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區總辭的討論是悲情的，因為辭職好比把所有賭本跟中共拚了。它最讓人生畏的考慮是，若果泛民最後敗北，普選 便再沒有民意證明。然而日前形勢忽地一轉，公民黨 提出了總辭方案，像已解開一切民主運動的陰霾。但在公共討論裏面，他們先前提出的一切質疑，其實全部可以拿去再質疑自己一次：議題會被分化嗎？「變相公投」可「迫使」中央就範嗎？先旨聲明：筆者雖贊成總辭策略，但若因為形勢轉變而停止透過公共討論理順公投疑慮，是評論者的責任。
疑難一：時機選擇不當
社民連推出的總辭建議，乃對應年終政改諮詢而言，但公民黨的總辭藍圖，卻未得泛民共識，未開始談判，已退讓到2017年才普選。另一盲點是，為何 2011年才全體總辭？若曾特首聞訊即拒，等待1年不就沒意義嗎？戰線拖長的後果，便是儘管今天社會熱烈討論民主普選，難保數月後仍抱有相當氣氛。試拿任何1年「大事回顧」來看，1年之事何其多，普選議題被分化是可預想的事。
疑難二：泛民不是鐵板一塊
泛民全體總辭比5區總辭需要有更大的團結、承擔。惟當5區總辭尚未取得共識，又怎能確保全體泛民議員會跟大家「玩鋪勁」？素知泛民山頭林立，紮根不同位置，公民黨提出方案後，馮檢基 、何秀蘭 、梁耀忠提出質疑並不出奇。
泛民最終能否實質地提出彼此認同的策略，才是值得面對的問題。筆者理解現在只屬建議階段，但討論進程終須跳出空談框框。否則就與玩「大話骰」沒有分別：政團彼此為了不開底牌，按著不知實情的骰子叫價，到頭來如果團隊內有人根本沒總辭用心，又可會淪為互講大話，毋須負責的一場政治炒作？
害怕決戰的源頭
最奇怪的是，公民黨最害怕的贏輸問題，在決定總辭後像忽然勇氣大到可置之不理。但筆者認為，這牽涉到泛民對自身實力的根本了解。
回歸以來，民主派 有一種「失票症候群」，從來對自己的選票缺乏信心。每當要拿出選票對決，總要以哀兵的姿態告急，無論是陳太 補選，還是5區總辭，永遠預告著六四 定律會被中聯辦 的鐵票打破。倒不如我們別看民主派有沒有六成選票吧，看看建制派得票多少，即中聯辦統戰了多少票。2008年選舉，如果不計那些既非泛民又非建制的「搞局者」，除了新東、九東建制派得票逾42%，其他地方根本不過四成。在九西將民建聯 、梁美芬、田北辰 的票相加，他們只有近35%的選票，離50%還遠！
建制派沒一區能有過半勝算，那泛民究竟怕什麼？說到底，是我們隱隱感到，哪怕任何一區輸了民主議題，泛民已無立錐之地，因為，泛民一直無其他意識形態獨特之處讓市民支持。
再想想長毛 的一句話：「如果泛民政黨標榜有90%政策支持政府，那跟民建聯有何分別？」就算不支持政府，當黃毓民 一邊說一千蚊生果金是由社民連爭取，民建聯一樣可以到處掛上成功爭取生果金的橫額。事實上，民主派已在兩鐵合併 、領匯 上市、西九等議題「過」夠多支持票給政府了，但在野黨的角色本非如此，應是監察政府、提出反建議，以說服人民具素質準備執政。金融海嘯，市民未必最關心普選，反而是政黨能提出什麼濟世方案——已有四分之一年輕人失業了。但若朝野政黨政策如一，怎能說服群眾準備執政，讓更多民眾走進民主運動之中？
假使泛民早懂得站在建制派以外的位置開拓票源，就不怕決戰時拿不出選票。因為即使在補選給中共「河蟹」掉，仍存有實力繼續爭取民主。關信基教授在 1991年發表的《Power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一文說過，回歸後中共勢必為保「一國」角色不會輕易下放權力，故爭取普選路途艱難，但我們仍能夠透過完善《基本法 》「兩制」的灰色地帶，確保港人自治*。若公民黨諸君有考慮關主席的建議，現在應該不單在搞《樹木法》，而是草擬《政黨法》限制西環插手選舉；回國是港人權利，又為何只懂爭取台灣 免簽證，而不去關注沒有回鄉證的民主人士以致近來入境處 選擇性入境的問題呢？
連群眾工作都做不好，怪不得要年年害怕取不回六成選票。我想無論總辭成事與否，這才是泛民政黨需要正視的問題。永遠在危急關頭鑽空子，本錢既缺，多好的討論也是徒然。做好群眾工作，兩條腿走路，才能為民主作長線抗爭。
* 關教授另一建議是，我們應極力爭取大小政府委員會內決策民主，以求充權。這在泛民政策綱領裏，仍很匱乏。
區諾軒
作者是Roundtable成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
原文刊載於明報觀點版，19-09-2009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918/4/ealq.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