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OTHERWISE

Archive for 一月, 2009

看, 這畫作

In 很多問題的地方 on 一月 31, 2009 at 7: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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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作於五十年代

聽說, 畢卡索很喜愛這幅畫

“五十萬”, 當美國的一位專家站在畫前, 被問到它值多少錢, 她這樣回答.

誰畫? 一隻猩猩, 叫congo.

我從一個電視節目看到. 那個節目叫

“What makes us human?”

一個有趣得很的問題.

那個節目從科學角度來找答案

人類之所以為人, 是因為我們的一些本能

包括模仿, 語言,

但是人相當複雜, 以模仿為例, 人會選什麼人來模仿, 模仿至什麼程度, 選多少人來模仿, 難以估計.

單看本能, 似乎還未能足夠理解”人”這動物, 似乎還需要了解人的本性 (human nature)

提及本性, 是因為”道德”這東西的存在. 在此之前, 先要說明的是, 本性本能之間可以存有差異.

記得看過一套漫畫, 叫”漂流教室”, 故事說一間小學經過一場爆炸以後, 到了未來世界, 一個經過污染以致資源缺乏的世界.

一班小學生異常飢餓, 因而互相殺戮.

飢餓是本能的事, 而會否互相殺戮則是本性的事. 兩者可以有重疊的時候, 同時間也可以有這樣的可能: “不忍殺同伴, 因而選擇自我犧牲”, 這是本性控制本能的一個scenario.

有一本書, 叫 性・演化・達爾文 : 人是道德的動物?”, 作者說其實道德感是本能一種, 用途是令族群互相幫助, 得以繁衍. 換言之, 本能與本性也許是同一種東西, 都是生物學 (biological)的東西.

由財產權 (property right)衍生的”個人主義”好像給了作者一個回應. 在利益當前, 就算是親人也可以不理會, 最要緊的是自己可否獲得最大利益.

節目尾段把鏡頭放在事業女性的瞼上, 配以旁白說: “這些都是不生小孩的事業女性, 從生物學說, 她們的基因不會給傳下去, 換句話說, 是基因自殺. 這情況變得愈來愈普遍, 同時不利人類進化.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有不同的想法誘因驅使他們這樣做, 例如事業成就感, 購買活動換來的high等等.

說本能與本性是同一樣的東西, 似乎建基於”人類活動均為生存繁衍”; 而從上述兩段看, 這樣的說法似乎難以站得住腳.

馬克思曾提出另外一個解答, 來回應片尾的那個問題: 人類行為被生產關係, 經濟模式決定. 然後經歷過歲月巨浪, 他的答案也站不住腳. 因為說人可以被決定 (determined), 是說人沒有自主性, 換言之, 所有我們做的決定都不是我們做的. 如果人沒有自主性, 歷史上是不會有革命的; 浮城香港是不會突然有”本土論述”的. 引伸而言, 充其量, 我們面對的只會是可被打破的局限(constraints)而不是被完全支配(determined).

關於人類行為的支配與自主, 還在被辯論中. 人, 太複雜了. 可以說的是, 人的本性會影響人的行為: 打破或遵守constraints. 當然什麼是constraints, 我們還需再多想一下.

回到開初本性的問題. 它問的仍是那個問題: 人是道德動物嗎? 那即是”性本善”或”性本惡”一類的問題. 有些institutionalist 指制度源於文化, 歷史形成的核心價值, 例如西方最重視的平等與進步(即財富類積). 但是源自西方國家不公義的事卻屢建不鮮, 例如西方國家撐腰的世銀, 國際貨幣基金會屢屢借扶貧之名挾迫窮國開放市場為跨國大公司開路掘金,首要關注的都不是窮國利益. 又例如, 印度小農一直耕作某種農作物. 全球化以後, 有些跨國大公司宣稱他們買了該農作物的專利權, 然後搶了小農的生意. 是什麼原因令公義不能被顯現?

“人” 是一門大學問. 理解”人”可以理解很多東西, 例如什麼才是好的制度, 如何改變制度.

金名: 深感學海真的很大

 

只硬不軟

In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on 一月 28, 2009 at 5: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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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本文寫於一年前, 那時身在赫爾辛基過新年, 一時感興寫了出來. 記得小時過年很不快, 老娘告訴我, 那時的我老抱怨過年的香港是死城, 沒有報紙, 店舖不開; 現在好了, 全變了樣, “全年無休”成了潮語. 高興了吧, 反而沒有, 倒是心中多了點納悶, 我們說糊口也有點太過吧, 為什麼休息忽地變成了gucci一般的奢侈品?

新年與老娘通電話,她說:「香港人瘋了,初一至初三愈來愈多鋪頭不休息,終年無休。」

        中國人香港人素來視不眠不休瘋狂榦活為美德,休息娛樂似乎是一種毒品,愈為遠離愈好。這許是「勤有功戲無益」的意思。於是會考生高考生會每日苦讀十數小時,視睡眠為敵人,為的是想成為狀元。抽一小時跑跑步,也覺浪費。上莊遇上比賽,不眠不休準備是道理。生活有點游閒,就得多找點東西做, 以免浪費時間,閒著沒事榦。最理想的日程似乎是一覺醒來,便要匆匆而行,營營役役,直到夜深,一覺到天明。然後,日復日,年復年,都是如此。

        有次與德國人談天,說起之前的中國同房。他說,他們很勤力,學期還沒有開始,就已埋頭苦讀,party 不多去,也不多走出房間吹吹水。他很奇怪,為何我們這樣討厭娛樂休息。「你們不用勤力的嗎?」「不是不用,而是我們視休息與工作同等重要。」這就是鬼佬說的「play hard, work hard」。

        歐洲人把這句說話記得爛熟。芬蘭不用過大時大節,也會定時休息。這裡,很多博物館在週日都會閉館休息,超級市場會在七時休息,unicafe也在七時休息。若然香港有樣學樣,聽到的只會是媽媽聲。「休息? o甘早?X!

        曾看過一段新聞,說一個印度人服食了偉哥。他似乎對這種藥物太過敏感,其小弟弟整夜拒絕做地球之友,昂首望著前方。由夜深到天明,由紅變紫,印度人著實心慌,於是匆匆求診。想說的是,只硬不軟,我們視之為生理病態;只顧硬崩崩拚命工作而不懂放軟身子休息,我們卻視之為美德。奇怪。

        健康的生活在於平衡,勤固之然有功,戲卻不能說是無益。我們生活字典中有太多的「為了……所以……」字句,太少停下來隨心而行的機會。當然,但說平衡,談何容易。

後話

看Malcom Galdwell的Outlier講﹐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對休息有不同看法﹐是源於種米與種麥的分別。種麥一年只有工作幾個月﹐播完種就等收割﹐冬天更是遊手好閒。種米就要每天也照顧稻田﹐勤快的還可以多種一輪﹐冬天也要修補農具地基不能休息。或許經過幾千年的物競天擇﹐中國人的DNA比西方人需要少些休息。

感謝分享!

 

 

廣耳: 最近覺得”道德經” 很過癮

嗜血的習慣: 加沙

In 讀後感 on 一月 12, 2009 at 8: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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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到柏林猶太博物館, 建築設計故然令人看眼難忘; 但最令人難以忘卻的是照片與影片. 屍體的照片, 生還者的猶有餘悸, 亡童生前燦爛的笑容, 令人沉重, 令人同情猶太人.

2. “希魔”一詞之所以流行, 是因為按歷史記載, 他嗜血成狂, 而理由是要壯大日耳曼民族.

3. 1945年二戰完結, 無數人欣喜若狂, 以為惡夢完結; 而此時人類學亦開始興起, 旨在理解不同民族特性,促進 彼此包容, 避免再發生種族仇恨, 發生血戰.

4. 似乎, 這只是小孩盼望聖誕老人派禮物一類的願望. 1945年之後, 地區種族戰爭從未間斷. 1948年, 便發生阿拉伯國家圍攻以色列, 其後更有韓戰越戰, 新近的有阿富汗iraq加沙戰爭, 籌備的有iran, north korea戰爭.

5.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加沙的慘象令我充滿疑惑.

6. 我不了解他們的種族仇怨, 但同時亦不了解為何解決辦法只有一個, 就是流血.

7. 當希魔當年所做的由當年的受害者薪火相傳, 我的主要疑惑: “人性為何”, 開始有了點眉目. 我信, 人性本惡. 只是還未了解 1.有多惡;   2. 什麼時候才會惡.

廣耳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1 |  文化 |  By 何慶基
20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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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法西斯
假期天,只想在家中躲懶,看電視,讀書。
電視新聞報道——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大肆殺戮,幾歲小孩,被炸得肢離破碎;工展會丁財兩旺,高官呼籲市民繼續努力消費。
讀約翰.貝格(John Berger)的近作《緊抱一切》(Hold Everything Dear),這位在七十年代憑《觀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為文化評論和藝術史帶來翻天覆地衝擊的作者,在書中序言中寫道:  這個世界改變了。資訊以不同方式傳遞。錯誤訊息正建立它自己的伎倆…… 經過人類史上最惡劣的民族清洗暴行的人,現在他們組成的國家,至少從軍事角度而言,變成了法西斯……。
在柏林有著名的「猶太博物館」,博物館的外牆,由大塊金屬砌成,巨大、沉重而冰冷。建築物鮮有門窗,像被全然密封,外牆上有如被切割的裂縫,成 為室內與室外少量通道。大幅灰褐水泥牆塊構成館內空間,有不少刻意留下來的密封但空白空間。那是一所卓越設計的建築物,用作展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殘酷歷 史,倍令觀眾感覺沉重和壓迫。
雖然欣賞猶太博物館這懾人的建築,但無數次往柏林,也沒勇氣參觀,因為即使平日接觸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影像,感覺已極差劣,遊走於充斥着絕望和死 亡的特設空間內,真不知會有何反應。但更會令我嘔心的,是這種族清洗行動,一直未有停頓。曾經被屠殺的,今日變成了屠殺者。我深信如我走進這所博物館,我 會太傷感和忿怒。
新聞報道,以色列軍隊在加沙把平民趕進一所建築物內,第二天向該建築物發炮……。
博物館應該是重要的社會機構,提供承傳文化、認知歷史的平台。它也是權力架構的一部分,誰有錢有權力蓋博物館,便最有權解釋歷史述說真理。博物館是權力架構的傳聲筒,文化很多時候兼任宣傳工作。一套又一套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荷里活的電影,每次都看得令人心酸。
關注人權的史匹堡,會否拍一部關於巴勒斯坦人苦難的電影?自1948年七十萬巴勒斯坦人被搶奪土地趕離家園後,有多少婦孺、無辜平民持續地遭受 殺戮?無數的子女、父母、爺娘和好友,又有誰會去紀念他們?什麼時候可以為巴勒斯坦人建一所屠殺紀念博物館?連一塊可以安穩地生活的土地也沒有,或許不應 學人家談興建博物館。
全世界都在興建博物館,當然以阿布扎比的文化區最豪華,請來各地建築大師,包括興建畢爾包古金漢的建築大師富蘭克.蓋里(Frank Gehry),為這伊斯蘭城市,設計多所超級博物館。
以色列也在蓋新的博物館,名為「包容博物館」(Museum of Tolerance),也請來蓋里來設計,以博物館保證宏偉而具鮮明的藝術感。這「包容博物館」其實是洛杉磯的分館,該館以「包容」為名,實質為另一所納 粹屠殺猶太人的紀念館,是對猶太人在歷史上不被包容作出控訴。好像是,多一所博物館用來對被殘害作控訴,便多一點藉口可以去殘害其他人。
在以色列的「包容博物館」,焦點卻不是關於納粹的種族清洗,而是鼓吹包容。但不要搞錯,那不是關於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互相包容,而是指來自不 同地區的猶太人的互相包容。而博物館興建的地點,是耶路撒冷的馬密娜(Mamilla)墳場上。馬密娜墳場是伊斯蘭教在當地最重要的墳場,這種埋葬了不少 伊斯蘭的聖賢學者。在這塊土地上興建猶太人的「包容博物館」,是個粗暴明顯的挑釁和侵犯。
生的不放過、死的也不放過。宏偉的博物館,是個精心設計的持久羞辱。
約翰貝格引述一位以色列拒絕入伍的反戰分子Sergio Yahni的說話:「這軍隊不是為以色列市民帶來安全;它的存在是為了保證對巴勒斯坦人土地的長期搶掠。」上網找此人的網頁,發覺網頁不再運作。原來他最近被拘禁,被捕時他正在拍攝「包容博物館」的興建。
新聞報道,以色列政府宣布,將加劇軍事行動。外交部長冷冷說遺憾,但解釋謂戰爭中平民自然會有死傷。有投訴謂以色列軍隊繼續使用國際禁止使用的白磷彈,很多平民繼續死傷。
猶太博物館內有一個裝置:無數由鋼鐵鑄成的驚慄面孔,重重堆疊鋪放於博物館大堂地上。我想起猶太人,想起毒氣室,白磷彈,想起巴勒斯坦人。原來,嗜血是可以傳染,而且會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move on

1. 百年戰爭——探討阿拉伯和以色列衝突的前世今生

國父演說的聯想

In 讀後感 on 一月 12, 2009 at 5: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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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讀到國父演辭的字句, 是在孫中山博物館.

那句話是這樣的: 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

竟然。「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於我而言,是很震撼的一句。

今日香港,是一塊保守地。

官說:「我們要緊隨以往輝煌足印。 」

中同說: 「我同情說change的人, 也許, 也會欣賞他們。 但是緊跟遊戲規則才是黃道。」

成年人說:「讀非商科,沒出息的。」

今日香港,沒有問題嗎?

不知道,只知道要有什麼改變,很難,什至不可能,中學同學告訴我。

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1923年,孫中山在港大陸佑堂大聲的說。

往事,原來真的如烟。

假期在宿舍,閒著沒事幹,隨便在YouTube選幾首七八十年代香港老歌看。其中一首是<三人行>。三把聲音,唱出不同年紀對孤獨看法。第一把是童聲,搖搖晃晃,與音準做不了朋友;但與簡單的音樂、易明的歌詞予人一種質樸自然之感,很獨特。在我眼中,更是很有創意;與現在那些鐵板一塊一式一樣,歌手拼了命然後走了音的歌相比,是兩種層次。

是我懷著歧見、幻覺還是現在香港枷鎖真的太多?不曉的,只確信,今日香港早已不是國父所言的那個新理念搖籃。

 

孫中山訪問港大當年報道

旋國父即應香港大學同學會(按:即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於二十日上午十一時、至港大大禮堂(按:後來改稱陸佑堂),作公開演講。據翌日香港各華文報紙,所記國父在大學堂演說之新聞云:

「昨日上午十一點、孫中山先生在本港大學堂演說,座中有輔政司施雲君、普欒君、爵紳何東君、及陳友仁君等,與會者多大學堂會友,約有四百餘人。大學堂學生會義華何東君(按:即何東之子何世儉),起而向孫先生致歡迎詞。次由輔政司施雲君演說,大致亦向孫氏表示歡迎。孫中山先生是日穿長衫馬褂,頭戴氈帽,精神奕奕,用英語演語。

演講全文

「略云: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已家鄉一式,因為從前在香港大學讀書,其教育是在本港得來。今日乘此時機,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 即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於每年放年假,必返鄉二次,每次約數禮拜。覺得在鄉間在本港,確大不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吾有一次返鄉,遂主張由我個人發起親自灑掃街道,為清道夫。(哄堂及鼓掌)。在村內有多數少年,贊成如此做法,極有進步。後面見香山知事,解明來意,欲仿效香港,整頓地方。知懸亦喜,且云:極願幫忙。不幸放假完滿,再要返港。迨第二次返鄉,欲再求縣官幫助,始悉縣官已離任多時,其缺己為繼任者用五萬圓購買之。此等腐敗情形,激起我革命之思想。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為我敝邑香山一縣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

「由此想到中國之官,勢位越高,貪念越熾,所以北京各處,更有甚焉。吾曾與英國之西人朋友閒談,僉云良好之政府,並非與生俱來,須人事造成之,數百年前,英國官僚多係腐敗,迨後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產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堅,深知如中國無良好政府,辦事必不能成。迨畢業而後,在社會行走,遂毅然決然,脫離醫學,而轉以救國為前提。惟是革命以來,亦有多少人反對,且多加以譭謗,不明我素抱之宗旨,且疑我為激烈派。惟吾人之宗旨,無非欲得好政府而已。雖然,中國革命以還,十二載於茲,不特無甚進步,人民之苦更深,因是有少數人,且欲恢復帝制。但須知,民國係以民為主,故稱為民主國,人人皆有一份,不容放棄者也。民國現時廢除帝制,如拆了一間舊屋,其新屋尚未建築完竣,而一有風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勢所必然者。但將來必有完竣之一日,不有艱苦,何能底於成。吾之所以百折不回者,無非為一勞永逸計,為大眾謀將來之幸福計耳。(大鼓掌)。

「有等西人,亦曾向余問及,何以中國反正後亂事多過從前,吾祗答以緣故極多,現在革命事業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頂,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為樹枝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樹技終有枯之一日,障礙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無論若何艱辛,一定要革命成功。(大鼓掌)。中國有一良好政府,我心願已足。現時香港有六十餘萬人,皆享安樂,亦無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極望諸生勉之。云云,孫先生演說既畢,忽有學生五六人,將孫先生抬起,直抬出頭門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歡呼。孫先生亦揭帽答禮,歡聲震天,至一點方散會。孫仍乘摩托車返楊西巖住宅,駐節。聞定今天(廿一號)搭船上省...」

http://www.hku.hk/daao/sunyatsen/syspaddress.html

特區政府的行政哲學

In 關於我們居住的地方 on 一月 4, 2009 at 3: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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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和一班大學同學去梅窩玩,自然是在碼頭乘船出去。大伙說說笑笑的就坐了上船。掛在船艙上的電影如常的在播一些注意安全的告示,我本來也沒有太為意。之後播了一則「乘客不應在船上吸煙……」我也未為意,下意識地預設會播出一些小學生的理由,豈料卻刺耳的聽到一句: 「根據香港法例第……條,……..在公共場所吸煙是非法行為,船上是公共場所…….」。

原來政府勸說市民不要在船上吸煙,竟然要動員到法律。潛台詞是: 因為我會拉你,所以你唔准食煙。堂堂政府竟然搬不出一個道德理由要我服從,原來一切保健理由尊重理由安全理由我們的政府官員都搬不出來,他們搬得出的,只有法律。

是我太吹毛求疵嗎? 其實這件小事,可以引起很多反思。

政府的道德角色

政府或國家機構 (state)對於個人有道德上的角色嗎? 肯定是有的。一個政府,憑甚麼要求我們服從它的法令? 你或者會說,那是因為它所行的一切,都是法律授權的。但這只會把問題再推進一個層次: 為什麼我要服從法律? 法律又不是我寫的,我也從未被問過是否接受這套法律。由此可見,對政府與法律的服從,是要訴諸一種道德情操,因此服從才足以成為一種義務(obligation)。

政府施政的道德正當性,因此從來都是政治哲學的爭論領域。其中對政府管治權力最消極的一派,是以海耶克和諾齊克所代表的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思想。儘管如此,諾齊克在其著名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還是為一種最低程度的政府管治作出道德辯護,甚至認為這種政府是人類實現其自由的烏托邦所必需的。

由此可見,無論如何,政治法令的施行,是一定要有其道德基礎的。其所施行的一切,其實都可以訴諸政府自身存在的道德意義。這也應該是每一個政府有信心去提出並說服它的人民的。我甚至會說,這種為自己的行動訴諸道德意義的能力,應該是每一個執政者應有的。否則,迷惑的不只是人民,更是官員自己。政府官員至少要懂得回答: 一,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和二,為什麼這件事,應由我做。

香港的管治危機

這兩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決定了一個政府的施政的方向。如果這兩個問題竟是難以回答的,那麼只代表了整個政府的管治,是沒有方向的。香港一個很響亮的用詞是「依法施政」。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法律只規限了你不應做甚麼事。正如你不會說一個不殺人的人就是一個活得很好的人,沒有干犯法律的政府就不見得是一個有良好管治的政府。

因此,特區政府所謂的依法施政,所指的大抵是指嚴格遵守規章的公務員管理作風。如果我們透視船上播的那一則告示,其中的思維與其說是「依法律做事」,倒不如說是「跟足規章」: 把法律責任列明,不多也不少,萬一有甚麼爭論,至少不是自己的錯。因此他們不會用語意可能含混的某些公德來證成對這個舉動的禁止,免得太多花款,反而在真的檢控時招人話柄。

在法律所限定的空間之中,政府作何選擇,是有優劣之分的。香港向來以自己的公務員「跟足規舉」的管治文化為傲。但我們卻漸漸開始發覺這種管治文化並不有用,這由近期政府官員尤其是公務員屢出事故即可見到,最近期且最大問題者莫如特區政府在處理對滯留泰國的港人派包機事件。

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為什麼我們向來以為運作得很好的東西,竟然好像漸漸運轉不靈了?

解構行政哲學的空隙

正在讀《香港市議會史》,談的是香港市政局的興廢的歷史,從中可得以復刻出香港早期的公務員管治的情況及對社會問題和危機的處理。據書中描述,市政局的前身潔淨局的建立、存廢和改革本身就是一次跨部門協作的失敗。面對官僚架構的部門本位的僵化、垂直問責的權力架構,雖然早在1882年已有專家指出公共衛生的管理方式不足、並提出改革方案,卻一直要到1894年鼠疫爆發,改革方案才能逐步推行。

而其中,港督就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可以說,早期潔淨局的建立,其實一直是港督和公務員之間的微妙角力: 港督既要對之依賴,又要在其中奪回主導局勢的權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公務員文化的兩個特質。首先,由於基本是只有港督是由英國政府政治委任的,香港的公務員系統由一開始就要處理政策制定的問題,是有其本身的意志的,甚至和港督的意見可以相左,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理論上是有絕對權力的港督何以在爭取成立潔淨局時困難重重。其次,是可以見到具體新政的興辦是要有一個外來的港督來推動的,只靠公務只系統本身的意志是不可能有所創新,公務員系統的保守本質,令它只足以制衡,不足以創制。

我們所繼承而來的,就是這樣的一套公務員系統。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單獨依賴公務員系統或公務員文化處理公共事務,從設計上本身使是不足的: 它有一些空洞是有待一些系統外的意志去填補的,這才符合整個制度設計的邏輯。

公務員系統的意志,或公務員的文化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其保守性。一切跟足典章和慣例,而且不去想像典章空間內的其他可能性。這樣的好處是把日常運作最大效益地運轉得井井有條,而不足之處則是制度性的不思進取: 何必做前人未做過的事呢? 做足自己的事,有甚麼典章外的情況發生,處理不到也不是自己的錯,反正自己的官運只繫於對典章和慣例的遵守。想得太多,是為生事。

這種程序為本不理結果的思維,是不能單獨面對公共事務的,其上一定要有一個以達成某些目的為意志的長官,而這個長官亦要按政治遊戲的規則辦事,也就是說要有足夠的政治威信和細密的政治操作。簡而這之,就是要一個為政府注入價值觀的大腦。這就是這個制度的設計邏輯。

以行政代政治的深層解讀

一旦這種外來意志失卻,公務員文化的運轉就會出現空隙。這種空隙總要填補。而填補的,就是一種隨機的、應付目前的為主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的價值觀。香港的公務員甚至政治任命官員訴諸「依法施政」就是這種意識的表現。

可不是嗎? 一起又一起的事件,由身邊的小事到公共政策的決定的大事,我們都可以見到特區政府施政背後的道德原因總是蒼白而淺薄的,官員以道德理由為政策辯護的能力也是弱的,他們最終只能訴諸「按足規矩」或「經濟成就」。事實上,整個特區政府的施政就是沒有方向。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的方向,都只是做好這份工。自回歸之後,香港的主政者們惑於英國管治的成就,認為成就可以歸功於公務員文化,以至於把公務員的行政倫理奉為政治價值觀。公務員依然主理政策制定,但卻是以行政的倫理取代了政治的價值,把政治的問題當行政問題來處理,打破了整個制度邏輯,自然令市民的期望和官員的自許有了落差。所謂的施政失誤和政治死結,多多少少就是這落差的體現。

代結語: 管治效能與政治價值觀

回到最初的問題。當一個政府,竟然要動用到法律為施政辯護,真的只是小事嗎? 事實上,如果我們扣連年來政府總總的所謂失誤,其實都可歸結到,政府官員根本不能回答那兩個簡單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和為什麼這件事,應由我做。這其實就顯示了,政府的管治哲學中,只有應變,沒有方向。

在特區政府中,不管是官員還是公務員,都沒有一個完整的政治倫理在為管治的根本。大家對公共事務的概念,就只是「打好這份工」,而對自己的政策,欠缺一個道德上的指標。也就是說,整個政府都是價值中空的。這是危險的: 香港人都不知為何而管治與被管,政策沒有連貫性,惟看社會風向辦事,而且官員和市民的分析方向是不同的: 一個是程序為先,一個是只重結果。因此每一個政策都會引會無限爭議,政府連支持其理念的支持者也沒有。

事實上,這是香港民主化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不難想像,即使一天我們普選了特首,如果公務員依然是如現在一樣主管政策的制定,更有甚者,如果公務員文化的迷思依然存在。那麼,即使有了普選,減低政治威信的施政失誤依然會常常發生。由此可見,公務員為主的管治結構和文化,一定要作出改變,我們因此可以理解政治委任制本質上其實是一個不怎麼差的概念: 事實上我們確要反思公務員在公共政策上應帶甚麼角色。

要鞏固香港的民主,其實有必要有一種根本性的對我們的公務員文化價值中空、沒有方向而對政府有效管治的影響的反思。

文:基斯

STEVE JOBS 的演講

In 讀後感 on 一月 4, 2009 at 2: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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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這篇演辭不止一次, 說的是老生常談: 要做自己喜愛的事

可是在香港, 這是談何容易的事

通常, 障礙有兩個

  1. 大人說: “父母誰供養?”
  2. 友人說: “那沒錢的, 實際點吧”

Jobs中途綴學, 然後學西洋書法, 當時看來不切實際. 誰知這成了日後他對imac的創作靈感來源.

Jobs說, 現在只憑喜好行事, 試多點, 看多點, 好像每事之間沒有關連. 但日後回望, 你就會看到它們其實是互為因果.

反正還年輕, 隨心而行還可以; 大不了, 路行不通, 那時候才想plan b 吧. 我是這樣想的.

廣耳

http://news-service.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Stanford Report, June 14, 2005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This is the text of the Commencement address by Steve Jobs, CEO of
Apple Computer and of Pixar Animation Studios, delivered on June 12,
2005.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at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ruth be tol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 di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 have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someday go to
colleg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of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on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ten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is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This approach has never let
me down, and i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o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had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 the Macintosh ― a year earlier, and I had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 ha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I retur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Laurene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s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 i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 i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ew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19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and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ew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走在華山路上

In 迅間看地球 on 一月 3, 2009 at 3: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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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不到我的朋友們這麼可愛。「那天晚上,我還在打邊爐,然後一個電話來,說明天出發。於是我要早走,跟朋友解釋,他們都呆了。」其中一個說。他們是特別的一 群,做的往往出人意表。第一站是三月暴亂以後,人人不敢去的西藏。然後南下到西安,再北上至絲綢之路,途經敦煌、吐嚕蕃、天山天池。在西藏的時候,幾個人 捧著西藏問題的書讀,然後討論;更令人想像不到的,是他們在西安用了十六個小時,走遍華山東南西北中五個峰。幸好,我沒有錯過跟這群癲佬旅行的機會。

到達華山山腳,已是六時多。想不到這個時候,還有那麼多人到來。步進一間小店,聽著一個免費的講解。「大家不妨在這裡歇息一回,凌晨十二時我們才上山。兩個好處:一. 晚上走不用在山上留宿,省點錢; . 夜黑,看不見東西,走得會安心點。」想像不了華山有多險,於是買了一本小冊子。百尺峽、千尺童、天梯、長空棧道,名字令人心驚。看了相片,更是無言。那幾近90度角的峭壁,很有下一站天國的味道。

我 們沒有歇息,吃過晚飯以後便上路了。背的東西很多很重,有幾升水、煮食爐、杯麵、睡袋,那是因為我們計劃在山上煮麵,然後睡上一覺。剛上山的時候,遇上一 位負責守山的人,他在那裡工作了數十載。「前幾天,有一位女生考試壓力大,上來自殺。這不是件新鮮的事情,以前也有不少人失意之後上來找死。」望著不見頂 的峻峭,在想,若然我是其中一人,當費這麼多的氣力只為上山一躍見上帝,我會選擇用其他方法,或是到頂以後乾脆坐著欣賞讚嘆美景,再想想需要急著找天堂老 闆飲荼嗎?

初時走著,心很雄,走得很急,身邊幾個顛佬戰友也不顧了。「華山是五岳中最高的一座,有二千多米高。所以走的時候不要急,要一步一步慢慢走,這樣才能到頂。」守山人說。之後走在山腰,面對無盡的梯級,這句話顯得特別可愛。實現目標,大概也是這樣吧。

山上的士多多的是。「為什麼我們要背這麼重的東西上來?」大家相對無言,笑了幾聲便繼續上路。

利物浦的老調:「we will never walk alone」同樣適用於華山路上。雖已入黑,但還是可以見到人頭湧湧。大部份都是大學生,高矮肥瘦,男男女女,全都來了。上百尺峽的時候雖然幾近於徒手攀山,但「加油!」的呼聲不絕於耳,令人爬得非常過癮。

要 命的是踏上無盡梯級,特別是在通頂的情況下。總是說自己要多睡才行,趕論文的時候,也要九點睡,然後兩點才起來繼續搏老命,不能通頂。那種望不見盡頭的環 境,那種渴睡的癮,實在很易使人心生放棄念頭。但是那天心裡堅持像念佛機般不停說著:「好過癮呀,哈哈。」人好像精神了點;多點耐性,辛苦程度好像又少了 一點。自我催眠,原來藥效可以與西班牙烏蠅一樣大。

差不多到北峰的時候,我們開爐煮麵。那時大概是零晨三時多,飢寒交迫。當其他上山的人都用欣羨的眼光看著我們的食相,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種洋洋得意:不論上華山背重包有多笨,現在有回報了。

上 東峰頂,早已聚了一群人,等待日出。向下望,看不見底,那種大地在我腳下之感令人難忘。慢慢,太陽出來,大家熱烈地拍照。雖然我們一夜沒睡,但是還是堅持 上餘下的兩個峰。安坐旅舍與走華山,一定是前者舒適得多。但是這樣的走在華山路上,卻是心中興奮。也許真的是因為無限風光在頂峰吧,那種征服華山的險與無 盡梯年級以後的實在感令人暢快非常。真吊詭,平日稍為遇事不順,便心生抱怨,問天問地為什做一件事也有那麼多旁枝末節,而不是一條平坦大道暢通無阻。人生 路與華山路很不同嗎?不見得,兩者都不是家樂徑,自己卻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是惰性作崇嗎?是吧。但是走在華山路上,強烈感到辛苦死總比好逸惡勞來得痛快。

回程的時候,背著大包下山。「哈哈,傻子,背這麼多東西上山。」行山客在旁笑說。也許吧,十六個小時,東南西北中五個峰,這就是青春。

文:金名, 經常糾纏在”什麼才是有意義”的問題上, 然後燒了不少時間, 最後發現想這個問題一定是沒有意義的動作