要將個人、團體以及立法會看得這麼重要，公民社會才最重要。哪 一個黨的存廢有乜重要呀？！」

有一絲希望就要堅持

「但特首話政制問題需要社會共識。」

「那為何還寄望特首及立法會？成立公民黨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到，但 似乎亦很難，那不如交由全港市民，你們自己決定啦。這個運動完全不激進，可能社民連的口號比較激進。但如果不成事，是否就不做呢？香 港人太現實了，稍為動一下就說沒可能、沒結果，你看山西黃家嶺礦難事故、奧巴馬的醫改，即使是高難度都應該做。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堅 持。」

激發關 信基有這一份堅持的，是一宗小故事。六十年代初，他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讀書，二年級時，閱報得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的一位女生 某天不幸遇上車禍昏迷，變成植物人。父母辭工不離不棄照顧女兒，並自資出書免費派給學生，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其後，他 們不惜千里迢迢到美國嘗試新藥，並堅拒讓女兒安樂死。關信基話，自己當時深受感動，於是主動接觸及捐款予這一家人，但每一次探訪都忍 不住哭出來。縱使關信基當時哭得多激動，但眼前的關信基在憶述這事件時，非常理性冷靜。

「這件 事對你有好大意義？」

「好感 謝這個家庭使我對人生有所認識，所以，我永遠不會係個悲觀的人，任何事情都有希望。好似公投咁，實失敗架咩？係咩？一定係咩？唔到最 後一個禮拜、唔到最後一日，你點知呀？民主實冇呀？你點知呀？」

第二件對關信基影響深遠的事情，則是「柏林 的一九六八，激進初體驗」，當時二十八歲仔，第一次見證所謂的激進學生運動，關信基直言：

「大開 眼界」，最記得的是左派學生火燒亞洲與非洲研究中心，當局出動消防車撲火；之後，左派學生又佔據漢學所，「這些只係例子，與現時的公 投做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

「咁你 有冇參與呀？」

「我係 咁理性溫和的關信基，點會參與呀？！」

「咁當 時的心情如何？」

「我想 不起來了，可以講肯定唔係討厭，否則唔會聽他們演講。我性格之一就係好冷靜，即使這麼激烈的場合，我都可以好冷靜不受場合影響。我估 計，當時可能都係這樣，就是想了解事情，抱着學習的心態。」

行動本身只是表達方式

但可以肯定的是，事件並無使關信基走向激進，反而引導他留意手法背後的 主張，「行動本身只是表達的方式，引起人注意的方式，否則冇人會注意他們的主張，我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多注意人地的主張，例如校政 民主化等」。他最崇拜一位名為「Duschke（德文）」的學生領袖，事隔三十二年，已經忘了他是誰，只記得該人書不離身，一 有時間就看書，能言善辯，思想敏捷，演講時經常引經據典。

「咁你 有冇同佢交流？」

「梗係 冇啦。我算係咩嘢？！而且又係一個外國學生。」

可是， 誰會想到這位外國學生，關信基，日後成了香港政治學術界的權威？

關信基 一九四〇年生於澳門，童年回憶已洗刷得七七八八，在澳門讀書的日子最鐘意到白鴿巢公園後山的峭壁中看書，明明寫住「危險！請勿進 入」，但關信基一於少理，愛冒險，經常獨個兒坐在那裏看書、發白日夢。但永遠忘不了小時候過着自由自在猶如「無腳雀仔」的生活，皆 因當時父母經常因做藥材生意而四處奔走，將其交由一個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家姐照顧。關信基形容，家姐「好淋」，「我追求自己的自由， 鍾意做乜就做乜，成日唔喺屋企，喺出面遊蕩、瞓覺、睇戲」。所謂「睇戲」，是隨便拉着一個大人的衫角就入場。

「咁都 得？」

「點解 唔得？嗰陣時，個個人都好友善，大家彼此間好信任。」

政治如太極相生相尅

退下教 學前線的關信基決不清閑，日程排得滿滿，但每天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耍太極，未至於耍得好叻但算唔錯。現實上，他卻非一個愛「耍太極」 的人。訪問當天，攝影師希望他即席示範太極拳，關信基二話不說，就在聯合書院政政系行政大樓旁的草地上準備，「總之你導演得啦，唔 使客氣」。但見其人出拳前收起笑臉，有時瞇上眼睛，站立數秒，然後「八段錦」、「達摩易筋經」、「金雞獨立」、「十字手」等，示範不 同的式子。

關信基 並介紹耍太極其中兩個重要口訣──「虛靈頂勁」，即排除心中所有雜念，去感覺身體每一個動作及氣息，從而達至放鬆的感覺；第二則要 「用意不用力」，即不要用盲力，慢慢這些口訣融滙成為其生活的態度。如何將太極精神融入生活？太極拳不僅可強身健體，而且日常生活中 每一個動作，簡單如走路時擺手、開門、擦牙等等，都會不知不覺間運用了太極的拳術，好處是可節省不少能量。

太極拳講求以柔制剛，關信基笑笑口說：「離 開咗課室，我其實好溫柔架」。他第一次接觸太極，是在一九五九年念大學的時候，隨意與班上一位同學仔鬧着玩，第一個學的式 子叫「左右攬雀尾」，學吓停吓，直至四五年前，柔靜太極拳研藝社在中大開班，他才開始真正有系統地耍太極至今。

關信基 又曾寫過政治矛盾與太極拳術，收錄於《拳以載道》其中一篇序言，認為社會應該認識政治有合作亦有衝突，正如太極圖中陰陽互相制衡，最 重要是認識衝突中的正面作用，「一個政體如果像太極圖，就是表示政治競爭、矛盾、衡突和反對也可以是好的」。

適逢香港的前宗主國剛剛改朝變代，雖然出現 懸浮國會的情況，但呈現世人眼前是一種可以有共識的政治文化。正如關信基在書中所言：「政治就像太極那樣，是個相生相剋的、朝 向圓滿的創造工程。英國人政治歷練比較到家，他們尊重政治反對，且把這文化制度化起來，透過憲法慣例、組織安排，讓反對黨有足夠空間 去監察政府，與政府競爭，甚至獲取機會執政。這種政治風度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可否透過勤練及體會太極有所得着呢？」

桃 李滿門 「學生好怕我」

在中大 執教了三十七年的關信基教授（中大人稱他為Dr. Kwan），今年七十歲了，是公認的政治學術界權威，年前退休，現時仍是政治與行政學系榮休 講座教授，在中大留有半間辦公室。雖說是權威，但筆者不會用一個「惡」字來形容Dr. Kwan，反而覺得他頗為平易近人，不時開懷大笑，有 時甚至散發一種老頑童的感覺，筆者心中猜想他一定深受學生歡迎。不過，Dr. Kwan反指，自己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上堂時一絲不拘，「學 生都好怕我。」

有幾怕 呢？八十後的畢業生說，Dr. Kwan好好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家，「最緊要係唔hea，資料全面豐富」；但八十年代的學生馬嶽則 說，Dr. Kwan令人心生敬畏。事實上，Dr. Kwan桃李滿門，比較常評論時政的包括馬嶽、蔡子強、陳健民、陳祖為、張楚勇，以及成名 等等。

訪問當天，恰巧遇上Dr. Kwan口中的入室弟子，現時同在政治系任教的馬嶽，回想起昔日師生相處的時光，馬嶽坦言：「當時係喺震慄中度過」。有幾「震慄」？ 馬嶽眼中的Dr. Kwan，是一位不苟言笑、邏輯性極強、要求又嚴謹的老師。

首次接觸Dr. Kwan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馬嶽修讀Dr. Kwan的政治分析學，上堂時「好驚！」因為這位老師要求用字精準，「你講嘢要好準確，用 錯咗terms，佢會立即糾正你」。不過，這種謹慎態度對馬嶽影響甚深，以至他現在評論政事，都再三考量用字，「翌日睇番傳媒的寫 法，好容易就知道有冇寫錯，因為有啲字我一定唔會咁用」。

自教書 以來，馬嶽更加佩服Dr. Kwan，包括充足的備課工作；同一個課程，可以有三套不同教學系統，「兩套都難啦，更何況三套？我做佢 助教，以為睇過晒啲readings，點知，第二年，完全係另一套嘢。」

對於教 學，Dr. Kwan自言，會盡量減少學生的必修科，希望學生多選修其他學系的課程。他又特別鍾意上導修課，讓同學自由討論，「我非 迫不得已都唔會令學生唔合格，培育學生需要的是鼓勵而非懲罰，你俾佢唔合格就會冇晒學習動機，我只係對俾A有所吝嗇」。

敬佩是一回事，但對於今次公民黨參與五區公 投的決定，馬嶽大表反對，所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馬嶽堅持，公投運動未在泛民主派中得到全面論證，就倉卒付諸落實，相 信很難有預期的結果。對此，Dr. Kwan直言，無所謂，強調學生有自己看法，「他們反對，唔係因為呢個運動本身激烈，他們比較重視結果，我 們重過程。結果當然都重要，我們亦好重視，但那不是唯一的。」

我很很很不喜歡資本主義，但更恨沒有公民權利

文：童無忌II

其實，政黨購買公共媒體時段作宣傳用途，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故此民建聯向商台購買時段播放宣傳政治新星，本身，也是沒有問題的。早前健吾前輩在明報刊登的文章，大概已把這商業邏輯淋漓盡致地說清楚了。香港社會，利字掛帥，端的是一分錢一分貨，今天連我們乘巴士也要由藍威寶特約報站，便知道商業邏輯如何凌駕於市民生活之上。

生活逼人　唯有投共

可是又有人說了，這篇文章為民建聯向商台購買時段塗脂抹粉，原因是健吾投共、與商台有利益瓜葛云云。我想，作者大概只想道出我們生活的社會何等無奈。泰山與余宜發受命作主持，以他們的資歷，他們應該知道深宵節目不應無端喊叫：「好靚呀！好多馬喺度跑步呀，好特別呀！」但為著工作、家庭、妻兒，他們不得不放下尊嚴。或許，連葛珮帆也不想主持，只見她整晚只說了幾句，但為著將來上位，還得要捱通宵；或許，連扮晨運的黃戊娣，那麼早起床，也是千個不願的。

但問題來了，如果整件事的主持人、製作人員都有難言之隱，為甚麼大家還要默默承受呢？從商台願意收受鉅額收益起，我們便知道整件事不離開錢的因素，若果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邏輯，就是令到泰山、余宜發、葛珮帆做出這樣擾人清夢的節目的元兇，更是令商台「投共」的主因，我們應該批判的，便是社會的不公義安排，而非僅僅追究個人過錯。

誰，讓社會這樣不公平

至少我們在這次事件上，看到偌大的不公平正在慢慢出現。健吾的文章比喻其他政黨質疑商業機構見錢開眼，就像幼稚園的學生妒忌同學沒有新鉛筆一樣，問題是有鉛筆的學生受爺爺照顧，每年進帳五千萬，受政治委任有政治助理有人大政協，才有本錢頤氣指使；那些沒有鉛筆的泛民諸黨，自回歸後逐漸受壓，地區勢力漸失，收入有五十萬已經算很好了，一直以來他們只能依靠背後那些買少見少的「泛民金主」，在北望神州的大環境下，還有誰會願意捐助這群反對派呢？

香港特區的政黨的發展史，從來都是一部不平等的發展史，表面公平的商業交易背後，操縱著資金的那對手，已經決定了一切。這次事件所以引起這樣大的回響，不是因為民建聯主持節目而眼紅，而是揭示了回歸以來極大的政治不平等。原來親中，便可以得到差之以里的資源，有了資源，便可與社會不同團體進行利益交換，建立主從關係，連商台這樣講求傳媒自講的媒體，也要屈服於商業現實底下了。這種政治不平等，更威脅著我們參與政治、發表意見的平等，只要個別政黨有錢，他們便可以比其他政黨擁有更多發表政見的權利，主導主流媒體的操作，那些資源匱乏的政團，便只有在舊式唐樓的某個暗角，租借單位開設網台，商台聽眾數以萬計，網台聽眾卻數以十計。

香港從來沒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面對著資本社會競爭邏輯對人所造成的異化，只有政治無力感，是無補於事的。我們更應該將這次事件帶來的啟發，積聚力量，尋求一套改變宰制和異化的社會制度論述，對當下社會進行批判，以求得到一個公義的政治權利分配。

有沒有想過，為甚麼深夜的電台廣播時段會值六十萬那麼多呢？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操控，不願開放大氣電波，把本來人人可自由參與、成本低廉的公共廣播，變成一樣供求極少的貴重品。當政黨順利透過資本獲得這項稀有的專利，一切的不平等遂展露於公眾眼前。若果我們的大氣電波可以自由使用的話，民建聯即使在做《萬千星輝愛落區》，相信也沒有人見怪，因為網民同樣有均等的機會，在大氣中主持《千億銅人愛公投》作還擊。

但儘管如此，資本社會的商業邏輯，似乎還是無法反抗，只要我們承認一天有商業媒體的存在，富裕的政黨仍可把他們統統買回來。有提議說，倒不如利用這次機會，讓政黨購買公共媒體時段合法化。但這種說法有潛在危險，因為這正正忽略了貧富差異導致的不平等政治參與。

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有些東西應該比錢更重要：我看我們是公民，不是財奴，不論貧富也應該有均等機會發表政見，以及相同的政治權利。即使無法排除貧富帶來的不平等，但公眾應有權知道政黨的收入來源，作為投票時考慮的資料，這便是訂立政黨法的核心價值。

然而政黨法也好，開放大氣電波也好，在沒有普選，功能組別猶在的一天，這些訴求可能還是太天真。除了投票，還有在報紙上謾罵，我沒有實踐公民權利的其他選擇。但我相信，只要多一個人相信公民權利比錢重要，維繫商業邏輯的力量，便會少一分，而打破政治不平等，亦指日可待。

音樂系的琴房

晚上由中大本部走，在池旁路碰到了讀音樂系的中學同學。機會難逢，自然拉著他要他帶我到音樂系參觀參觀。那時已是晚上十一時了。

從後門走進去，就跟著他坐升降機到一樓。中大的音樂系其實是佔據了一整座大樓，那個用來給同學練習樂器的所謂的「琴房」其實是一整層樓。內裡一間又一間給予不同的人練習不同樂器的房子。最抵死的卻是學結他的中同竟指著走廊上的一張椅子，說:「這就是我的位子。」

原來這個音樂系的「琴房」是非常的自由，人們除了在房中練習，也可以走出走廊練習。盡管擺滿了貴重樂器，卻是無王管地帶: 「要宿做咩姐? 琴房過夜都得啦」。中同說，音樂系上課可以教到的東西其實不多，尤其是大學學的主要是理論，技術上的修為便往往要自已努力。他自己就常常在系裡留到晚上十二點才走。同學都有門鎖的密碼，可以隨時在大樓中練習直至深夜。

在一層自由的練習房，橫七豎八的海報中，人們各自演奏自已的樂器，興之所至就即興合奏一下，累了就一起吹水，真是一道單是想像都已經令人嚮往的人文風景線呀。

大學的校園生活，不是正該如此嗎?

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J. Habermas)最著名的研究，是他關於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的理論。在他的理論中，所謂的公共空間，其實是夾在代表著管治權力的政府，和代表民間生活的社會之間的一些知識份子的交流的地方。他看重咖啡館文化，因為正是在這些知識份子隨意聚合的地方，才會在對話中有意無意的擦出思想的火花，推動整個社會的思考。

這套理論的中心思想，其實有兩個方面。第一是一種互相學習的理想。為什麼聚合的一定是知識份子? 那是因為學術的訓練能令討論更加集中，省卻昧於常識(common sense)的誤讀和誤解。第二則是一種對團結的追求。他在其後的一些文章辛苦論證的，是一種建基於互相溝通所帶來的對群體的團結: 他認為人是需要一種團結的，而團結的基礎，則是大眾在公共空間中的互相溝通、理解因而達致互相的寬容(tolerance)。

理論說來玄遠，但其實活生生的例子卻可以在咫尺之間。我們的大學，有沒有這樣給我們吹水而且可以不是吹廢水的空間? 我們的生活的地方，又有沒有一個可以和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走在一起，無戒心地天南地北的地方? 如果說音樂系的學習的長進，是建基於「琴房」中的各自修行和交流; 讀書讀了十多年的我們，又可有找到一個地方，互相抵礪學習? 是找不到，還是我們根本沒有人再去找?

我們常說大學理想的失落，也許就是這種討論空間的漸漸消失。填鴨式的教育令我們不知道學習應該是靠自己; 大學變成職業訓練所，又使我們不得不面對成績的追逐，為未來求職打算。於是認真的吹水，既無概念，也無興趣，更無時間。考試考試考試成績成績成績，把我們的生活完全收編入職位市場之中，使我們為自己打算已忙得不可開交，又何來時間，觀察和思考社會的公共事務?

我們的社會，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香港是一個價值失語的地方，人們都怕深刻的反思和討論，儘管其實有興趣的人不少。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個城市，反思的成本太高，而且整個社會生活制度也是和人的價值割裂的。我們只能也只懂得為追逐金錢而活。所謂的「核心價值」人人都說，又有幾多人有過深刻的論證? 又有幾多人，真的對這個社會，有歸屬感? 若有，我們又有想過，那是從何而來嗎?

音樂系的門牆之內，畢竟只是談音樂; 大學縱使有不同群落的型成，又會有幾多可以固定下來，安心的為社會、為人的價值，吹一吹水? 我們的社會，又有沒有地方能使人可以有一刻坐下來，和陌生人為思想而激辯? 也許，公共空間的建立，正是我們的大學、我們的社會，最重要的課題。已有的，要保全; 正在成形的，要想方法鞏固; 未有的，要尋找，要建立出來。大學畢竟比社會少壓力，作為大學生的我們也許應該要開風氣之先; 反過來說，若果連大學也不再能支持到一些公共空間，這個社會，也只怕是無望了。

文: 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